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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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还特别提到周扬。以“反右”为例，那时他就是像法捷耶夫似的，一直在“上边指挥”，“文艺界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曾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那时周扬被“当成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将才，听老帅的话，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此，在反右中，周扬的确干了很多错事。‘文化大革命’，江青把他打倒，翻脸不认人，才使他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975
所以，晚年周扬也是忏悔的。他终于能像鲁迅所说，“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厉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976是啊，历经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正该像走出了象牙塔以后的闻一多，深刻地自醒：“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977
这里，我又记起一个“历史”的细节。周汝昌记得1954年冬天，“批俞运动猛然一下子起动了，形势非常。”邓拓派秘书将他约至《人民日报》社“接见”。“邓拓见了我，可说是十二分热情接待，极尽宾主之礼，而且满面春风，颇有一见如故之意致。……我体会到我是在和一位地位很尊的大人物对话，非同小可。”接见的目的自然是希望周汝昌写批判胡适和俞平伯的“文章”，同时“也做自我批评。这样，文章会更有力量。”可“当时十分糊涂，执迷不悟”的周汝昌，写出了“大约让邓拓非常失望”的“文章”。因为到了事隔多年之后的60年代初，文联举办一次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活动，“文化界名流集于一堂，最后一位来赏的竟是周总理！会后，“我们一小群人在围谈，中间是邓拓。我想起他当年的友善热情，便上前去招呼，并怕他不认识我了，自报了姓名。他听后，将眼抬起，望了我一下，头部微微一动——似点头未点头，此外一无回报，包括面色与言词。”再到后来，周汝昌“特欣赏刘旦宅的一幅曹雪芹坐像（一幅小画样），心欲得之。未及启齿，不翼而飞矣。向人问时，答云：‘邓拓拿去了。’其眼力询不凡也。”978若果真如此，邓拓的自杀，能否把上述钱钟书说储安平的话原封不动地套过来，“残忍”地说，也是“自找”的？
“卢梭式”的忏悔反思（3）
在1949年以后对胡适的大批判中，曾深受过胡适恩泽的吴晗，也是持刀跃马。有意思的是，他在此前不久的40年代，参与讨论“士大夫”与“政治文化”时说过这样一段的话：“照我的看法，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人可能具有几种身份，然而，在本质上，到底还是一个。……平常，我们讲到士大夫的时候，常常就会联想到现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两者间必然有密切的关联。官僚就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号，绅士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979由此来看，像郭沫若、吴晗、邓拓、周扬等一大批有官有职有权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是否都在无形中变成了这四位一体呢？单拿吴晗来说，在“反右”运动中，批判起章伯钧来，不正像他的《海瑞罢官》被姚文元批判时一样，“通篇哪有一点道理，不是帽子棍子，就是扯历史旧账。”980仔细想想，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前因后果”的轮回“报应”，岂止仅仅发生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有多少政治家都不能幸免。
事实上，这又何尝不是鲁迅所说的别一种样式的“吃人”：“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光靠启蒙与理性，就能不再有“吃人的”和“被吃的”“筵宴”了吗？鲁迅所说的“精神觉醒者”或可以保证自己不再“吃人”，甚至也能够做到不再帮着“吃人”，但他是否能保证自己不再“被吃”吗？因为，所有人都变成“精神觉醒者”毕竟是“将来的梦”。而“目前的梦”还要这样做下去，也许“忘却”倒真的成了最好的记忆。让梦不要醒来，因为“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也许乔伊斯也正是由此借小说人物而感慨：“历史就是我想要从中醒来的一场噩梦。”
然而，若单就知识分子而言，也许只有陈寅恪那样的极少数“另类”，才称得上是自风流的真名士？
1994年，我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与曹禺有过一次长谈。当我直接问他“反右”时有没有写过违心的文章。他坚决而直率地回答：“当然写过，说人家是右派，其实是上头有文章下来，我就跟着写。吴祖光就是很冤枉，我就反过他，写文章说他不好，其实很违背我的意思。当时号召人写反右，号召人反吴祖光，有一大批吴祖光的材料给你看，都是可以反他的，于是我根据材料就写了。这些事情违背我自己的良心呀。”981
真巧，也是那一年，曾在“反右”运动中被曹禺无情批判过的吴祖光去北京医院部长病房看望住院治病的曹禺。当时已深深处在反思中的曹禺，忽然愁容满面地对吴祖光说起自己这辈子在写作上的失败，吴祖光直言相对：“你太听话了！曹禺一听，几乎叫出声来：“你说得带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太听话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就干，有时候还得揣摩领导的意图……可是，写作怎么能听领导的？”982
正如黄平指出的：“中国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面对陆陆续续建立起来的种种制度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新式的无知之人或外行。这些制度以及包含在其中的资源与规则，是他们表现自己的行动的环境条件，而他们在这些制度与话语的约束下的行动和思想，不论是有意的还是违心的，积极的还是被迫的，又反过来构成了创造或完善这些制度与话语的实践。换句话说，无论这些制度与话语对于知识分子的非知识分子化是多么关键，正式包括知识分子自己在内的人民的行动本身，创造并完善了它们。”983
再以美学家朱光潜为例，他原本十分向往自由主义价值观，1947年《观察》周刊争论“自由主义往何处去”时，他也参加了论战，并表达出一种超然的理念，即自由主义者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体现一个中立。换言之，既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该加入任何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而这是与自由主义精神相背离的。不过，反过来，任何一个政党或组织，又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我敢说在30年乃至50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然而，正是这位“自由分子”，在1949年以后，很快便发现自己不适合作领导工作，多次向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请辞西语系主任一职。但在很快到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不仅不能幸免于难，而是被作为北京大学的重点批判对象。后来，他真的研究起马列，还在1951年翻译出版了路易·哈拉普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艺术问题的《艺术的社会根源》。作为50年代被改造过的学者，80年代以后，朱光潜开始反思、忏悔了，他首次著文替沈从文鸣不平，并对自己在《西方美学史》中不敢提叔本华和尼采表示强烈自责，认为这是由于自己的“顾虑、胆怯、不诚实”。看来，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天敌就是政治高压。从谢泳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研究得知，何止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相当一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都有相似的经历。50年代初，他们都曾努力否定自己的过去，以适应新的环境，但最终都未能免于被批判的命运，晚年又都对当年的自我否定表示反剩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这个自知之明呢……’。”984老舍是否也是这样呢？
知识分子的卢梭身影
替历史假设一下，如果老舍躲过了“八·二三”北京市文联这一劫难，是否可以不死？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以前述分析过的老舍之死的诸多因素来看，老舍是必死无疑的。即便他侥幸躲过了“八·二三”，接踵而至的还会有“九·二三”、“十·二三”，他一定是在劫难逃。因为，撇开老舍担任主席的北京市文联，再来看老舍担任着副主席的中国作家协会，在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也将出身、成分好的人，还有一些工人，组织成机关红卫兵。10月，原机关“文革领导小组”和红卫兵逐步被各部门成立的造反队取代。由造反的工人打冲锋，闯入各位作协领导的家中。“他们中有的人态度极为粗野，开口骂人，动手打人。”还在东总部胡同原会议室举办了抄家物资展览。“在西面墙上，邵荃麟珍藏的郑板桥一幅很大的画和手迹被打上了大黑叉。张光年珍藏的黄宾虹的画和齐白石赠他的鲜艳的花卉图也遭受同样命运。”很快，一大批著名作家除了批斗、写交代材料、读毛著，整个文联大楼的清洁卫生，包括清扫四个厕所、打开水，全有这些“牛鬼蛇神”接管了。而且，规定他们每天清晨6点前必须赶到机关。老舍的朋友，只比他小一岁的冰心，每天都要负责清扫两个女厕所。评论家冯牧“则参加清扫五楼的男厕所。在遇见茅坑严重堵塞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清洁工人来干这活儿，也找不见任何掏粪工具，冯牧只好怀着极大的忍耐力，付出极大的体力用手去掏粪，疏通厕所。”比这体力的付出更难以忍受的是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屈辱，有一些与老舍年龄相仿的作家，像冰心、张天翼、臧克家等，在一次又一次的示众、批斗中，“不仅要忍受诽谤、侮辱，还得在烈日下低头弯腰九十度呈喷气式”。夜里睡觉，还有专人看着他们，以防自杀。985这何尝不是一个又一个另一种形式的“八·二三”？
对于被批判者来说，我想，痛苦大自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被熟识的“朋友”“落井下石”，比如萧乾，“反右”时，“大概被认定了是一条浮出水面上来的大鲨鱼、大毒鱼，谁也救助不了他。尽管他有两位早年在《大公报》时期的文友，此刻都在作协的领导岗位上。其后的《文艺报》一篇又一篇的批判文章揭这位副总编的‘老底’，他的同事们、盟友们写的文章毫不犹豫地说他是‘洋奴政客’，甚至‘曾经为法西斯辩护’。986
“卢梭式”的忏悔反思（4）
另外，像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1957年5月间曾去浙江出差，同浙江文艺界的作家们开座谈会，传达中央精神，鼓励他们鸣放。结果浙江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很快几乎全部被划右，著名的如宋云彬、黄源、陈学昭。反右后，邵荃麟被认为是去浙江煽风点火，检举材料送至北京。但邵荃麟仍然被‘保护过关’，参加领导了作协的反右派斗争。1964年，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传达后，作协重点批判邵荃麟，认为他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时他不再被保护，1957年浙江‘放火’的材料被端了出来。有人径直批评说，邵荃麟是‘漏网右派’。”987像这样既是历史经验又同时是历史教训的例子，是那么发人深思啊！
另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还是莫过于周扬。人们记得，三十年代初，刚从日本回来时，他“潇洒倜傥，穿西服，系领带，着皮鞋。他爱去舞厅，咖啡厅，电影院，与朋友谈笑风生。他投身革命，同时也是文艺家中的一员，对艺术有见解和感悟。这时的他，自由地挥洒着个性，让人感到亲切、可爱。”但延安令一个“年轻崭新”的周扬出现了，“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谈笑风生，而是不苟言笑。”他让人感到了“陌生”。1949年以后，他作为文艺界的领导，“却很少参加文艺家的自由聚会，他是在主席台上在报告中在报纸上，同大家见面。“人民尊敬他，敬畏他，却没有亲切。”在“文革”自己遭难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一方面“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人，而且运动过后尽量做一些弥补。但同时，宗派情绪或者其他原因，又使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一些人，把一些人推到逆境之中。”种种迹象表明，正是他促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发生。“还有丁玲、冯雪峰的冤案，他个人的好恶，显然起到关键性作用。……1957年当大会批判冯雪峰时，他坐在主席台上，是以轻蔑的目光打量着冯雪峰。”988难能可贵的是，经历了“文革”磨难的周扬，在晚年又以“苍老崭新”的面貌出现了。他“愿意诚恳地改正过去的、也不能由他个人完全负责的‘左’倾错误；他更不以一贯正确自居，更没有什么风派表现。”989他有的是心灵的真诚忏悔和对昔日崇拜的领袖的客观再认识。他在写于1983年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说，“不幸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违反了初衷，背离了自己所坚持的矛盾同一性观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为一’，把对立绝对化，甚至认为综合也只能用一方吃掉一方去解释。这样就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后来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致把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加以夸大，这就在大跃进时期造成了主观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把理论为实践服务理解为单纯地为政治或阶级斗争服务，忽视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这给我们的理论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形成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990“文革”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