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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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这在他写于中国现代小说初创期的最初两个长篇《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里，即已显露端倪。虽然这两篇小说幽默讽刺得略微有点过火，甚至稍偏于“油滑”，但不论刻画“老张”那赤裸裸的市侩“哲学”，还是挖掘处在“五四”以后历史交替期思想摇摆不定的小市民知识分子“赵子曰们”的玩世又善良，悲悯又怯懦的性格特征，都犀利得游刃有余。而且，《赵子曰》不但在结构上有了进步，更在思想上有了比《老张的哲学》更激进一些的民主主义的亮色。最为重要的是，老舍从创作伊始，就将笔锋视野锁定在城市平民阶层，并在对其愚弱的国民性批判上着力。直到20世纪60年代老舍动笔写最后一个长篇《正红旗下》，他的这种文化批判精神始终是一脉相承的。
老舍在《二马》中对根深蒂固地寄生在国人骨髓里的迂腐文化精神的解剖，变得更加锋刃有力。他把圈养在帝国主义强势文化下已毫无民族自尊却又盲目自傲、怯懦、卑琐的“马则仁”们的魂灵，切片一样摆搁在文化批判的显微镜下，将其精神与肉体里滋长的腐朽堕落的病态菌卵放大给人看。老舍不啻是在雕塑着另一种形态的阿Q。正如老舍所说：“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594如何疗救“老马”病的精神？老舍当时的医治良方，只能是马威和李子荣身上的国家主义因子。这同他后来的“国家至上”思想自然是相通的。换言之，老舍旨在表明，新的民族性格才能铸造出新的民族精神。像这样的幽默不是悲剧的吗？
1932年开始在《现代》杂志连载的《猫城记》似乎是老舍小说中形式最怪异而又最富有争议的一部，这部分取决于他自己就把这部小说定为思想上“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的“失败之作”，“像只折了翅的鸟儿。”“我故意的禁止幽默，于是《猫城记》就一无可取了。”595解放后，他更是以批判的态度，以为“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默冲淡了正义感。”他“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596但老舍相隔十几年先后写下的这两段话有点自相矛盾，前者的意思是，《猫城记》的失败在于他“禁止”了幽默；而后者的意思是，作品的缺乏“积极的斗争”，是因为“正义感”被幽默“冲淡”了。然而，这矛盾又很好理解，前者更多是指在艺术上；而后者当然更多指的是意识形态。
不过今天来看，无庸讳言，《猫城记》有着强烈的政治讽喻小说的意味，“它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至于说《猫城记》曾因“也讽刺了前进的人们，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597而一度被打成“媚敌卖国的反动小说”，一面显出了历史与时代的局限，一面倒更显出了老舍思想的独立、深邃与执著。它以卡夫卡《变形记》的想象形式，打造出一个奇特的猫城，而“猫城人”在“矮人”野蛮的入侵下所暴露出的愚昧、麻木、妥协、自私、贪婪、要面子、苟且偷安的精神状态，不正是在日寇蹂躏下劣根国民们的写照吗？那猫城最后“灭亡的足音”不也正是老舍对古老民族的灵魂敲响的警钟和对国民性最残酷无情的批判吗？这同时也又有了奥维尔《一九八四》的政治寓言性，即在于传统落后的精神文化积习不剔除，亡国便将成为“铁样的历史”。正如老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必然选择自杀一样，《猫城记》也是忧愤之极的他的必然之作。
《猫城记》更多是以尖锐讽刺的形式完成的：一个飞行员到了火星上，飞机坏了，不得已在火星上住了一段时间。火星上住着一种猫人，这种猫人就代表中国，象征着中国的腐败以及种种黑暗和国人的不团结。后来猫人被另一国家的矮人入侵。这显然是有象征意义的暗指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古称日人为倭寇。可猫国在抗战过程中却以内部厮杀为主。敌人都把他们包围在一个林子里了，还在那儿开会争论。直到最后，猫国被消灭得只剩下两个人了，俩人被矮人包围时，正打的不可开交。“矮兵们没有杀他们俩，把他们放在一个大木笼里，他们就在笼里继续作战，直到两个人相互的咬死；这样，猫人们自己完成了他们的灭绝。”598这样的悲剧讽喻故事幽默吗？它幽默得叫人毛骨悚然，发出了一种振聋发聩的警告：猫国式的民族是要灭亡的；这是悲剧的深沉、凝重、冷峻的幽默。虽然小说中没有什么逗人发笑的语言，但这分明是幽默到了绝望的境地，抖搂出的是那么悲痛的一个大笑料——“国家的灭亡是民族愚钝的结果。”599
日本学者藤井荣三郎认为：“《猫城记》描写猫人国的夭亡。这是老舍向中国人预报中国有灭亡的危险……这里写的猫人国的事情，完全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事实相符合。猫人国的人们的卑鄙、傲慢、懒惰、利己主义、恐外、互不信任、自我欺骗、怯懦，更甚的是逃避现实和低能，可以看出这正是鲁迅终生抨击的中国人的民族性。”“作者以批判的目光看周围，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同周围的同质性，从而不免苦痛和绝望。作品中反映出的这种思想情绪和苦恼的表情，是他的老师——英国19世纪作家们所没有的东西。这是民族的苦难的产物。”600也诚如樊骏指出的：“老舍作品中的悲观绝望的色彩最为深厚，他的幽默始终抹不掉苦涩辛酸的味道，不管如何逗笑，实际上却很沉重。这是现代中国多灾多难的社会现实决定的，也是老舍个人艰辛痛苦的生活经历带来的，是他的幽默的一个特色。我们自然可以不赞成老舍的这种悲观情绪，但他不仅是认真严肃的，而且往往是极其沉痛的。如果把这样的幽默视为浅薄，浅薄的倒是我们自己了。”601这是老舍的先见之明，还是学者的后见之明，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我愿相信后者。
《月牙儿》脱胎于老舍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商务印书馆大火中化为灰烬的长篇小说《大明湖》。那是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段”，但“它在《大明湖》里并不像《月牙儿》这样整齐，因为它是夹在别的一堆事情里，不许它独当一面。由现在看来，我愣愿要《月牙儿》而不要《大明湖》了。”602可见老舍对《月牙儿》钟爱。我一向觉得《月牙儿》和《我这一辈子》是老舍最好的两个中篇小说，且风格迥异。
我想，熟读《红楼梦》的老舍或许是有意将曹雪芹理念中天生“蜗居”在大观园里超现实的“女儿们”进入社会以后的命运悲剧，外化了一些在《月牙儿》里。简言之，曹雪芹笔下未出嫁的青春女儿最是“清爽可人”，须眉浊物则“臭气逼人”。女儿一旦进入男权的社会藩篱，纵使清爽得洁身自好，也难逃被侮辱与损害的厄运。像这样艺术地表现出的无法避免的悲剧宿命，才是人间真正的大悲剧。同时，艺术的悲剧审美价值，也是在这里才最能得到体现。
老舍的幽默与悲剧意识（5）
《月牙儿》即是如此，表面是写一对母女被社会逼良为娼的故事，但它锋刃的笔锋无疑是指向了社会这座“大监狱”。情节其实很简单，父亲去世后，母女俩相依为命。母亲为能养活女儿，用尽了包括改嫁在内一切抗争的办法，最后不得不靠卖身支撑生活。随着女儿长大和母亲日渐的人老色衰，如何摆脱饥饿的生命抉择无情地落到了女儿面前：是重叠母亲的“身影”，靠出卖青春的肉体过活，还是走一条纯真清爽的“女儿”之路？因为母亲“那个挣钱方法叫我哆嗦”，女儿不惜与她瞧不起的母亲分手，却不得不像当初母亲一样“漂流”在险恶的社会漩涡，受到的是各种碰壁和屈辱，被诱骗失身以后，还在挣扎，她不甘就让自己清爽的女儿身沦落为一个打情骂俏的女招待。但一切的努力都拗不过“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若真挣不上饭吃，女人得承认自己是女人，得卖肉！而且，她像当初母亲靠“卖肉”养活自己一样，也靠“卖肉”养起了母亲。
如果说母亲的“堕落”还算茫然的被动，女儿的“堕落”虽有太多的无奈，却也有几分清醒的主动，这就使作品的悲剧气氛更加浓重。每读到此处，我总觉得，深刻懂得古希腊悲剧美的老舍是艺术地将“俄狄浦斯”注定“杀父娶母”的情结溶解在了这里。换言之，这种命运的悲剧是无法摆脱的：“我的妈妈是我的影子，我至好不过将来变成她那样，卖了一辈子肉，剩下的只是一些白头发与抽皱的黑皮。这就是生命。”
然而，潜藏在她灵魂深处的“清爽”之气以及青春的生命之美并没有完全泯灭。表面看来，似乎她的“良心”、“自尊”和“道德”都让位给了用肉体换来的活命钱。那是因为“我爱活着，而不应当这样活着”。当她被“讲道德”的大官抓进“感化院”，接着又被投进监狱以后，她竟清醒地意识到“自从我一进来，我就不再想出去，在我的经验中，世界比这儿并强不了许多。”一个清爽女儿的生命抗争就这样被毁灭了，可她对于这个世界的不屑却分明产生出悲剧精神的诗意美，正像小说开头时那“带点寒气的一钩儿浅金”月牙儿，凄清、悲切、幽怨，如“一阵晚风吹破一朵欲睡的花。”
在小说中，“月牙儿”还有更深一层的意味，它是作品中唯一的抒情物化对象，是唯一可以和女儿进行精神沟通的伴侣，甚至可以说是互映的另一个自我，也是唯一使作品的节奏与结构达到“匀调之美”的旋律载体。老舍说过，“《月牙儿》是有以散文诗写小说的企图的。”那诗意就全在这残缺的发出微弱而幽微的光的月牙儿上蕴溢出来。女儿的命运遭际不就形同一弯可怜的高悬无依的月牙儿？一次次的抗争都在欲设的陷阱里灭顶，不正如同月牙儿被周遭的暗夜无声地吞噬？同时，堕落的肉体之下，不也还残存着月牙儿一缕莹白的“清爽”与高洁？《月牙儿》是一篇精致的充满了悲剧美的诗意小说。
写于1933年《离婚》中的诸多人物，无论张大哥，还是老李、小赵，性情上并不比“猫人”们好多少，一样自私、怯懦、折中、敷衍的庸人哲学。《猫城记》是全景式地扫描庸人精神的方方面面，而《离婚》则透过一个小小的财政所，折射出庸人社会的面面方方。《离婚》标志着老舍的小说创作走向了成熟，连幽默都让他“看住了”，不再是信马由缰得恣肆漫溢，而是节制分寸得恰到好处。
然而，若撇开思想的深邃，单纯就语言在幽默上的运用来看，我觉得最能展现老舍幽默韵致的小说不是《离婚》，而是1934年3月到8月在济南写的《牛天赐传》。它不是老舍作品中最优秀的，却是最能单以幽默加讽刺来勾画小人物的性格命运与灵魂镜像的。《牛天赐传》与他这一时期写的《老舍幽默诗文集》描摹出了独属于老舍幽默招牌的一道别样的景致。
据胡絜青回忆，1936春的一天，老舍已辞去山东大学教职，在青岛黄县路六号的家中寓所专事写作，“山大的一位教授来我们家聊天，说起北平有个洋车夫一辈子都想拉上自己的车，三起三落，末了还是受穷；还说起什么车夫也被‘丘八’抓了去，结果偷出来三匹骆驼，等等。老舍听后就笑着说：‘这可以写一篇小说。’”于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老舍“入迷似的收集材料”，调动起他“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生活的观察，”写出了他自己仍还觉得是“那么简陋寒酸”的文学名著《骆驼祥子》。正像他后来的话剧《茶馆》是通过一个“小茶馆”观照一个“大社会”一样，《骆驼祥子》也是试图以描写一个洋车夫的遭遇反映整个的劳苦社会。经过10年的创作实践与摸索，此时的老舍对创作意图的宏大构思和题材结构的调布已经是得心应手。他只需在书房对着窗，点燃一支烟，人物的命运遭际便随着那烟雾升腾、立体、鲜活起来。
老舍在小说中即暗示性地挑明，“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祥子只想通过一门心思拉车，以期改变自身境遇，能独立、自由而体面地生存下去，却始终摆不脱命运的捉弄，生活的理想一次次破灭，而在人间的活地狱里堕落，成了“文化之城”里的“走兽”；小福子为能撑起一个家，忍着泪，靠把青春的肉体出卖给男人，来养活家里的老少三个男人——父亲和两个弟弟，最后自杀；即便是“诱骗”了祥子的虎妞，命也是苦的。这些带着古希腊悲剧特征的人类悲剧的宿命“现象”，自然都是老舍所说的“愚蠢与残忍”。但原因何在？老舍说祥子“生不逢时”。这个“罪”即在一个“时”字上了：战乱祸患，民必不聊生。单靠祥子和小福子式的个人奋斗、挣扎，没有出路；国泰才能民安，祥子们也才能“逢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老舍在话剧《龙须沟》里或许给出了答案。
老舍有本事在他的小说里让性情最善良、地位又最低下的小人物遭受最悲惨的命运。《我这一辈子》全篇写的就是一个社会地位卑微的“臭脚巡”“一辈子”的生活悲剧。
简单说，所谓悲剧就是展现抗争命运而又抗不过命运的过程。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想顺应着命运，以能使自己的生活好起来。他先是为自己在太平年月学了裱糊匠的手艺不愁饭吃而得意，后来又是那么庆幸自己及时地改做了巡警，因为“年头儿的改变教裱糊匠们的活路越来越窄”。但他的悲剧并不因他的这种“精明”而避免，相反，正是他的“精明与和气”给他带来了倒霉的“背运”：“俏式利落”的老婆跟着“傻大黑粗”的师哥跑了；学会了“汤事儿”，给人守宅门，提拔为“三等警”，尔后又当巡长，“对付”了二十年，最后却让“惹祸”的胡子给弄丢了差事；盘算着含饴弄孙的福分时，儿子死了。人生五十，已走到绝路。他是真不能明白，“在我这一辈子里，我仿佛是走着下坡路，收不住脚。心里越盼着天下太平，身子越往下出溜。”到头来，“还得拿出全套的本事，去给小孩子找点粥吃。……豪横了一辈子，到死我还不能输这口气。”
小说以第一人称回忆的口吻写成，并偶尔在“过去”和“如今”的时空出现一次闪回，亲切感中透出的却是更多的仇怨，情节的转承起落全在不动声色的平铺直叙里完成。像《月牙儿》一样，表面不起任何波澜，潜流里却纠结着巨大的悲剧。
老舍的幽默与悲剧意识（6）
让“我”背运的“丢老婆”和“兵变”，只是“我”这一辈子经历的两件大事，而老舍的笔从写“我”15岁学徒开始，就时时若隐若现地指向了国民性的批判。这种批判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人”的，一个是对“制”的。两者又是互动有牵连的。前者在“我”得出的人生经验里屡见不鲜，比如他常提醒自己“别再为良心而坏了事；良心在这年月并不值钱”；又比如“在这群‘不够本’的人们里活着，就是对付劲儿，别讲究什么‘真’事儿。”还有像“总队长”不敢违抗冯大人的“条子”，“一个人的虚荣心每每比金钱还有力量。”等自我的感叹，都是随处可见的明证。
后者则最明显地表现在“我”对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