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大揭秘-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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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直到1959年还不忘怀：”如果吹吹牛的话，日本曾经威胁过太平洋一带，西起印度，东至美国，南至澳大利亚，北至苏联……其结果虽然失败了，但总之曾经在这个广阔的地区横行一时。在世界史上，迄今有过这样的伟大的丰功伟绩吗？”这位首相所说不是歉虚，而确是历史事实，只不过称不上丰功伟绩，而是落得最终投降的败局而已。
什么是”大和魂”或”大和精神”？”武土道即大和魂”；这是明治后日本人占主流的认识；只要到靖国神社里走过看过也不难理解：靖国精神所表现的大日本精神，亦即”大和精神”或”大和魂”，它的核心之一无非就是过去的”武士道”而已；虽然帽子可以翻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靖国精神”的实质难道不就是那些曾经害人害已的精神垃圾吗？
明治维新实行国家神道，把崇拜天皇与奉行军国主义融为一体，要打造对外侵略的法西斯军队，就须把过去的日本武士改造成大日本帝国皇军。如何塑造”武魂”？如何打造军人精神？武士道便成为天皇和明治政府可以捡起来的最方便最锐利的精神武器。
武士道的精髓是忠君，其次是勇敢；武士的自尊感极强，视名誉重于生命，为了名誉可以不顾一切，甚至于切腹自杀。日本武士所信奉的思想哲学就是有名的一句话：武士道就是对于死亡的觉悟。有一部17世纪日本书《武道初心集》中说：”对于武士来说，最为要紧的思想，即从元旦清晨起到除夕的最后一刻，日日夜夜都必须考虑到的，就是死的观念。”武士为打仗而生，军人的职责也是作战；从一投身武士，或一进入行伍，武者或军人就要时刻面对牺牲，死亡是对武士或军人最大的考验也是必然的归宿，死亡的形式也就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军人精神和价值的结果。把日本武士或明治军人奉上招魂场的神圣祭坛，给予”奉神”的崇高归宿，既是明治天皇对武士道死亡哲学的顺乎其道的继承，也是明治天皇对武士道死亡精神的有机结合。
一般认为，日本武士产生于八九世纪，”武士”最早见于公元721年元正天皇的一份诏书，提到了武士、武艺，鼓励尚武精神。”武士道”一语，据说是在公元146～1568年的战国时代出现的，可以从日本著名的《平家物语》里找到“弓箭之道”、”兵之道”等说法，那就是日本武土道的发源。
在1221年，幕府平息承久之乱以后，日本的公家和武家二元统治变成为武士的一元统治。镰仓幕府第一代将军源赖朝（114—1199）为了获得武士团的支持，创设”御家人”制度，设立了”侍所”管理武士，把效忠于自己的武士们奉为”御家人”，给予许多经济权益，对有功者除了原来的土地外还另外赏赐”恩给地”。这样，御家人对将军要”尽忠”，将军对御家人要”守信”；作为主君要对从者”恩赏”，作为从者要对主君尽忠”奉公”。两者以共同利益为前提，形成了整个武士阶层忠信相依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武士阶层出现于平安时代，发展于镰仓时代，完成于德川时代，沿着兵——武士——武士团——武家政治这样的轨迹发展过来；在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幕府政权时，把平民分为：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4等，一般世袭不变；日本谚语有”花数樱花，人数武士”，武士居于”四民之首”享有佩刀和称姓等特权。从此，专事征战杀伐的日本武士作为一个阶层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镰仓幕府成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足利尊氏1336年建立的室町幕府成为第二个武家政权，德川家康1603年建立的江户幕府成为第三个武家政权，在长达约680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服务于政治统治和社会生活需要的一整套道德规范，亦即武士道。
武士道是什么？即是日本武士建立在封建主从关系基础上的行为道德准则，是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他们眼中的义务和职责；武士道大致包括了三个发展阶段：江户时代前的旧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武士道、明治维新后的近代军人武士道；虽然武士道早已远离了日本国家，但是却根植在日本人的精神深处。
旧武士道，是最简单的为主君杀伐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尊君奉已重视主从关系，讲究复仇和殉死，特点是：没有理性不辨是非为主献身，勇猛好斗极端残忍。新武士道，吸收了儒家思想，以复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的《武教全书》、《武家事记》、《兵法问答》等著作为代表，被称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又为他的门生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所发扬。
新武士道，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应尽的本份，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提倡”忠节”、”武勇”、”义理”、”尽忠死难”的精神；为此规定了一整套的规矩和礼法。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4）
吉田松荫在山鹿素行武士道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宣扬七生报国永生不死，从此一直为靖国神社所标榜；”七生报国”效忠天皇的口号，对蒙蔽人民充当军国主义的炮灰为天皇效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明治维新进行资本主义改革，但却是在”王政复古”和”尊王讨幕”宗旨下进行的，维新以后，许多武士转变成明治政府的领导者，各级政权几乎都落在武士出身人的手中。虽然名义上武土阶层被取消，随着1876年明治天皇颁布《废刀令》，作为武士身份象征的”武士刀”也被废除，但是武土精神即”武士道”却被利用改头换面进入了更为猖厥的近代军人武士道时期，维新政权从一开始就成为武士道的大本营。
明治维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实际所做的是”强兵富国”，把武装力量的建设置于其首。日本改革旧军制，1870年宣布全国陆军采用法国式军制（1878年后后改为德国式军制），海军采用英国式军制，于1873年1月颁布《征兵令》，于1874年建立近代警察制度。日本的近代武装力量，一开始就强调效忠于天皇，被称为”皇军”。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绝对尊崇服从天皇，宣扬军人精神的”三德”：”忠诚”、”勇敢”、”服从”。1881年建立宪兵制度，1882年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赦谕》，重申军人要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等，把”武士道”嫁接到近代军队和军人身上，成为日本近代军人的信条。到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号召国民均”应义勇奉公，以辅仁天壤无穷之皇运”，做天皇的”忠良臣民”；从此，旧武士道加上皇道，完成了明治时代军人武士道的塑造。
近代军人武士道具有这样的特点：其一，是将分别效忠主君，改为全体效忠于一个人，”万民一君”，天皇是举国唯一的效忠对象；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统帅陆海军”，因此报效国家就是要效忠天皇。其二，是打破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提出”士魂商才”，”士魂”，即武士之魂，”商才”，即经商之才，近代武士”忠君爱国”也要为富国的政策服务。其三，是为侵略和扩张政策服务，将嗜杀成性穷兵黩武引导向”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侵略与扩张之道。
进入近代的日本武士道，再也不只是”武士”之道、军人之道，而几乎扩大成了”全民之道”；在军国主义时期，武士道从最初只限于武士的精神准则几乎变成了所有日本人的行为要求，转化成侵略战争的巨大的社会基础。例如，在鼎盛的1940年前后，日本人曾经在国民学校里推行所谓”裸体操运动”，要求男女师生齐做”必胜的裸体操”，进行赤身裸体的意志和身体的锻炼。在地处雪国的新泻县市之濑国民学校；除了女教师外，所有的师生一进校门就要脱掉衣服完全赤裸着上身，下课回家才能穿上衣服，女学生也不能例外，还有一个口号叫做”讴歌裸体精神，神洲不灭必胜！”——至今还看得到青春少女光裸着上身”勤劳奉仕”、满堂男女师生都光着身体上课的历史性照片，留下了”全民武士道”的写照。
军队和军人如何面对死亡，是个古老而又现实的话题。在江户前期，山本常朝口授而成著名的《叶隐》一书，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了武士道，在其第一卷前即有：”所谓武土道，就是对死的觉悟……每朝每夕，念念悟死，则成常住死身，于武道乃得自由，一生不落度，克尽家职。”这就是日本武士大力弘扬的”叶隐精神”死亡哲学。在武士道的众多特点之中，作为一种人生观、世界观或者精神、思想，它的最与众不同之处最令世界震惊之处，是日本军人的战争屠杀和自杀，是日本武士道的”死亡观”对死亡的态度和看法。武土争雄天下，以杀戮生命为专业，随时面对死亡，军刀既是人生的依赖，也是勇敢与地位的象征。在人生的血拚之中，日本武士培养出了：”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这种非常独特的死亡哲学和思维方式。而明治维新打造出的靖国神社，正是为他们准备的一处最适合的归宿。
由旧武士发展而来的大日本皇军，武士道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核心就是无条件效忠天皇，为天皇无私献身成为对待死亡的最高准则，对于一个皇军来说，效忠既是人生的目的，也是人生的归宿；只要能够进入靖国神社，为天皇作战就可以不要命，日本皇军也成为一支最不要命的军队。作为征服别人的工具，不要命，既是舍得了自己的生命，更是要得了对方的生命！屠杀和自杀，便成为他们最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端，变为了虐杀狂和自虐狂。
有人为日本武士道总结一言以蔽之非常击中要害：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叶隐》成为武士道的经典之作，它所表达的武士道精神，就是能够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当以死义勇奉公时，就是心理上战胜了自己，先能”不要命”才能”要人命”，就是武士道的残酷真谛。看穿了死亡，日本武士的杀人术和自杀术便都是超人一等。《叶隐》作为一部日本武士大全，教诲武士杀人举例多多。正是从小培养成的刽子手和屠夫组成的日本皇军，在首次对外的甲午战争中试刀，兽性大发制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旅顺大屠杀”，后来在征服中国台湾，在侵华战争中，在上海在南京在华北在中国内地……一场场侵略战争都上演了一次次惨无人道的屠杀，一次次地暴露了也让世界认清了武士道的本性！
武士道以军刀争雄天下，被置于军国主义之时，人格会呈现极端的扭曲，讲究礼仪又崇尚暴力，信佛又嗜杀，自狂又自卑，欺压弱者又献媚强人，会把反人道发挥到极至，既成为虐杀狂也变成自虐狂。从后者来看，日本人的自杀”殉死”和”自决”也是震惊世界用文明常理无法理解的。
庆应4年1月11日（1868年2月4日），发生了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神户事件”，日本藩兵与英、法、美军在神户发生武装冲突，几国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且处死日本的开枪者；为了平息事态，日本不得不在2月9日向列国使臣谢罪；而且藩兵队长也在神户的永福寺剖腹引咎自决。
然而，事情还不算完。只过了6天，到15日又发生了著名的”堺事件”，在”堺”那里执行警备任务的土佐藩兵杀死杀伤了11名法国兵，引发了罗修斯公使的强烈抗议：提出了包括”处死有关藩兵”的5项要求。日本政府为了表示息事宁人的诚意，不但全部接受了法国的要求，而且命令多达20名土佐藩兵剖腹谢罪。结果在23日，就发生了后来广为传播的戏剧性的场面：在日本大阪府堺的妙国寺里，土佐藩的队长土箕浦猪之吉面对法国公使，用刀剖开腹部后，自己用手伸进去掏出内脏，血淋淋地朝着法国公使投将过去，吓得法国人立刻昏倒在地。
不管传闻是否完全是实，20个日本”武士”列队剖腹的血淋淋场面，残忍血腥也只会比之更甚。当剖腹自杀到第12个人时，大概是一命抵一命也够数了，在一旁监刑的法国舰长和公使便表示可以停止自决，余下的9人得以幸免一死。第二天日本外国事务局督还亲自到法国军舰上向公使和舰队司令官表示谢罪。同时，日本人如此野蛮的剖腹自杀的消息传到西方，也顿时成为震动世界的海外奇谈。
日本人的切腹自杀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甚至被当作了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据研究，日本的”剖腹”一词最早出现于平源时代（11世纪末到12世纪末），与汉字同义。在日本永祚元年（公元989年），官军逮捕盗贼藤原义，藤原在被捕前用刀剖开肚腹，用刀尖挑起内脏向官军扔去；此后，这桩事情被说成是日本”切腹”恶习的起源。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5）
元弘二年（1333年），在倒幕运动的高涨中，醍醐天皇命足利尊氏围攻京都；守城的北条仲时和时益逃出京都重围后，北条仲时看到大势已去在近江的番场切腹自杀，家臣糟屋宗秋随即也切腹自决，接着部下432人一齐切腹，横尸满园血流成河，这样骇人的集体自屠，打破了日本历史的记录。
到江户时期（17世纪），切腹便几乎成为上层武土选择死亡的唯一方式，形成了一整套的剖腹仪式和方法。日本人的”剖腹”也叫”切腹”、”割腹”、”腹切”、”屠腹”，本来是最不容易致死而又痛苦的方法。为何日本武士还单单选中了这里？这是因为，古老的日本人认为一个人的”魂在腹中”，腹部是精神的归宿处，集中了人的心、思想、勇气和意志；所以也有”肚量”和”肚才”的日语，形容有精神修养道德高尚的人。有《武土道》一书写着：”打开灵魂之窗，请君看，是红是黑，请君公断。”就是日本武士用剖腹表示真诚，选择最郑重的死亡。同时，腹部也是人体正面最薄弱的部位，剖腹自杀因为不能一下子致死，会更加痛苦，没有必死的勇气是不敢为之的，敢在腹部动刀子正可以显示勇敢和不惧死，所以武士道认为剖腹自杀最能体现忠心、勇敢和意志，就会把这种愚昧的自虐视作英雄壮举。
武士剖腹，还包含着一种对死亡的美化，江户时代出现过不少”自杀书”，描写欣赏剖腹之美，称之为“壮绝”，是死亡之美，愈能忍受痛苦则愈美，愈是凄惨就愈壮烈。当然，这种死亡之美全在于残酷，围观的人们把剖腹后的长时间流血誉为美谈，甚至出现了歌颂自杀的”自杀美学”。
正因为剖腹自杀在武士眼里的崇高和尊敬，也成为日本武士处理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比如，在战场上免遭被俘受辱的剖腹自尽，为主子殉死尽忠追随而去的”追腹”，受到谴责表示负责或谢罪的”诘腹”自尽等等。
日本武士最初剖腹的方法有几种，有从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