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二卷 最光辉的时刻-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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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敌潜艇继续进攻的危险以及岸上守军的射击既异常准确而且又决心抵抗〃，便决定撤到海面去。
与此同时，上午10时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国防委员会，认为不应向各司令官施加压力，强要他们采取有背于他们明智判断的行动。内阁于上午11时30分开会，会间，传来了今晨作战结果的消息。根据这些消息，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就慎思明辨和我方人力、物力所能容许的范围来说，我们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有几艘优秀的军舰遭受重创。对方显然要死守达喀尔。谁也难以断定，长久打下去的激烈情绪是否会引起法国维希政府宣战。因此，经过痛苦的讨论之后，一致同意不再打下去了。
于是我向各司令官拍发了以下的电报（9月25日下午1时27分）：
根据所有我们截至目前获得的消息，包括〃坚决〃号的受创，我们决定放弃进攻达喀尔的计划，因为我们显然将遇到不幸的后果。除非还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尚未获悉的情况，使你们打算强行登陆，否则，应就此罢手。请用〃最急〃电报通知，你们是否同意这样做，但是除非情况转变得完全有利于我方，否则在未接到我们的答复以前，不应真正开始登陆。
假设放弃这一计划，我们将尽力用海军掩护杜阿拉，不过我们不能保护在巴瑟斯特的戴高乐的军队［如果他们还在那里的话］。我们现正考虑向弗里敦调派援军的问题。一俟接到你们的答复，我们即发出如何处理其余的部队的指示。
各司令官的答复如下：
同意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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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0年9月25日
我对我们不得不放弃进占达喀尔的计划深感遗憾。维希方面比我们先到一步，并利用其党羽和干练的炮手加强了防御工事。一切同情我们的人都遭到扼杀和镇压。我们有几艘军舰被击中，当你想到我们已有的负担时，当可了解，如坚持强行登陆，将使我们承担不适当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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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天的炮击中，没有一艘英国军舰被击沉，只有〃坚决〃号受创，在几个月内不能参加战斗，另外还有两艘驱逐舰需要在国内船坞大修。维希方面有两艘潜艇被击沉。其中有一艘潜艇的船员获救，两艘驱逐舰被烧毁和搁浅了，〃黎歇留〃号战舰被一枚十五吋炮弹击中，并受到两枚险些把它击中的二百五十磅炸弹的创伤。在达喀尔当然无法修理这艘庞大的战舰，它在7月间便一度因受创而不能航行，现在我们肯定可以不再把它作为一个敌对因素来考虑了。
在这次远征计划中，谈一下战时内阁和几位司令官的主张之一变再变，是很有趣味的。几位司令官起初并不十分热心，欧文将军给自己留了退路，他给帝国副总参谋长写了一篇长长的备忘录，备述种种理由，强调一切困难。当远征军驶过加那利群岛以南的时候，法国巡洋舰队和驰援的维希党羽，挟法兰西共和国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权威，溜过了直布罗陀海峡。从这时起，我便确知形势已经转变；战时内阁根据我的建议，并在参谋长委员会的支持下，一致同意，在为时尚不为晚而且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的时候，中止这一行动，以免暴露我们的计划失败。
这时，在战地的几位司令官却站了出来，强烈要求采取行动，战时内阁认为，而在我看来也十分正确，应该听凭各司令官自行判断，准许他们放手去作。因此，就试行登陆，达喀尔坚强有力的抵抗立即表明，战时内阁自己的意见和它听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
达喀尔一战的剧烈程度，虽然远远超过我们的意料，但是，在维希政府不会对英国宣战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没有判断错误的。他们只是用北非的空军轰炸直布罗陀作为报复。9月24日和25日，他们曾对直布罗陀的港口和船坞连续不断地进行了空袭；第一次，在港口投下了一百五十颗炸弹；第二次，出动飞机约一百架，投弹比第一次多一倍。法国飞行员似乎并不认真，多数炸弹都落到海中。有一点小损失，伤亡不大。我们的高射炮队击落敌机三架。达喀尔之战的结果是维希政府得胜，于是这件事就这么暗中〃了结〃了。
对有关的英国海军和陆军司令官并没有加以任何责备，他们一直供职到战争结束，那位海军上将还得到了最高的荣誉。对敌情估计的错误应从轻处理，这是我行事的准则之一。
如果他们根据对当地情况的了解认为可以完成任务，那么，他们之踊跃一试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他们低估了法国巡洋舰及援兵的到来对维希驻军所产生的影响，这决不能算作他们的过失。关于戴高乐将军，我曾在下议院说过，他这次的行为和表现，使我对他比以前更加具有信心。
达喀尔插曲的经过值得认真研究，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不但说明了不可逆料的意外事件对战争将产生何种影响，而且，还揭示了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联合作战的困难，特别是有盟军参加的时候，尤为困难。在一般的人看来，它似乎是一个估计错误，部署混乱、临事怯懦和糊里糊涂的突出实例。在美国引起了一片强烈的批评，因为达喀尔靠近美洲，美国人对它有特别的兴趣。澳大利亚政府也感到忧虑。国内也纷纷抱怨战争指挥失当。但是，我决定不作任何辩解，议会也尊重我的意愿。①
①见附录（4）中我与孟菲斯先生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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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起来，也许应该对这些事情采取一种比较清醒的看法。研究海军史的人，将十分惊奇地发现，它和将近三百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非常相似。1655年，克伦威尔曾派遣一支海陆联合远征军去围攻西印度群岛的圣多明各。那次进攻没有成功，但是远征军司令官没有空手而回，他们接着去夺取了牙买加，从而把失败变成了胜利。
虽然我们在达喀尔失败了，但是我们却得以阻止法国巡洋舰的前进，并且使他们一心想去挑唆法属赤道非洲驻军的企图落了一场空。戴高乐将军不到两个星期就拿下了杜阿拉和喀麦隆，使它们成为推动自由法国事业的一个基地。自由法国在这些地区的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不但制止了维希毒素的渗入，而且，由于他们控制了中非，从而使我们后来从塔科拉迪到中东穿越非洲大陆的航空运输线得到了发展。
第二十五章 艾登先生的使命
1940年10月
张伯伦先生退休内阁的人事变动保守党的领导我决定继任保守党领袖的理由重开滇缅公路致罗斯福电我们在沙漠前线的力量加强我对中东军政当局的责难对马耳他岛的忧虑艾登先生飞往中东1940年10月13日我对形势的估计艾登先生在开罗同各将领举行会议他的报告和要求我们在马特鲁港的力量逐渐加强艾登先生和史末资将军预定在喀土穆会晤我打算对意军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应更妥善地利用我们在中东的人力物力。
9月末，张伯伦先生的健康状况大为恶化。7月间，他曾动过一次手术，进行检查，手术之后，他很勇敢地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检查结果，医生们认为他得了癌症，不是外科手术所能治疗的。现在他才明白实情，并且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恢复工作了。因此，他向我提出辞呈。由于事态的发展十分紧急，我认为必须在政府中进行前文叙及的人事变动。约翰·安德森爵士任枢密院院长并主持内阁内政委员会。赫伯特·莫里森接替他为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安德鲁·邓肯爵士任军需大臣。这些变动都从10月3日起开始生效。
张伯伦先生还认为，他应该辞去保守党领袖的职务，并且要我继任。我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也许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一个大党领袖的身分，和我现在所处的由英王和议会授权、并由各党联合组成和正式支持的政府首相的地位，是否相容。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毫不怀疑的。保守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和其他政党席位的总数相比，占绝大的多数。因为是处于战争状态，所以遇有意见不合或者形成僵局，也不能用解散议会、举行选举的办法来诉诸国民的公断。在危机重重的艰难时期，在屡遭失败和挫折的漫长岁月，如果我不仅要获得两个小党领袖的同意，而且还要获得保守党这个大党的同意，我才能行动，那么，我便不能指挥这场战争了。不论是谁当选，也不论他有多好的自我牺牲的美德，他总之是要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的。对我来说，我只是负行政的责任。
这些论点当然不能同样地适用于和平时期；不过，我觉得，不如此，我便不能在战争中胜利地克服困难。而且，就应付联合政府中的工党和自由党来说，基本的事实是，我作为首相，而现在又出任最大政党的领袖，并不完全依靠他们的投票，即便没有他们，我最后也照样能得到议会的支持。因此，我在大家的敦促之下便接受了保守党领袖的职务，我敢断言，如果没有保守党领袖的职位以及保守党党人对其领袖的忠诚拥护，我就无法在获得胜利之前完成我的任务。如果我拒绝担任，保守党内另外一个最有希望的人选是哈利法克斯勋爵，现在他亲自提出要我继任的动议，并经全党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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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茫茫无边的惊涛骇浪中闯过了夏季，但是能够生存的信念却与日俱增。秋季和冬季，我们又陷入错综复杂的困境，其程度虽不像夏季的危险那么严重，但却更加令人困惑。入侵的威胁已显然减轻。在空中进行的不列颠之战，我们已经获胜。我们已经扭曲了德国的射束。我们本土军队和国民自卫军已经非常强大。10月间的秋分暴风，使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波涛汹涌，危险莫测。以前我引以为慰的种种论据，都一一证实，更加可信了。在远东，日本宣战的危险似乎已经减轻。他们曾经等着要瞧一瞧德国入侵我本土的情形，但是德国没有入侵。日本军阀要想寻求万全之策。但是在战争中万全之策是很少有的。如果说他们在7月间认为不值得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现在当大英帝国的光辉更加灿烂、世界局势对日本更加不利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向我们发动战争呢？在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期满后，我们觉得有足够的力量重新予以开放。日本人对于海战富有经验，他们对于海战的看法也许同英国海军部的方针是一致的，但是，当我们采取重开滇缅公路、使物资流入中国这一决策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点忧虑也没有的。在这次对未知之数的普遍衡量中，业经证明我们的判断并没有错误。
我想向总统拍发电报，把我认为可以使他和美国人民感到高兴的消息告诉他。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10月4日
滇缅公路为期三个月的封锁将于10月17日满期，我们就各项有关问题进行长期考虑之后，今天已决定重新予以开放。外交大臣和我将于星期二，即8日，对议会宣布此事。我准备说，我们所抱的日本和中国之间达成公正解决的希望业已落空，三国公约恢复了1939年的《反共产国际公约》，并具有针对美国的显然标志。我知道，让你发表任何声明，从而使美国在太平洋承担义务，采取假定的行动方针是多么困难，但是，我要冒昧提出：目前，采取一个简单的行动难道不比说空话好些？难道你不能派遣一支美国舰队越大越好前往新加坡作一次友好访问吗？新加坡方面将以完全正规的适当方式欢迎他们。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对于新加坡和菲律宾水域的海、陆军问题进行技术上的商讨，并可邀请荷兰人参加。在这方面，只要稍有举动，就足以对日本产生威慑的效果，使它不敢因重开滇缅公路而对我们宣战。如果你在这几方面考虑采取行动，我将不胜感激，因为这对防止战火的蔓延将起重要的作用。
尽管我们在达喀尔全盘失败，但是维希政府仍在设法同我们建立关系，这足以表明法国国内的趋势，说明他们已经感觉到德国的压力，已经见到我们能够保卫我们自己。
我们在空中的地位虽然在实际力量和与敌人的对比上都在步步加强，但是对飞机的需要依然迫切。有几处重要的工厂曾遭受重创，生产率也因空袭警报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我驾驶人员的伤亡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多，因为，在我们自己国土的上空作战，很大一部分都安然降落或者仅仅受到微伤。
当你派来的官员在此间访问时，我们曾着重谈到驾驶员的问题。我们现在开始认为，就最近的将来而论，飞机才是使我们受到限制的因素。
我不能认为入侵的危险已经过去。那位绅士已脱去衣服，穿上浴衣，可惜水越来越冷，而且空中也有秋季的寒风。我们保持着最高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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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另一端发生的这些令人兴奋的事，为我们在中东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扫清了道路。我们要集中全部精力来对付意大利，他们的行动比我所预料的迟缓。强大的援军已到达韦维尔将军处。两个坦克团已到达沙漠。统率现在被称为〃尼罗河集团军〃的梅特兰·威尔逊将军，对于〃马蒂尔达〃部队给步兵坦克即〃I〃式坦克所起的别名的潜力评价颇高。这时，我们在马特鲁港的防御阵地已大为巩固（这一点，我当时还不知道），中东司令部中的参谋和计划人员已开始在酝酿一些新的打算了。显然，我们下一步重要的任务是从英国和印度加强我们在中东的部队，尤其是西非沙漠的部队。
关于试图使军事运输舰队取道地中海的问题，我还在和海军部争论。我说，〃你们现在看清楚了吧，我们当时应该试一试。〃而他们却说，〃用不着那么急嘛。〃我对中东现有部队的部署，非常不满，而且，在我看来，给养供应与战斗力之间的悬殊也非常大。我对于马耳他岛极为忧虑。关于这些问题，我直接而且还间接通过参谋长委员会催促韦维尔将军和陆军大臣。我给艾登先生写了一封信：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24日
我们在原则上并无分歧；但是在原则的应用上却产生了许多细节上的争论，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目前入侵的威胁迫在眉睫之际，还要抽调我本土的防御部队。同时，参谋部不断要求从中东抽调军队，如把澳大利亚第七师调去驻防马来半岛。目前拟将那两个印度旅调往这些热带丛林，以防可能发生的对日战争，以及可能性更小的日本之对新加坡进行包围。
昨晚，我曾和参谋长们一起对有关印度增援部队的文件进行了研究。你从报告中可以看出，一个师要派往马来亚，另一个师派往巴斯拉，一个军派往伊拉克，这样一来，就把1941年所能抽调的印度增援部队全部用光。我军这种地理上的部署或分散表明了目前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从战略的意义上说是完全错误的，然而他们向我解释说，虽然曾指定这些部队要用于特定的战场，但如有必要，也可全部调往中东。因此，我同意在该文件中增添字句说明这一点。虽然如此，但在抽调这些师的那一节里却只字不提战争的需要，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不好。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在肯尼亚对军队的浪费愈来愈大，在巴勒斯坦的浪费也在继续。这种情况，在巴勒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