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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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训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对方的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
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拚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一九零八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做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 诈开“守真照相馆”,谋刺摄政王载沣。小才子怎能做职业刺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二人就被破获逮捕了。
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消息传出,一城皆惊。汪黄大狱由肃亲王善耆亲自主审,而善耆竟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风采所慑服。当他把汪、黄两犯“隔离审讯”时,二人皆坚称是“个人谋反,累及无辜朋友”,叩请庭上将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据说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再三叹息,口称“义士、义士”不绝。就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沣,把这两个罪至凌迟处死、九族同诛的“大逆犯”,轻判为“永远监禁”的。
作者落笔至此,倒觉得载沣、善耆这些“鞑虏”贵族,颟预误国,固罪无可逭,然较诸后来国、共两党,诛锄异己,残害无辜者之凶狠毒辣,实有足多者。治史者记录善恶, 可下慎哉?! 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实数是八十六人),他们当时是人人自求一死的。这群烈士都是当时中华民族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眼见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顼。他们原想藉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满清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藉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作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
他们死得太惨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菁英斫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
——全国暴动已蔷势待发,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共进会”、“文学社”是怎样的团体?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为时未及半年。便发生了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曰)的“武昌起义”,从狭义的观点立论,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谓“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国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而发动的革命运动之最后一次的“起义”。
通过这次起义,则“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两大目标,便完全达到了。——因此吾人如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是有其“阶段性”的,则“辛亥革命”应是第一阶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阶段。不过其后还有三、五个乃至七、八个“阶段”,有待突破罢了。
可是我们如果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国共两党的理论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就难怪孙中山先生要慨叹“革命尚未成功”了。共产党理论家则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产党人所认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让我再看看这“武昌起义”是怎样搞起来的。
长话短说。直接推动“武昌起义”的,有两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另一个团体“日知会”则作用不大。它只是个被革命人士用为盾牌的圣公会读书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进会”于一九零七年成立于东京。原动议人为同盟会内黄兴以后最末一任的“庶务”刘揆一。揆一为什么于同盟会之外,再组织个共进会呢?其原因是同盟会闹分裂。光复会退盟;孙中山与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组同盟会气“总部”,因此原同盟会分子之留日者,不愿再隶属于老同盟会。刘揆一是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组一个与同盟会性质相同的团体以为弥缝。
据共进会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进”者“有进无退”也。所以它也是许多小革命团体的“共同”组织。宗旨与同盟会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至于会旗,他们就不用孙中山坚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中国那时有“十八行省”, 每省一颗星,显然亦以美国“星条旗”为模范也。新会既立,一时颇得人心。各省英雄纷纷加入,如川人张百祥(百祥与哥老会有渊源,故被选为第一任总理)、熊克武、喻培伦,鄂人居正、孙武,湘人焦达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时之选。东京之会既立,旋即移师武汉,俨然是长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虽然共进会与同盟会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然又“共进会亦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别门户,独成系统也。”(见蔡济民、吴醒亚合著《辛亥武汉首义实录》)如果此言可信,则本篇前引美国史家玛丽·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义时,第二个主要团体“文学社”,则是个青年军人的组合。原名“振武学社”。盖清末行新政,练“新军”,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之外,以湖北张之洞所练的“鄂军”最有成绩。袁世凯狡猾而专横,他的六镇之内不用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张之洞则较开朗,他不但大批保送优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归国学生以扩展新政、新军。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且看今日苏联)。因为有旧政权的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这就是辛亥年间,新建鄂军之内,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学社则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文学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员遍布鄂军诸标(即现今之“团”)及工程营、辎重营、炮兵队等单位。所以他们一旦搞起“起义”来,就同孙黄在华南所策动的不一样了。在南方他们多半是以“乌合之众”对抗“正规军”;在湖北他们要“起义”,那就是“正规军叛变”了。搞军队叛变的效率,较之搞会党暴动。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过“文学社”里的小革命家,却有个美中不足——他们之间,有兵无将(这和同盟会内有将无兵的情况,恰相反)。“文学社”的首任社长蒋翊武(湖南澧县人),也不过是鄂军混成协第四十三标三营里的一个小士兵。后升正副目(正副班长)。其它列名史册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们一旦造起反来,局面搞大了,却有有兵无将之苦—— 后来情急智生,竟强迫一个反革命的旅长(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来领导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骤起,清廷要调鄂军入川弹压,而众兵丁不愿离鄂。“文学社”与“共进会”乃暗通声气,终于联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就摇摇欲坠了。
“武昌起义”的经纬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的故事,史家所记盖不下千百万言。笔者个人在海峡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开沅、谢文孙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书目便有数千种之多。允为“民国史”中各专题之最。按题翻阅起来,岂人一辈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义的实际情形,亦不妨以三数百言一笔带过:“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暴动,而能占领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孙黄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稳脚根,则全国各地便会作连锁的响应(chain reaction)。从湖南、陕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十三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咨议局”。这一来,那些无用的满族王公应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摒斥的袁世凯来撑持危局,而袁氏则养寇自重——一面“进剿”,一面又与革命党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汉三镇反攻,也只取二城,留个武昌给黎元洪、黄舆这一架两头马车去慢慢拖延。
原来当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军的“都督”之后不久,黄兴亦赶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并被推举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如此令出两府,便隐约的引起黄黎、湘鄂两派的分歧。黄兴苦战经月,终致两汉皆失,武昌垂危,黄氏终为鄂派孙武(民间误传为孙文之弟) 等所排斥,悄然解职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强虽去,全国革命形势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复(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沪代表复举黄舆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拟组临时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拥黎者则坚主黎正黄副。相持不下,严然成为十余年后“宁汉分立”之前奏。而此时革命军的旗帜,鄂方所用者为共进会的“十八星·锥角旗”;宁方所用者,则为自制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广东光复时(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为“青天白日旗”。一军三旗,亦见革命党人错综复杂之组织关系也。然斯时民国未建、鞑虏犹存;黎黄双方为自解计,竟分电袁世凯。袁如倒戈反清,当公举之为民国大总统。斯时归国途中的孙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遵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国“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为新出狱的汪精卫所发明)。
但是在袁氏遵约倒戈之前,总得有一番和谈,以终止此南北对峙之局。这样一来,则南方这个支离破碎、一军三旗的纷乱场面也得有个整体的规画,和一个总负责人。黎黄二公既相持不下,则声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孙文,就呼之欲出了。时局发展至此,袁氏亦觉时机成熟,由前敌将领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联街通电(民元一月二十五日),六岁的宣统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孙文的革命外交举隅
当国内革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孙中山先生在做什么呢?香港那时不许他入境: 日本亦作有礼貌的挡驾。中山活动的地区,只限于南洋。后来南洋荷属、法属、英属诸殖民地,为着向清廷讨价,对他亦不表欢迎,弄得中山无处存身。以致在民国前二、三年间(一九一另~一九一二)他连绕地球二匝。全部时间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寻觅有钱有势之欧美人士,同时也想加强他在美加一带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为计划中的“起义”而筹饷。
中山对欧美当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国。他在一九零五年夏应中国留欧学生之请,路过巴黎时,被汤芗铭等所窃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国当局把他介绍给安南总督的信件。法国驻安南的殖民地官员,当时窥伺中国之不暇,何厚于孙文?显然的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想利用孙文:而孙文饥不择食也想利用他们。
后来同盟会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十月自日本专程经过西贡,赶往马赛、巴黎。舟过吴淞口,并与专程来访的法国在华驻屯军参谋长作最机密的往还(简直是一种“合符将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专精英语人员,偕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作实地调查。法人此举用意何在,就发人深思了。后来秘件泄露,清廷据以抗议。法国驻华公使亦为之吃惊,乃行文巴黎问询。法政府居然要其驻华公使,不必管闲事。中国政府亦无如之何(有关此事件的中国资料散见政府档案及私人杂著,包括《国父年谱》;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难查证也)。
一九零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环球之行”时,亦自新加坡径赴马赛转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其主要牵线人则为前任法国安南总督。据说是“将有成议,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阁遽改组… …此人(资本家)迟疑。因其非得政府之许可,断不肯在国外投巨资,事遂不谐。”(《国父年谱》卷上,页二六五;亦见中山于一九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自伦敦的,载《国父全书》页四一九。)
据吾友吴相湘、蒋永敬诸先生之考据,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总数尚不及五十万。何来此法国千万富商?所以此一“资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国政府自己;而法国政府投此“巨资”, 意欲何为?而中山要吸引法国投此巨资,“ 条件”又为何?均史无明文。盖同盟会当年与西方诸帝国主义所办的秘密“外交”, 均由中山独任之。黄兴、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语,亦不谙西情,均不知仔细也。
从“企枱”到“总统”
中山先生此时虽病急乱求医,四处筹款,但所得则极其有限。东西帝国主义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当时在美洲华侨界的最大靠山厥为“洪门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据中山先生于一九一零年(宣统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阳历三月一日),他的第九次起义之失败,实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顿致公室担任五千,所寄不过一千九百余元。纽约致公室许担任者,一文末寄……”。
所以近代史书如邓泽如所著《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所罗列的十万八万之数,都是“认捐”的数目,或事后夸大之辞,不是实际的收入。这实在不是“致公室”诸公悭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个无底洞,钞票是填不满的。加以当年华侨小区之中,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国欺压之下,做点洗衣店、餐馆的苦力劳动;终年所得,勉却饥寒。在一身难保之下,支持革命,已尽其所能了。过分捐献,大多力不从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士死难之后,他实在已罗掘俱穷,甚至自身也衣食难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四十六,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