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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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做口述历史的优势，像美国史学家约翰·托兰干脆“视历史为戏剧，有着叙述性的结构和戏剧性”。497因为他的历史正是建立在成百上千次采访那些出现在历史重要关头的人们的基础之上，所以他称其为“活着的历史”。
《西方文明史》的作者之一，美国史学家罗伯特·勒内在作为书的序言《历史的本质》一节里，精到而透辟地说：“历史包括对事件原因和人类组织及思想模式的探讨以及对推动人类从事其伟大事业的力量和导致事业成功和失败的原因的探索。……历史学家运用其全部聪明才智也无法创造出证据。几乎数不胜数的过去事件已无法知晓，因为这些事件发生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许多其他事件至多只能知其一部分。因此，关于过去‘事件本身如何’的一些最基本问题要么永远无法回答，要么仅仅凭借高超的推断来做出回答。有关动机和原因的问题也许出于其他原因而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由于个人常常很难弄清楚自己的动机何在，因为那种认为任何人都能够完全有把握确证其他人动机的想法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想法。……我们掌握的证据越多，我们就越接近于作出有关过去发生事件的确凿的重新构想和解释。而且，对出于历史分析的目的而搜集和解释各种资料中遇到的困难灰心丧气是不应该的，应当将这些困难视作激发智慧的挑战。”498因此，正如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所言：“将过去与当今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我们应该尽力去做的一项工作。”499可如何书写历史还是个问题。在海登·怀特看来，任何的历史叙述都是文学笔法完成的。因为历史叙述目的在于真实地再现过去，这就从本质上天生带有了文学和美学的性质。所以，历史作品以叙事散文的话语作为言语结构；用学术的方法再现过去的每一次努力，首先是一次“诗话行为”；历史叙述中的言语虚构十分丰富，其形式与其说与科学中的，不如说与文学中的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从这个意义上严格讲，我们以往多的也还是“结论”的“历史”，而缺少真正“诗话”的、“思想”的“史著”。西班牙思想家伽赛特说得多好：“过去并不远在它所发生的那个日子里，而是就在这里、我的身上。过去就是我——所谓我，是指我的生活。”500
口述史未必是信史（6）
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的重要代表勒鲁瓦·拉迪里在他的一篇演讲《静止的历史》中指出：“历史学透过眼镜应当去搜寻的不是自己的映像，而是去寻找一个崭新的世界。”501我想掠人之美，借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史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话来说明我要写“老舍之死”这段历史的初衷：“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久远的。”502
“历史学不是对‘客观的’事件，而是对写它的人投射了光明，它不是照亮了过去而是照亮了现在。于是就不必怀疑，为什么每一个世代都发现有必要重新去写它的历史了。”503
为什么要书写历史？皮埃尔·肖努在论查理五世的一部著作的前言说过这样一段话：“也许，西班牙的查理五世根本谈不上是公正无私的，但是在当时谁又是公正无私的呢？不管怎么样，这是在尝试通过现在来理解和解释过去，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那些创造历史遗产的世世代代由此而联系在一起，休戚与共、息息相关。于是，我们便具有了凝聚力和同情心。”沃勒斯坦在引用了这句话之后，进而说：“历史学家应该重视这种对凝聚力的呼唤，它丝毫不隐瞒其价值观和爱好。历史学家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为获得对话的真相而做出贡献。”504
这应该正是我要努力去做的。因为历史学家主张再现过去并认同“真实的规则”，事实仅仅是过去只有通过一种描述的框架而为我们所知，但这并不意味着所谓过去就是一种描述或者能被视为一种描述。505
老舍的文学地图
文本里的“非正常死亡”（1）
小说里人物的终极命运
英国作家卡莱尔说：“如果我们对过去事件的洞察力从来就不完善，那么我们观察这些事件的方式与它们实际发生的方式就有着根本的差异。最富天才的人也只能看到，因而也就只能记录他自己的印象序列；因此，他的观察（且不说它的其他不足之处）就必定是连续性的。而实际发生的事件常常是同时性的。实际发生的事件不是一个序列，而是一个组群。这个组群并不在已发生的历史之中，正如它并不在书写的历史之中一样：现实事件之间的关系绝不像父子关系那样简单，每个单一事件的原因都不只一个。它是所有其他或更早或同时事件的共同结果，而它又反过来与其他事件结合造成新的事件：这就是存在的亘古常新和永远变动着的混沌状态；在这里，形形色色的事物从它数不胜数的元素之中产生。”506
在这些“数不胜数”的元素中，老舍笔下描绘过的作品中人物的“非正常死亡”，与他最后的投湖自杀，有无内在关联呢？也就是说，当他在遭受了肉体的暴力和精神的屈辱之后，面对静静的太平湖水，做生命的最后思考的时候，他是否把自己的命运同那些由他孕育出艺术生命的人物联系了起来？
第一个让我想到的，是老舍在他还不到26岁时写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描写那个刚毕业不久，文静、可爱的女学生李静，为了替叔父还债，卖给老张为妾，不能与倾心相爱的王德结为连理。她最先想到的就是死，但“‘死’是万难下决心的，虽然不断的想到那条路上去。‘希望’是处于万难之境还不能铲净的，万一有些转机呢．绝望’与‘希望’把一朵鲜花似的心揉碎，只有簌簌的泪欲洗净心中的郁闷而不得。”507她“临嫁逃走”以后，当一切生的“希望”落空——“王德是别人的了！李应不知到那里去！姑母家回不去，也不肯去！蓝小山的爱情不能接受！孙守备的恩惠无可为报，而他的护持也不能受，他的思想和她的相隔太远！别人，没有知道她的，更没有明白她的！508她只有去死了。而在此之前，老舍曾用过一段耐人寻味的描述文字作铺垫：“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也笑，而且有时向水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自然他问什么也得不到自救的方法，可是他还疯了似的非问不可；于是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509若以此段描写只字不改地用来表现老舍自杀前的心理，也是再合适不过的。无论他对着太平湖水是哭是笑，在他得不到任何“自救”的可能时，只有在万难中下定死的决心。
第二个想到的是长篇小说《四室同堂》里的祁天佑。平日里老实本分，“诚实，守规矩，爱体面”的天佑，被日本人污为“奸商”，要拉他去游街示众，教他自己穿上前后都写着“极大的红字——奸商”的白布坎肩。游街的时候，有日本人用枪逼着他大声喊“我是奸商！耻辱生出的绝望，使他的心完全空了。接下来，小说有一段深情、凄婉而又耐人寻味的描写：“他的老父亲，久病的妻，三个儿子，儿媳妇，孙男孙女，和他的铺子，似乎都已不存在。他只看见了护城河，与那可爱的水；水好像就在马路上流动呢，向他招手呢。他点了点头。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必须到另一个世界里，他的耻辱才可以洗净。活着，他只是耻辱本身；他刚刚穿过的那件白布红字的坎肩永远挂在他身上，粘在身上，印在身上，他将永远是祁家与铺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黑点子，那黑点子会永远使阳光变黑，使鲜花变臭，使公正变成狡诈，使温和变成暴厉。
“他雇了一辆车到平则门。扶着城墙，他蹭出去。太阳落了下去。河边上的树木静候着他呢。天上有一点点微红的霞，像向他发笑呢。河水流得很快，好像已经等他等得不耐烦了。水发着一点点声音，仿佛向他低声的呼唤呢。
“很快的，他想起一辈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漂，漂，漂，他将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而且洗净了他胸前的红字。”510在老舍笔下，死亡成了诗意的召唤。
在老舍之死的研究中，这是段经常被引用的文字。它被用来说明老舍最后的自杀，与此竟有着惊人的相似：平时幽默、爽快、开朗、乐观、爱体面的老舍，在“八·二三事件”中，突然被红卫兵揪出，拉到孔庙批斗，被打破了头。回到文联，又被红卫兵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继续挨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对他无疑意味着莫大的耻辱。而只有到了另一个世界，耻辱才能洗净。
两人最后都是投水而死，与祁天佑不同的是，老舍没有径直走向太平湖，而是先回了家。老舍在《四室同堂》里，以小说笔法描述了祁天佑所遭受的耻辱，并因此而引起的心理活动，及至最后的投水。事实上，将老舍之死与祁天佑之死只做简单的类比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毕竟祁天佑只是老舍笔下的一个人物，生活经历、背景简单，除了老实巴交地为人、做事，也没有什么政治信仰，因而解释他的死也就相对简单得多。可现实中的老舍不知要复杂多少，他没有祁天佑那么幸运，由形象塑造者书写出一个完全的悲剧故事。作为写家的老舍，自杀前面对静静的湖水，他是如何审视自己，“向着水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甚或还写下了什么，则留下了永远的谜，只能由“口述历史”还原一部分尽可能的真实。
据胡絜青1993年6月26日回忆：“回去之后，我就怕出意外，他的卧室和书房是一个套间，我把剪子、小裁纸刀什么的都拿开。老舍说，你睡你的，我该休息了。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早上我拿着棉花，把他头上的白布打开擦血，擦身上的血。他把衣服换了之后，说还得继续去单位。……说得很坚决，要单独去。没想到，我刚出去没有五分钟，他就夹着一个包儿（1994年5月5日回忆说：“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511），跟舒乙的小女孩，才四岁，说，爷爷要出去了，再见！跟她握握手，就出去了。然后就再没见。”512据舒乙回忆：“凌晨，入睡之前，在母亲为父亲清理伤口的时候，他们有一次长谈。实际上，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称得上是真正的生死之谈。……出大门之前，父亲走到我的女儿，他的3岁的心爱的孙女窗前，郑重地向她道别。……爷爷把孙女唤出来，俯下身来，拉着她的小手，轻轻地慢慢地，对她说：‘和爷爷说再——见——／……父亲，这是在向亲人告别，向所有爱他的人告别，向他爱了一辈子写了一辈子的老百姓告别。他和小孙女的对话是他一生的最后一句话。他把这句最后的话，依依不舍地，留给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一个多么有人味的，善良的人！513
由老舍离家前与孙女道别的这个充满了戏剧意味的细节，我自然联想到了老舍在《茶馆》中对王掌柜生命终局的设计：“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的王掌柜，“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可世道就是容不下像他这样的人，“我可没做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514绝望的王掌柜送走了家人，他要一个人留下来。因为“这是我的茶馆，我活在这儿，死在这儿！515而绝望中的老舍是把家人留在了家里。他要一个人走，走到另一个世界。
文本里的“非正常死亡”（2）
话剧舞台上的《茶馆》更是震撼人心，王掌柜舍不得孙女，他依依不舍地说：“来，再叫爷爷看看！“跟爷爷说再见！516当老舍跟自己的孙女诀别，说出同样的话时，心境该是怎样的悲绝６茶馆》的结尾被认为是话剧舞台上的经典一幕，也是剧作家的神来之笔：三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缓慢地转着圈，往空中抛撒纸钱，祭奠自己。最后，王掌柜吊死在“开了六十多年，九城闻名”517的老裕泰茶馆。而“老舍之死”中有一种口传的叙述说，太平湖的湖面上漂满了毛主席诗词。胡絜青说：“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518如第一章已经引述的，舒乙说：“在他投湖的湖面上，25日早晨漂着很多纸，是他带进去的，捞上来看，是他自己写的毛主席诗词。他的字很漂亮，他也喜欢抄毛主席诗词，作为一种书法。据看见的人说，是核桃般大小的字，若干张，在他跳湖时，大概散落在湖面上了。”519如果这个细节是真实的，无论是印刷的《毛主席诗词》单行本，还是老舍抄写的毛主席诗词散页，那都可能意味着老舍在投湖前曾经以“茶馆”的方式祭奠过自己。若再把这两处悲情细节——跟孙女诀别和用毛主席诗词祭奠自己加起来，《茶馆》中的艺术真实就与老舍自己生命最后时刻的历史真实，构成了如此绝妙的呼应。而且，这真实的历史本身也正是一幕不折不扣的古希腊式的艺术悲剧。换言之，老舍是以艺术家的“行为艺术”为自己精心书写了一幕诗性的死亡悲剧。
舒乙在研究老舍之死时，对自杀的类型做了具体分析之后，认为对“挫折型”、“厌世型”的轻生应当持反对态度；对“忧郁型”、“疾病型”的绝望应当持同情态度；对“哲理型”、“杀身成仁型”、“同归于尽型”、“抗议型”、“不可辱型”、“警世型”的硬骨头则应该肯定。他认为老舍恰好是写后者的能手。譬如：《猫城记》里的小蝎属于“哲理型”，他的哲学是“良心大于生命”；话剧《张自忠》中的王得胜排长属于“杀身成仁型”，他负了重伤，还要去杀敌，可是已经寸步难行，爬了两步，汗如雨下，痛不可忍，自知不能再为国家出力，举枪自杀；《四世同堂》里钱仲石和《火葬》中的石队长，属于和敌人“同归于尽行”，仲石把一队日本兵翻到沟里，自己也牺牲了，石队长用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死了围在屋外的四五个日本兵，用火柴点着了屋内的麦秸，为自己举行了火葬，绝不让屋外活着的日本兵将他俘虏去；《四世同堂》里的钱太太属于“抗议型”，她的丈夫被捕，两个儿子一起死了，她是个老式的贤妻良母，她的泪已倾尽，她不再哭，也不再说话，只把眼中一点奇特的光放出来，她用一个普通老太太所能表达的方式做出了她对暴敌的抗议——一头碰死在大儿子的棺材上；《四世同堂》中祁天佑属于“不可辱型”，他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