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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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到有族诛大罪的“挟书之禁”，不因秦亡而稍弛。汉沿秦制，书禁末解。直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这条死罪大法，才被撤销，它前后延长了二十二年之久。解禁之后，社会上通用的已全是“简体字”的“隶书”。禁书之前包括七国古文的“繁体字”，什么“大篆”、“小篆”和“古文籀书”，便甚少人通晓了。可是书禁既解，则“燔余之书”（包括始皇烧的和项羽烧的），和匿藏之书（像伏生家中和孔子故宅偷藏的“壁中书”），往往皆出。在政府鼓励之下，国立中央图书馆（中秘书）中也堆满了断筒残篇。为整理这些残书和口述稿，大家就只好全部使用简体字（隶书），所谓以今文读古文是也。“以今文（隶书）读古文（篆、籀）”事实上也是一种翻译工作。不同的译者作相同的翻译，其结果往往不同。更何况七国古文，各有其“异文”，而口述者如伏老先生，又不会讲“标准国语”，这样问题就大起来了。——君下见吾友柏杨以“白话”来翻译“文言”（通鉴）哉？更不见，“通鉴广场”及众多媒体，见仁见智者，对柏老之棍棒交加耶？这就是发生在两千年以前的“今古文之争”的现代版了。明白了柏杨近年之恼火，则两千年来今古文之争，可思过半矣。
从董仲舒、刘歆到党的领导
两千年来论今古之争者无虑数十百家，拙作斯篇多采比较深刻的王国维说。志之是不掠美也。这一发生在两干多年前的学术争辩，正如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有关“海瑞罢官”的辩论。如照京兆尹彭真在《二月提纲》里的办法，把它限制在教育文化部门也就罢了。无奈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利禄禽兽。任何有关文化的小事，都要搬到政治上去。为的是入党做官，有权便有一切也。要夺利，首先就得争权。这样便牵涉到两位关键人物，董仲舒和刘歆了。
大家都知道董仲舒是搞“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儒家大政客。他说服了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和国立中央“太学”，而当“太学生”（也就是所谓“博士弟子”）则是入朝为官的终南快捷方式。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〇四）专治《春秋·公羊传》，可说是今文家的鼻祖。他所建议设立的“太学”，自然也就是一座今文大学：五经博士所授的自然也是今文五经了。董仲舒这批“斯大林主义者”，既然把持了党校，左右了党的“意蒂牢结”，操纵了入党做官的“仕途”凡数十年也就罢了。谁知半路上又杀出个“托派”来。这一托派的首领，便是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奉命整理燔余残害的刘歆（公元前五三～公元二三）。
刘歆和他的父亲刘向（公元前七七～前六），原都是中央图书馆里的编审和管理人员。二人都写了不少卷有关“目录学”的名著——那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目录学。刘歆显然比他爸爸更有学问、更调皮。他在这些残书中却偏偏看中了一本惊世骇俗的“古文”名著《春秋·左氏传》。
汉初今文学家治《春秋经》原只有《公羊》、《谷梁》二“传”（“传”在欧西“圣经学”中叫做mentaries）。刘向原也是专攻《谷梁》的“今文家”。如今他儿子忽然凭空突出了古文经《春秋·左氏传》；而这《左氏传》的史学内容、文学光彩和哲学义理，都比酸溜溜的“公”、“谷”二传要高明得多。原发现人刘歆乃奏请皇帝（汉哀帝），把《左传》以及和它类似的古文经《周礼》、《毛诗》、《古文尚书》等颁入太学，成立正式科系，设置专科“博士”，招收“博士弟子”，与今文科系，平起平坐。汉哀帝当时对“春秋三传”和今古之争，倒颇有持平之论，但是纵是皇帝也别不过把持党校、左右朝政的今文派官僚。他们坚决反对把古文经列入官学，并说古文经，尤其是《左传》，是刘歆伪造的。所以终两汉之世，官学始终为“今文家”所把持；“古文家”只能在山林之间，办办私立大学，不能入党做官。——谁知刘歆这位古文家的鼻祖也有其歪运。在公元九年时西汉王朝就被王莽篡夺了。王莽篡汉之后，建立了他自己的大新帝国。王莽和刘歆是少年时期的好友，又是个好古成迷的“新朝”新皇帝，他要改变旧朝的一切文物制度，包括太学里的学制。因此他就任用歆为“国师”，来个经学大翻身。把所有的“今文经师”赶掉，而代之以“古文经师”。不用说《春秋·左氏传》、《毛诗》、《周礼》、《古文尚书》等等，都变成了新朝的官学。其余各科系自然更是古今并列而以古文为主了。这些古文经，尤其是《左传》，也就是康有为所说的“以周公篡孔子”的“新学伪经”了。（康著《新学伪经考》就是用全力来说明《左传》是刘歆拼凑的“伪经”。」
可惜好景不常，王莽的“新朝”只搞了十几年就亡国了。公元二十四年，刘秀建立起东汉政权之后，汉宫旧仪，全部恢复。新莽的一切建置乃全部罢禁。因此东汉二百年中官办文化教育，仍是“今文经”独霸的局面。
但是“今文学”之所以能独霸两汉四百年坫坛的道理，实在是“政治挂帅”有以致之。它既变成政客党棍的衣食父母、利禄工具，则“今文学”便和现在的“毛选”和“遗教”等等一样，也就离学术愈来愈远了。而潜心学问、有为有守的“古文学”大学者如马融、郑玄等所办的私立大学。反变成清望所归、全国风从、一枝独秀的学术重心和民主人士了。日月推移，他们终于垄断了“汉学”的名称。后世之人搞古典研究之所谓“汉学”、“宋学”者，前项实专指东汉的马融、郑玄、服虔、贾逵、许慎之学也。两汉官方所坚持的“今文学”不与焉。因此在学术界不知轻重而硬要搞党的坚持者，读我书，其三思之。古史未始不可为今用也。
“先师”和“素王”
我国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倒头来反被古文家占了上风。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时的；搞学术的成就则是永恒的。东汉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学术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结”的都只是一些不学有术之士。
古文经学既被赶出了政治田，和利禄绝了缘，三百余年的演变，终于使它变成一项“纯学术”的研究。白头穷经的老学究们，一个接一个“穷”下去，乃开创了我国古典学术里的注疏笺证、训诂考据的主流学问来。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这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和“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之，后来都网罗到“古文家”的队伍里去。
而清初的“朴学家”，干嘉的“汉学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传了。他们自己实事求是，一丝不苟。酸则有之，马虎则绝不许也。他们自己如此，从而认定他们的开山老师，那位删诗书、定礼乐的圣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们“古文家”的学派里，孔子就被尊奉为纯学者的“先师”了。
今文家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是搞“党的领导”、“一言堂”、“罢黜百家”起家的。凡事要“政治挂帅”、“学术是要为政治服务的”。然则搞政治又所为何来呢？曰：搞政治是维持“党的领导”、“以党治国”、“为人民服务”，“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去拥护革命、参加革命和完成革命。完成革命之程序有三大阶段，国父曰：“军政”、“训政”、“宪政”是也。其实所有主张搞集权政治的语言，都是大同小异的。今文家搞治国、平天下（那时的“天下”就是中国本部）也有三大阶段，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们看来，做学问、写历史，都不应该是“为学问而学问”。它们应该是“有所为而为之”。因此什么“训诂辞章、考据注疏”，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些“数百年无用之学”（康有为语）。毛主席不也说过吗，“这是个原则的问题”；“这是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见《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以治经书、让历史、搞文艺重在明了“义理”。义理既明，写历史就应该“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至于历史事实，纵写它个“七真三假”（四人帮的教条），又何伤哉？孔子不也说过：“大人者言下必信，惟义所在”吗？
今文家们本身既有此意念，他们心目中的祖师爷孔子，也就是这样的救世济民、学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下是搞“纯学术”的“先师”了。在今文家的认知中，孔子不只是“删”诗书、“定”五经的大编辑。“六经”（》《书、》《礼》、他老人家是六经的作者。《易、》《诗、
《乐》、《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选集”和“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孔子是要根据这套蓝图去变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纲解纽”了的东周衰世。但是他的孙子不是说他的爷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见《中庸》）？他自己不也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见《论语·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后“因袭”的吗？“和平演变”的嘛！什么鸟变法改制呢？今文大师说：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谈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时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伪“托”“古”圣先王，来“改”变“制”度啊！夫子是“圣之时者也”。我们怎能以“伪托”小节，来拘泥局限伟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认为孔子不是搞“无用之学”的迂夫子和“先师”什么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国救民，终日栖栖遑遑搞行动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说的，他是一位“素王”！“无冕之王”（新闻记者）！
“我们安徽”的“干嘉之学”
可是这种只注重哲学的“义理”，而藐视史学“真伪”的“今文学”，两汉以后就失势了，因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际，以诗文为时尚，经学浸衰。今文学就尤其显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学本身的学术性，还是有其客观的价值。宋明之际它那重义理、薄史实的精神内涵。又被宋儒承袭了。只是两宋的“道学”是受印度思想的影响所形成的。“由佛返儒”的“道学先生”们，特别推崇《大学》、《中庸》（《礼记》中的两个短篇），注重在个体的“修身养性”和“明心见性”。对“今文家”的“尊素王、张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们对孔子的看法，还是比较接近“古文家”、“至圣先师”的主张呢！明代的王（阳明）学虽继陆（九渊）而非宋（熹），然在中国哲学大宗派上说，程朱、陆王基本上是属于“理学”这个大范畴的。
时代发展至清初，由于异族入主，文纲孳严，清初诸儒，再也不敢乱碰什么华夷之别、君臣之分的义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无斯盛，历朝“诸夏之君”却远不如目前的“夷狄今上”，所以他们对满族的统治也颇能相安。继续搞其《明夷待访录》（清初明遗老黄宗羲所著）一类的学问，冒砍头之险也大可不必。思想搞通了，清初诸儒乃摒弃“理学”，而一头栽入故纸堆，大搞其“汉学”（他们叫做“朴学”）。此风至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嘉庆（一七九六～一八二〇）之间而大盛，人才辈出，学风鼎盛。迨婺源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和休宁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同领风骚之时，盛极一时的“干嘉之学”，简直就变成“我们安徽”（胡适口头语）的“徽学”了。受了老乡戴震的绝大影响，那位“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青年古文家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五四时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师也因此在三〇年代的思想界就显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当今执社会主义经济学牛耳的千家驹教授对他的评语。最主要便是胡适钻入古文家的字纸篓。做了“新思想”（也是现代的今文家吧）“选将”的缘故。
在四、五〇年代那个改朝换代的时代里，亿万人民为之家破人亡。青年华裔自相残杀，血流成河。部分知青，或悲或喜。大部分知青则不知何择何从。他们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丢得干净，而在有关国族存亡的“新思想”里，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在此同时却发现他们所仰望的“启蒙大师”，搞新思想义理的一世祖，却在大钻其《水经注》。而他老人家对“民主法治和人权自由”等等的理解，与其说是“科学的认知”，倒不如说是“宗教的信仰”。——《水经注》何物哉？“数百年无用之学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这种心情也帮助我们理解到，梁启超何以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了康有为的信徒。它也帮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国故学中的“今文经学”，在僵死二千年之后，在清末忽然又复活起来？何以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始终搞不出个气候来？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能颠倒青年，左右国政！
现代今文学的宗师
在清末今文经学之复振，实始于刘逢禄（一七七六～一八二八）、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和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诸大家。龚、魏都曾亲历鸦片战争之痛。定庵（自珍字）强调“自古及今、法无不改”。魏源则认为“知”出于“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学理．都是康有为思想的背景。康原是治“理学”的。他由理学，转治《公羊》，则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的直接影响；而廖平又是曾国藩幕僚湘潭王丰运（一八三三～一九一六）的学生。廖氏无行，学凡六变。但是他的〈知圣〉、〈辟刘〉诸篇，则是康有为的两大理论著作之所本。梁启超说：“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
（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
本来嘛！任何学说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相袭相承，前后思想家，慢慢地发展出来的。有为思想的来源虽出自廖平，但是他学问比廖大；悟解力也超过廖平，甚至龚、魏诸氏。其影响力亦远大于上近诸子。因此我们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现代今文学的宗师，那就非南海莫属了。
——这是康有为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长”于“素”王，“超回”“驾孟”
今文经学既然是指导康有为搞维新变法的意蒂牢结，因此我们在列举有为变法的实际行动之前，最好把为幼稚西学所渗透的康氏今文学的要义，再约略提纲挈领一下。梁启超说得好：“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语见《康有为传》，载《饮冰室文集》）真的，我们如不把“开宗明义”的“戊戌变法”的“意蒂牢结”先搞明白，以后接着而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