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继死去的人-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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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萨沙长大了一些，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常向他重复说：“商品一金钱关系之所以叫商品一金钱关系，是因为需要用钱、也只能用钱买到商品，也就是买到靠某人的劳动创造的东西。但是用钱买感情，可耻而且不值。但是更不值更可耻的是出卖自己的感情换取金钱。”
　　萨沙的功课学得很好。但是后来发生了意外。钱掉到了他和父亲的头上。而且不是小钱，是大钱。开始他们得到消息说，母亲同作家新丈夫在一次火车事故中遇难了。几个月之后，公证人找到他们解释说，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塔什科夫是著名文学家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鲍加托夫惟一的继承人，在最近的五十年内（根据著作权法）拥有他的作品的专有权。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企图提出抗议并对公证人解释说，发生了令人遗憾的错误，小塔什科夫当时已经19岁，不是已故作家的亲属，这位作家一定有其他的亲属，其中包括原配婚姻的孩子。公证人全然不理睬这些话，回答说，这是被继承人的意愿。他的原配婚姻确实有一个女儿，但是他同她由于政治原因，已经宣布脱离关系，她做了持不同政见的事，而第二个妻子就是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塔什科夫的母亲、他非常爱她，这些年来深受良心的谴责和折磨，因为他让她失去了孩子，撇下他没有母亲呵护。所有这些当然纯粹是胡说。塔什科夫父子非常清楚，要是笔墨大师深受折磨，他就不会娶那个把8岁的儿子丢给丈夫抚养的母亲当妻子。大概，不如说，是做母亲的良心发现，所以她劝说富有的丈夫写下了对被她抛弃的儿子有利的遗嘱。
　　“行吧，死者的意愿是神圣的。”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叹了口气，“我们不能违背它。”
　　他们接受了继承权。等到萨沙放假和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休假的机会，父子俩到了彼得堡。清理了作家的财产、存款，以及著作出版合同。他们很快弄明白，他们得到的遗产比这些更多。作家的书一版再版，而他在漫长的一生中写了不少书。总之，是一位真正的经典作家。况且，由于当时存在社会主义阵营，该阵营的每个成员国都认为有义务用本国文字出版“俄罗斯老大哥”的文学经典著作。因此书的印刷量简直难以数计。办清手续之后，塔什科夫父子回到莫斯科。接连几天处于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后来他们进行了第一次，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作家的钱为题目的谈话。
　　“我们无权动这些钱。”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坚定地说，“但是既然死者希望这些钱归你所有，就随他去吧。我向公证人咨询过你能不能拒绝这些遗产，他说可以，但是那样就会在认为自己有权得到遗产的人们中间引起争夺纠纷。所以我想了想，我们的行为不应该挑起人们争夺吵闹。我说得对吗，儿子？”
　　“您说得对，爸爸。”亚历山大表示赞同。
　　“那么我又想，我们接受这笔财产，但是不要为自己动用它。我们是两个年富力强的男子汉，上天没有亏待我们的身体，也没有亏待我们的头脑，我们应当自食其力，否则我们就不能自尊。不过我们将保管这笔财产，让它增值，让他的书出版，谁想出都可以，出多少都可以。我们将用钱干一些既重要又需要的事情，但是我再说一遍，不是为了自己私人的需要。”
　　“用于幼儿园和医院？”萨沙猜道。
　　“嗯，差不多。”
　　从那之后过去了十五年，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塔什科夫现在已经34岁，正是当年他们家只剩下父子俩相依为命时他父亲的年纪。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当时一直没有回去干教练工作。出现了中断，他在中学里过了将近十年，他的训练方法无可救药地落后了，也已经忘记了。现在他年过六十，但是他仍然像运动员一样身材挺直，着装精神，在他毕业的那所体育学院工作。岁月惟一的标志是头发差不多全掉光了，但是过早谢顶是塔什科夫家的遗传，连才34岁的亚历山大，头顶脱发面积也明显超过了有发面积。
　　至于作家的遗产，在头八年，即1989年的前一年，各种出版的盈利经常人到账上，相应的利息也有增长。但是后来，在改革进程中，社会主义经典作家迅速地被遗忘，谁也不需要他，财源就断了。由于当时亚历山大已经进入联邦安全局工作，因此塔什科夫一家提前知道财政即将剧变的消息，得以预谋对策，以使作家的遗产不至于血本无归。虽说他们自己不需要用这笔钱干什么，而且父亲和儿子都习惯了堂堂正正做人，譬如做事就要做得一丝不苟，决不能马马虎虎。他们把所有的钱从账上提出来兑成黄金，又过了几年，当外汇和银行账户形势在一定程度上明朗之后，把黄金换成美元，找一家确实不会过热的银行开启外汇账户。这种银行尽管利率低一些，但是信誉比较高。
　　亚历山大好几次竭力找到值得使用作家遗产的项目，建议向某种效益好的基金会缴费，或者把钱转交给急需用钱的残疾人。但是父亲的反应让他吃惊。
　　“你能肯定这些钱一定会用到你选定的项目上吗？你能保证这些钱不会在半道上被偷走吗？”
　　当然，小塔什科夫保证不了。他已经是克格勃——联邦安全局的基干军官，比其他许多人更清楚甚至从最可靠的账上花钱的难易。
　　有时亚历山大从电视上听到呼吁捐钱帮助给这个人那个人治病，然而父亲连这样安排遗产的企图也根除了。
　　“你亲眼见过这个人吗？”他严肃地说，“你能向我用脑袋担保，他真的有病，需要用钱治疗，不是狡猾缺德地向轻信怜悯的同胞敲诈的方式吗？”
　　是啊，先是妻子，然后又是精明的“小英国佬”阿拉·谢尔盖耶芙娜的经历，让他有一种病态的疑心。
　　“等机会吧，不到你内心开始感到痛苦时，不到你发现心神不宁时，暂且不要做什么事情。当你感到你的内心老是痛苦——这时候你才找到了一件你应该花出这笔钱的事情。完全不明白，你的心为什么开始哭泣，是怜悯无家可归的小猫小狗，还是害怕新的病毒大流行。在第一种情况下，你为无家可归的动物建一处栖身的窝。在第二种情况下，你就捐钱研制或者购买新疫苗。但无论如何，必须是你感到你不能不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你需要的那个机遇。然而有意去找花钱的机遇是愚蠢的，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喜悦。”
　　亚历山大34岁仍然未婚，因为爱情换金钱的经验给他留下了太深的痕迹。他有过很多姑娘或者女人，早秃是他外貌上惟一的缺陷。但是当他用“遗产”来考验在他看来适合当妻子的女友时，每一次都看见贪婪的眼光。在知道遗产之后，她们的情感变得更加热烈、更加细致，而说出来的话语则更加热情，更加露骨。他却立即觉得寒心、乏味甚至反感。人们为什么如此喜爱不是自己挣来的金钱呢？他理解，非常理解那些人，舍不得花靠多年来日复一日辛勤劳动所得的每一个戈比，甚至这些人表现出来的令人厌恶的吝啬和贪婪也没有让他生气，虽然他自己并不是守财奴，喜欢给别人送礼物，出手大方。但是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了得到别人积攒的钱，怎么能不顾世界上的一切，不顾脸面、亲情、人格和良心。即使自己已经在世上活了34岁，当上了科长干到了少校，他对此仍然不能理解。就是说，他仅仅从纯理论上懂得这种事情在人世间随处可见，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可是真正面对具体的人和事时，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能。不能就是不能。
　　这天夜里，她躺在床上完全不能入睡。当然，躺在床上可以让白天过度疲劳的身体得到休息，但是精神却很兴奋，一遍又一遍回想起妹妹和奥列格。为什么如此突然？为什么这两个人会同时离她而去？他们两个人谁都没有错。娜塔莎被绑架，奥列格遭谋杀。为什么命运要让她承受一个又一个打击，不让她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让她有喘息的机会？这不公平，不能这样，她也是个活生生的人，她也有感情也有喜怒哀乐。或许，上苍俯视着她，以为她既然这样勤奋努力，不知疲倦，是不是她的内心里除了肌肉和筋骨别无其他，空白一片？伊拉不相信上帝，也怀疑根本就没有上帝。当然，有的只是人人都清清楚楚知道的东西。
　　她不爱奥列格，甚至就没有爱上他，只不过是感激他的同情，感激他每天晚上都来等她，让她在“格洛利亚”的工作人员眼里变成了一个有人追求的正常的姑娘；感激他有时上楼到她的房间里去，让她忘记简陋的衣着和脸上讨厌的丘疹；感激他张罗着要带她去看大夫甚至打算支付治疗费用，如果需要的话；感激在深夜的大街上短短的漫步中富有人情味的谈话；感激他不说大话也没有许诺什么，只是每天晚上都来说说话，尽管不多。伊拉也非常可怜他，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年轻、漂亮、善良的人，很快就要有孩子……她可怜奥列格的妻子，虽然她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
　　突然，她的心里一激灵。今天到“格洛利亚”来的这个家伙是什么人？要知道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说。万一他说谎呢？要是奥列格根本没有牺牲呢？他不过是为了向她打听什么，所以才编了一通奥列格的话。也许，他是绑架娜塔莎的那些人派来的呢？要知道就是这个人……他叫什么……他昨天一大早跑来警告她，可能有陌生人要来盘问她，天哪，可是这个男人到底叫什么名字？！
　　由于对自己恼火，伊拉差一点没有放声大哭。随后她想起来，他给了她一张有电话号码的卡片。她把它塞到哪儿去了？大概是口袋里，再没有别的地方好放，她出门扫街时不带手提包，因为什么也没有，她费劲地从薄薄的旧被子（还是她小时候妈妈给她盖的那床被子，现在她把好被子都给了房客，让他们铺床用）里爬出来，拉开灯，抓过她早晨出门时穿的风衣。谢天谢地，卡片找到了。这不，是科罗特科夫·尤拉·维克多罗维奇，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电话号码都是五位数，有意思，半夜里能打其中的哪一个电话呢？要知道会闹得很不方便，把全家人都吵醒。不错，他亲口说过，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打电话，不必客气。话可是说得轻巧……而且她要在半夜里打电话也不太容易，电话挂在过道里的墙上，拉不到房间里来，伊拉不想让房客们听见说话。之所以不想，原因很多。房客看好她的宿舍是因为这里安静，也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听见他们的女主人半夜里给民警分局打电话。此外，这位科罗特科夫还特别交代不要扩散娜塔莎被绑架的事情。如果她一旦必须用电话说什么……到街边的自动电话亭去，行不行？说是自动电话亭，然而打电话要有磁卡，深更半夜的，到哪里去换磁卡，而且要五百卢布，可以买一个长面包带几块方火腿了。
　　只好等到早晨。伊拉又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一个小时，后来拉亮了灯。不，她不能等到早晨。科罗特科夫说的，立即打电话，白天，黑夜，任何时候。这是他的工作，他知道他说的话。既然说要这么做，那就必须这么做，这样做才对。为了案子，为了娜塔莎，他亲口说的，“娜塔莎的安全在我和您的手里，取决于我和您的行为，看我们能不能尽快找到她把她解救出来”。抛开那些礼节，她应该给他打电话，名正言顺。
　　伊拉踮着脚走进过道。正是早晨4点钟，大家都在酣睡的时候。没有开灯，她划着一根火柴，照亮写在卡片上的电话号码，取下话筒，用手摸着拨了第一个号码，对方马上就取下了话筒，答话的是一个睡意未消的男子。
　　“是尤拉·维克多罗维奇吗？”她用勉强可闻的声音对着话筒说，井用手捂住话筒，让声音不至传得太远。
　　他听不清楚。
　　“喂！”接电话的男子有些生气了。
　　“尤拉·维克多罗维奇。”她稍稍大声了点。
　　“是我。”他的回音已经平和了一些，显然是听见了。
　　“我是伊拉·捷列辛娜。”
　　“发生了什么事情？您说话不方便吗？”科罗特科夫立即就猜测到了。
　　“是的。”她小声说。
　　“您是在家里打电话吗？”
　　“是的。”
　　“有人来找你了？”
　　“是的。”
　　“什么时候？今天？”
　　“是的。”
　　“白天还是晚上？”
　　“晚上。”
　　“您早晨5点钟上班吗？”
　　“是的。”
　　“4点45分我在您那幢楼的顶层等您，在顶间门口，您再对我细说。都听明白了吗？”
　　“好的。”伊拉轻松地回答。
　　回到房间，她又躺在床上，不过没有关灯，反正过半个小时就该起床了，还睡什么觉。瞧，他根本不为她早晨4点钟给他打电话生气。就是说，她做得完全正确。他过四十五分钟到她这里来，她全都告诉他，他也会给她出主意该怎么办。她没有权利自作主张，因为事关娜特卡，就是娜塔申卡，她的妹妹，她毫无行为能力，不能保护自己。伊拉很有自知之明，她的文化程度很低，只上过正规中学七年级，还是凑凑合合上的，寄宿学校的那几年不能算，寄宿学校算是什么学习啊，简直是一个笑话！成天酗酒，滥交，老是互相偷东西，也偷工作人员的。那里甚至连做家庭作业的地方也没有。老师也是一群窝囊废。大概在寄宿学校工作不受人尊敬，到那里去的都是些百无一用的人。他们以为，如果孩子们——一群孤儿，那么他们用不着好的学识。于是，她，伊拉·捷列辛娜非常清楚，她没有权利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有工作的人，他们上过学，受过专门教育，有经验。如果他们说怎么做正确、怎么做不正确，她一定得听他们的话。他们不会让人做坏事。
　　4点45分，伊拉跑步登上顶层。科罗特科夫正站在顶间门口抽烟。由于激动，她语无伦次地告诉他，昨天有个陌生男人到“格洛利亚”来找过她。
　　“奥列格是谁？”科罗特夫这时插嘴问。
　　“是个熟人。”
　　“早就认识吗？”
　　“不，大约两个星期。”
　　“他是谁？干什么工作？”
　　“他说他是私人保镖。可是昨天这个家伙暗示，好像是在机关里。他说谎，是吗？”
　　“奥列格姓什么？”
　　“我不知道。”她有些慌神了。
　　这段时间来，她第一次突然意识到，真的不知道他的姓。他自己没有说，她也没有问。不知怎么也没有想到过要问，再说，她问他的姓干什么？跟他又没有什么牵扯。
　　“但是他那一辆什么小汽车，您知道吗？”
　　“不，”她摇摇头，“红色的，外国牌子。我搞不清楚。”
　　奥列格开一辆红色外国车，在机关里工作，不过这有问题。特征豪华，有五分之一就够了，不会弄错的。
　　“但是他多大岁数，这您总该知道吧？”
　　“岁数……大约30岁，可能还小一点。对，他还说过，他的妻子正怀孕，六个月了。”
　　不错。是奥列格·热斯杰罗夫，联邦安全局上尉。红色“大众”。29岁。有个怀孕的妻子。明白了，为什么昨天这位来客大驾光临。侦查谋杀案。好吧，侦查吧，没什么可怕的。当然，虽然是同时进行，可以互不干扰。
　　“伊拉，他没有骗您。您的奥列格真的牺牲了。我非常遗憾。有人在他的车库里放了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