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钟楼-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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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钟楼 6（2）
晚饭持续的时间很长，那是你一生中第一次喝酒，在座的所有人都喝了酒。临结束时，黄宗远对叉子说，“你是好心办了坏事呀，今天下午那事本来应该是一个涉险过关的结局，这事我想过很多次了，我知道他们早晚得来，我躲不过去，但他们从这家里什么也找不到，他们拿我没辙，大风大浪我见多了……让吃金鱼我就吃，吃完了他们也就没什么可闹的了，大不了再挨一顿打，我是九条命的猫，且打不死呢……但现在不行了，他们一旦知道了你不是真正的红卫兵，这事就大了……”
第二天早晨，在你还没有醒来时，黄方便来到了你的床前，他的两眼红红的，将手中的一张字条塞给你看。那上面写着：
黄方，家中的三万元存款单就放在你的枕头套里。记住，现在先不要去取，以后再说。面缸里有五根金条（暂时放在那里最保险），不要急于出手，现在不是卖金子的时候。永远照顾好你的妈妈和姐姐。你姐姐手里有几百块钱，先花着。
如果你长大后什么都做不了的话，可以试着去做些生意。记住，就是你妈妈的钱，也别忘了赚。
告诉黄圆，不要嫁给生意人。
不要再养金鱼了。
我先走了，还没有想好去哪儿。大概是青年湖吧，我在那儿参加过街道组织的义务劳动，哪儿深哪儿浅我都知道。我已经活够了。那地方不错，那是我自掘的坟墓、水制的棺材……
你俩赶到青年湖的时候，黄宗远的尸体已经被捞起来了，放在水闸的旁边。他躺在那里，脸上带着泥污，一群苍绳围绕着他，他穿的那身黄绸裤褂紧贴在身上，污秽不堪。你紧紧地拽住几次要冲上去的黄方，站在围观在那里的人群后面，看着公园里的环卫工人将黄宗远用一领破草席裹着，装在一辆三轮车上拉走了。
黄方的妈妈是在黄宗远死后一个星期死的。那天，赶在黄圆和黄方都不在家的时候，她躺在床上，用刮脸刀片割腕自杀了。她也留下了一份遗书，上面写着：
孩子们，你爸爸先走了，我也想好了，待会儿就走。现在，刮脸刀片就放在桌子上，我谁都不怕了，别提红卫兵，就是天兵天将来我也不怕了，我这一生都在担惊受怕，现在好了。
你爸爸他特自私，一辈子都是这样。他怕事情败露，红卫兵们再来时将他打死就先走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就把这份罪过扔给了我。我也不想受这份罪，这辈子我受的罪够多了。孩子们，暂时别回家了，藏好你爸爸给你们的东西，先到上海你姨妈家躲一躲吧。但愿你们的一生能够安定幸福，别像我们，自打懂事起就是让人家革命的。他们不累我累了，我不想再活着让人家革命了。你们俩相互帮助，各自保重吧。
妈妈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
你所以能将这两份遗书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它给你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像是用利刃镌刻在了你的脑海里，胜过你在学校里学到的所有诗文。
渐渐的，你似乎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惊恐万分，整日里惴惴不安的状态中走了出来，面对这么多重大的刺激，像是已经麻木了。在你的认识里，革命就是革命对象的泪水、流血和死亡，令你心痛或不那么心痛的泪水，你所熟悉和不熟悉的流血和死亡。
黄圆随同叉子一起到外地串连去了，你索性搬到了黄方家里。那段日子每天夜里你们依旧去捡破烂儿，小山似的大字报被你们每天准时地转移到废品收购站里。你把挣来的钱交给母亲，有时还给仍在“牛棚”的父亲买上一袋香肠找机会送进去。白天里你们无所事事，就和叉子的一帮哥们儿在街上闲荡。
叉子的这帮哥们儿大多是劳动人民的孩子，年龄大约都在十六、七岁，只有一位大学生显得有点儿鹤立鸡群。听说他是叉子的街坊，原先经常请他补课，所以叉子很敬重他。他混到这个圈子里来，是因为他家被抄，父母都被轰回乡下，他不愿意回去，而学校里又早就没有了他呆的地方，所以他就这样有一顿没一顿，东住一天西住一天地和你们混在一起。大家都很敬重他，都管他叫王老师。每到晚上，大家都会聚到一起听他讲故事。他的故事又多又新鲜，像是总也讲不完，什么科幻的、历史的、闹鬼的、二战的、皖南事变是怎么回事、抗美援朝时为什么毛主席称38军为万岁军……他还讲到了当时广为流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说它是中国封建主义的现实翻版，本质上是反动的，理论上是荒谬的，所以得到了一些人的狂热迎合，是因为人们思想中的流氓痞子性和农民意识在作怪，是一种翻身算账，私仇公报的阴暗心理，是与人斗其乐无穷这种可怕的精神传染病的典型反映。他的这些话听得你们当时直哆嗦，又害怕又隐约觉得他说得对。他的很多话你当时并不懂，感到玄之又玄，像是天方夜谭，但你们还是爱听。现在回想起来，他就是当时你们这一群人中的精神领袖，他随时随地用他的言行在影响着你们，你们的精神依赖和寄托在他那里，他给你的干涸、混乱而又迷惘的脑海里，注入了许多与众不同的东西。他抽烟很多。有好几次你和黄方深夜捡完破烂儿回来，又找到他们的临时住处，想继续听他讲故事时，发现别的人都睡了，黑暗中只有他一个人手中的烟头还在忽明忽灭。他瞪大着眼睛望着远处，总仿佛是在思考着什么。
沉默的钟楼 6（3）
终于有一天，王老师失踪了。几天后，传来了他在北京站卧轨自杀的消息。这件事给北京带来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动，一时间街头巷尾的人们都在议论着这件事，北京站也因此而军警密布，戒严三天。当时的铁路运输本来就因各地红卫兵蜂拥来京大串联而变得混乱不堪，这次终于彻底瘫痪了。据说，北京站直到事发后第二天的夜里才有一列客车发出。
在那段血腥的岁月里，一位流浪街头的大学生义无反顾地跳下站台，用生命中最后的本钱——年轻的血肉之躯卧在铁轨上，令疯狂前行的血腥列车遇上了一点儿麻烦，令策划于密室的阴谋和横行于阳光下的残暴，起码在北京停顿了一天。
沉默的钟楼 7（1）
1967年北京的冬天干冽而又寒冷，由文化大革命开始掀起的第一波革命热潮也似乎随着寒冷的天气，而在老百姓的眼里变得有所降温。表面看来，旧的革命对象已经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了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新的革命对象正处在培育和寻找当中，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一步将砸向哪些人，似乎暂时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和可以成为习惯的指向。很久以后你才知道，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过后，政治斗争才算真正开始和凸现出来，党内斗争、派系斗争、权力斗争等吸引了大部分较高层人们的注意力。原先那些老红卫兵们的父母们、相当多的高级干部们，似乎正在开始变为革命的对象，那些红卫兵们当然不能对自己的父母大打出手，当然不能对他们父母的革命事迹和享受的优越待遇加以批判和破坏。于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变成了保皇派，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开始沉沦下来，有的甚至转而开始偷尝爱情禁果。红卫兵们开始分化了，造反派们开始分化了，利益和家境的变化是引起他们分化的重要原因。这一部分人的父母或家人昨天还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转眼便身陷囹圄，生死难卜，家被抄得比谁都干净，甚至连一片纸屑都不放过。过惯了贵族式生活的他们被轰出了深宅大院，毫无生活保障地流落街头，成为了社会所唾弃的狗崽子。尽管在他们心里坚持认为自己的狗崽子称号与黑五类子女的狗崽子称号有着截然不同和本质上的区别，但现实中境遇上的相同，则使他们无暇也没有资格再对原有意义上的革命对象口株笔伐，大开杀戒了。老百姓们正是由于这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先头兵和最早行动起来的群众基础的涣散，才得以些许喘息的。
黄圆和叉子一行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到北京的。那时已经临近春节了。他们这一趟走了三个多月，据说是到过不少地方，逛了不少风景名胜，吃了不少各地的美食，听说了不少风土人情，捎带着也打了不少架，几乎是全胜。最巧的是他们居然在昆明碰上了来黄圆家抄家的那拨红卫兵。是叉子最早发现他们的。跟踪了一天之后，叉子纠集当地的红卫兵，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他们一顿。这一架的好处是当时出了气，坏处是令对方从此结下了仇，而且双方都知道了对方的底细，甚至连名字和学校都被对方了解得一清二楚。叉子估计回到北京后，那拨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对叉子说，人也死了，家也抄了，再这样做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尤其是对黄圆和黄方没有好处。但叉子不这样认为，他说他可以保护他们。他说他跟红卫兵是死对头。他说他出身贫农，本来是可以参加红卫兵的，但学校里的红卫兵不许他参加，还说他是流氓，并被他们抓起来遭受过毒打。他说自己不是流氓，从没有做过流氓做的事，他只是打架，跟那帮欺负他、瞧不起他的高干子弟们打架。他的打架与好斗，是被那帮人欺负了好几年后逼出来的。他结交了一帮学校里的穷哥们儿，他认为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互相保护，不再被人欺负。叉子他们回京前给你发了电报，你和黄方去北京站接他们。刚一见面，你便把王老师卧轨自杀的消息告诉了叉子，他听后神情愣愣的，半晌没有说话。走出车站站在广场上，他停住了脚步，仰望着巨大的时钟，嘴中喃喃着，“在外地就听说这件事了，但没有想到会是他！到底是在哪儿？”“不知道，”你说，“只听说他是从站台上跳下去的。”叉子听后没有再说话，而是径直朝候车大厅走去。
候车大厅里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大串连的红卫兵。他们有的组成了方阵，在那里高唱着革命歌曲，有的则东倒西歪，把这里当成了临时住所，臭气熏天，脏乱不堪。叉子面色铁青地四下里巡视着，一幅悬挂在滚梯上的巨型标语引起了他的注意。标语上写着：“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叉子盯着那幅标语看了半天，然后对你们说，“都站这儿别动，看我让这儿再热闹一回吧。”说完，他跟一个叫二白子的哥们儿嘀咕了几句，朝滚梯方向走去。你看见他们各自上了一部滚梯，就在接近那幅巨型横标的刹那间，抽出匕首挑断了拴在横标上的绳子，那标语瞬间哗啦啦地耷拉下来，正好罩在楼下的红卫兵们头上，引起了整个大厅的骚乱。一时间，南腔北调的漫骂声、呼喊声响成一片，红卫兵们惊慌失措地互相拥挤着、冲撞着，有的甚至对打起来，乱成了一锅粥。
回家的路上，叉子说，“这地方就应该这样常出点儿事，好让他们别忘了王老师。”
他们这一趟串连回来，你发现变化最大的就数黄圆了。她一改往日的多愁善感，变得大大咧咧、满不在乎起来，像个红卫兵似的。叉子的那帮哥们儿，也开始有人在背地里叫黄圆为叉子的“婆子”。你觉得，黄圆对这些议论肯定知道，但她却表现得不以为然，依旧同叉子一起，整日出没在冰场、公园、电影院或在街头游荡。当着你的面，黄方说黄圆，“你再这样和叉子混下去早晚要出事的。”黄圆当即反驳道，“我到底怎样你才满意？你是不是就喜欢看我整天闷在家里哭哭啼啼的。叉子他人好，又能保护我，你们有什么看不惯的。难道你们俩能保护我吗？”
事情果然被黄方言中了。这以后没过多久，叉子和黄圆双双被红卫兵逮了进去，说他们是一对流氓。逮他们的就是那拨与叉子有仇的红卫兵，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他们一直在打听和跟踪叉子，最后终于在叉子家里，在叉子最没有防备的时候将他们逮住。当时，他们俩正和叉子的妈妈一块包饺子，猛一下屋门被撞开，紧跟着蜂拥进来一堆人，将试图反抗的叉子扑倒在地并捆了起来，并将黄圆也一块押上了卡车。当时，叉子的妈妈被眼前这阵势吓傻了，好半天才问出了一句，“他们犯了什么罪？”那伙人只留下了一句话，“他们都是流氓。”
沉默的钟楼 7（2）
叉子的母亲那些日子连遭打击，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天夜里，叉子的父亲被环卫局的一帮造反派带走了，说他丈夫是黑劳模，要拉去批斗，一直也没有回来。
沉默的钟楼 8（1）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以后你陆续从黄圆和叉子口中听到的。
叉子和黄圆被反捆着推上卡车后，站在几十名红卫兵中间。卡车驶出胡同口时，黄圆看到一帮叉子的哥们儿正向这里飞跑过来，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了。黄圆被这从未见过的阵势吓得浑身颤抖，双腿发软，像要站不住了似的。她深深地低着头，她觉得所有路人的目光都在羞辱她，她的心中充满着恐惧。
疾驶的卡车开进一所学校后停了下来。黄圆抬头四顾，发现这所学校她曾经来过，记忆中像是在这里参加过一次篝火晚会。而现在眼前的一切，与记忆中的那所学校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所有能被人们注意到的地方都被贴上了大字报，所有的门窗玻璃都被打碎，代之以铁条、钢筋和木板，偌大的操场上空无一人。往日那朗朗的读书声和沸腾于校园内的欢笑声，已被笼罩在此的说某良潘妗！�
“把这个家伙押到地下室去。”黄圆看到随着话音，一个像是头目的红卫兵从驾驶室里跳下车来。他说话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洁净的面颊上透着健康的红润。黄圆认出来，他就是抄她家时那个总盯着她看的红卫兵，也就是她和叉子在南方串连时与之交手的那群红卫兵的头儿。她记得很清楚，那次他们打架时，他的胸前挂着一架镜头很长的照像机。
叉子被红卫兵们反剪着双手押走了，等待着黄圆的，是下车后便开始的审讯。
当她被推搡着，走进被充作武斗堡垒的原教学大楼中的一个房间，坐在指定的那张小方凳上时，觉得那阵势就像电影里审问特务的场面一样。她用手使劲压着膝盖，试图按住抖个不停的双腿，但却怎么也按不住。她已经被吓蒙了，她当时只想去厕所。审讯时间进行的并不长，当她被带出审讯室，关进一间孤零零的小黑屋里时，她感到头脑昏昏沉沉，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疲惫极了。她蜷缩在屋角，努力回忆着被审时的情景，却感到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不一会儿，她竟这样睡着了。
月亮出来了。午夜的风凉飕飕的，顺着墙上那个嵌着铁条的窗子直吹进屋里。一抹清冷的月光，照射在斑驳陆离的墙面上。借着月光，黄圆逐渐看清了她在的这间小屋。在窗下，她还摸索到了一张立在墙角的床板和一条潮湿肮脏的破毯子。她将床板放平，然后将毯子铺在上面，这样坐上去感觉好多了。
她凝视着那斑驳的墙壁，似乎要在那上面寻找出什么东西，脑海里还在回忆着审讯她时的情景。她记得，主审的那个红卫兵长得又黑又壮，脑袋特别大，脸上泛着油，一脸的疙瘩，模样长得很凶。他不断地拍着桌子质问她，话题只有一个，就是关于她和叉子。他问她与叉子到底是什么关系，性交过几次，是如何发生又如何结束的，具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