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 吴言-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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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鬃毛兴奋地向上抖动一样,他显然十分受用。这一切都被我看在眼里,从此我开始称马局长为老板,并由于我的示范带头作用,局里的同志渐渐都开始称马方向为老板。若马方向下乡去了,有些同志手里拿着我签过字的报销单准备找局长签字时,便会互相询问:“局长——不,老板回来了吗?”得到的将是一个肯定的回答:“回来了”;“没有回来”;“不知道”。可你若问:“局长回来了吗?”被问者就会反问你:“哪个局长?”局里有那么多局长,你问哪个局长:陈奋远局长?余宏进局长?朱锋局长?——在行政机关,称呼副职从来不带前头那个“副”字。市里一个市长,那么多副市长,大家称呼他们却都是“张市长”、“李市长”、“王市长”。即使正市长姓王,其中一个副市长也姓王,大家也不喊“王副市长”。为以示区别,喊作“大王市长”,“二王市长”,再若还有一个姓王的副市长,则喊作“三王市长”。
去商店买鞋子,你当然应直接对售货员说:“给我买一双鞋!”只有脑子有问题那种人才会撇开售货员,问另一个顾客:“我可以买一双鞋吗?”这就不是买鞋,而是在搞笑了。我们玻管局的四十多个同志脑子反应快慢虽有所区别,但还没有如这个买鞋者一般纯粹的傻逼。所以某一天,大家突然像经过集体培训一样,都开始称马方向局长为老板。
那天老板问我由谁去接陶小北空出的那个位子时,我将“由老板来定”这句话说出去后,又毕恭毕敬地对老板说:“我只负责具体操作,老板定作谁,我就去操作谁。”
我这里说的“操作”,就是指投票。老板定为李小南,我一操作,李小南在民意测验时票数就会领先。老板若定为冯富强,我同样有把握让他票数领先——虽然我内心里并不情愿。老板就是定做小虎或者小高,以及小胡或者小马,我也同样有办法让他们在投票时胜出!
“这个事情先放一放,待我考虑成熟再议吧。”老板对我这样说。接着他又说:“不过你现在就得开始考虑,李小南上去,谁做政秘科副科长?冯富强上去,谁做工会副主席?还有李小南空出的那个副主任科员,是让康凤莲去做呢?还是由小胡或者别的哪一个同志去做?小胡这个同志工作积极性蛮高的,年轻人有上进心总是好事嘛。总之这几个人选问题你现在就得开始琢磨。”
我真诚地望着老板说:“琢磨当然是我分内的事,但我只是替老板琢磨,替老板考虑,权当我是老板的第二副大脑,或者是第二双眼睛——老板你若是那种伯乐,我就配合你在咱们局里发现千里马。总之无论是哪个岗位需要提拔同志,我提参考意见,老板你拍板——你拍谁,我操作谁!”
我的这个“第二副大脑”、“第二双眼睛”的说法,将老板逗乐了。他用指头点着我说:“你这个鬼家伙,算我没有错看你!”
我当时嘴上那样和老板说,心里却在想:我的两只手早交给老板了,再将这副大脑和两只眼睛交给老板,那我不只剩下一副躯壳了吗?或者是骷髅?我现在这个角色也就是“躯壳”和“骷髅”。对老板来讲,我是一具躯壳,只为他行走;对局里其他人来讲,我则为骷髅,有时得将他们吓一吓。人就是这样,你不常吓唬着他,他倒可能过来吓唬你,甚至会像我心目中选中的那个调皮的小妃子那样——上你头呢!而对一个男性来讲,让别人上头远没有你去和别人上床那么快乐!小胡、小牛曾上过我头,现在他们敢吗?借一个胆给他们,他们也不敢!他们为什么不敢?就因为我变作了骷髅。相反我想上他们的头,他们会主动跪在我面前,甚至扶着我上呢!至于上去是拉屎还是撒尿,或者揪头发,那就得看我的兴致了。
那天在老板办公室,老板还和我研究了车辆购置问题。老板让我去省城给局里购买一辆吉普车。老板对我说:“我们局里现在几辆车都是小轿车,还没有一辆吉普车呢!”接着又说:“市里领导对我们新班子寄予厚望,我们应多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下基层总不能老是坐着小卧车,那样会脱离群众,也难以打开玻管工作新局面。买一辆吉普车,可以到农村去,在山路上跑来跑去。当年毛主席倡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现在这些总是像泡沫一样浮在上面的机关干部,也有个新时期接受贫下中农——当然现在不叫贫下中农了,我的意思是说也有个接受人民群众再教育的问题!”
老板这样说时,我在心里寻思:莫非老板要买一辆那种四五万元钱的帆布篷北京吉普?那种车早淘汰了,据说厂家已不生产了,还不如买一辆“二一三”。那种新款“二一三”像陶小北一样,模样挺好看的。爬坡挺有劲儿,即使在沙土地里走,轰一下油门也就过去了。我正欲张嘴将我的建议讲出来,老板却吸了一口烟对我说:“我原考虑买一辆四缸或六缸日产三菱吉普,后来想干脆一步到位,买个八缸的算了!免得总是换来换去,八缸比六缸多出多少钱?”老板这样问我。
我当时没有心理准备,吓了一跳,但我很快镇定自若地回答老板:“八缸比六缸多十几万元,下来得六十多万元吧。”
“多十几万元就多十几万元吧,这事你近日去办。车接回来上户时按六缸上。别人问起来,就说是新款六缸车!不过局里也没有几个人懂得八缸与六缸的区别,这种高档车又不是满山遍野跑的羊,翻开尾巴盖儿瞧一瞧,就知道是羯羊还是母羊了。”
“这些请老板放心,我会一一办妥的。”我谦恭地笑着向老板点了一下头,后退了两步,然后才转身出门。一边向我办公室走,一边还在心里自嘲:这可真是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方向同志——这样的一辆“吉普车”,可是两辆甚至三辆红旗卧车的价钱呢!
《背叛》吴言
第二十八章
1996年夏秋之交,惠风和畅,我去省城给局里买车。
在带哪个驾驶员的问题上,我动了一番脑筋,决定带小牛去。倒不是我喜欢这个家伙——我怎么会喜欢这样一个龌龊的家伙呢!我带他去是玩儿他呢!先给他找点欢喜,然后再给他添点难受。带哪个驾驶员接车,表明这辆新车将归哪个驾驶员开。我让这小子像娶媳妇似的高高兴兴将这辆新车接回来,当他正准备欢欢喜喜入洞房时,再一脚将他踹出去,并指着鼻子骂他:还想做新郎官呢!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儿!那几句话怎么说:“俺们那里很穷,穿衣基本靠纺,致富基本靠抢,娶媳妇基本靠想”——让他蹲在门外一边哭泣一边“想”去吧!这小子是该好好想想了,要不到死都不知道怎么做人!
买车其实与买一袋方便面或一把牙刷没有什么区别。付钱,方便面或者牙刷就归你了。我和小牛来到省里的三菱汽车特约经销站,销售人员很热情,一听说买“八缸”,更热情,连经理都出来了。经理说:三天就有货,他们一批最新款式的八缸三菱车三天后就回来了,售价六十九万九千八百八十八元。经理说:“只是得让你们等三天!”经理脸上露着商业气息很浓的笑容,仿佛那六十多万块钱已贴在了他那张四喜丸子一样的胖脸上。他一边说,一边抱歉地向我摊摊手。
“三天就三天吧,又不是三年。”我对经理说。
我这句话把经理逗乐了,四喜丸子脸笑得更妩媚了,夸奖我:“老板您真幽默!”
我发现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四个字:表扬与批评。你让人家赚了钱,人家就会表扬你,多肉麻的话也能脱口而出。你挡了人家财路,人家就会批评你,再狠毒的话也敢往你脸上扔。经理称我为老板,这是此生第一次有人以这种称呼抬举我。正像我称马局长老板,马局长感到舒服一样,我当时心里也十分受用,像注射了一针吗啡,那种受用从针眼处漫溢开来。与“唱歌”也有类似之处,瞬间浑身通泰。“漫”出来的幸福“溢”到脸上,我的表情格外柔和,心情熨帖。
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有两个词被中国人滥用。一个是老板,一个是小姐。你想恭维一个男人,就称他为老板。一个只放有一台电脑,一台复印机,只有一个打字员的巴掌大的门面,也有一个老板。你复印几份材料,复印一页算你三毛五分钱。你问:“能不能算三毛钱?”打字员就会对你讲:“我做不了主,得问我们老板!”
骑摩的的人,只要见有人站马路边,就会殷勤地靠过来问:“老板您去哪儿?”装修房子,雇三轮车拉材料,付过运费后蹬车者笑着对你说:“老板,给五元钱太少了吧?”你一高兴,就会再给五元。就为他叫了你一声老板。
相反,你若想侮辱一个女人,就称她为小姐。小姐这种称谓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兴起时,起初并无贬意,反而有一种高贵之意。对女性的称呼由“同志”改为“小姐”,使女性普遍产生了一种性别被确认的感觉。那几年,从十七八岁的少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年城市妇女,都可称其为小姐。可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黄色娘子军一枝独秀,如蝗虫般铺天盖地而来,小姐在一夜之间成为妓女的代名词,称女性为小姐暗含着谑浪玩弄之意。紫雪某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南方来的客商在县招待所入住,出去办点事后,穿着那种背带裤兴冲冲地返回房间。楼层服务员是一个乖巧的女孩,拎着一串钥匙去开门。刚将钥匙捅进去,客人笑眯眯地对女孩说:“小姐请你帮我买两包香烟好不好啊?”服务员正欲转动锁眼儿,此时停下不转了,脸含怒意质问客人:“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客人大惑不解,按女孩要求将那句话一字不差重复了一遍。女孩生气地拔出钥匙,对客人说:“你母亲才是小姐!”然后跑过去伏在服务台,“呜呜呜”哭起来。
用“目不暇接”这个词来形容二十世纪末中国人的心理感受,应该是恰当不过的。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时间,中国几乎一年一个变化:男人穿得越来越精神了,女人穿得越来越少了;人们走路的劲头越来越大了,眼里的茫然越来越多了。庸俗的词一夜之间变得高贵起来,比如老板;高贵的词一夜之间变得庸俗不堪,比如小姐。新的名词不断涌现,新的、精巧的商品不断出现在百货公司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我调入玻管局工作后,亲眼见证了中国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飞速变化。这十年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前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累积起来的发展速度。五六十年代,在广大农村,中国人只知道在门洞里哇哇叫的那个东西叫喇叭,噪音有时候比“正音”大。即使在城市,也只见识过可以拿在手里拔出一根天线听的那样一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叫半导体收音机。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我们紫雪市才有了第一台电视机。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拥有一台十八英寸的大彩电也会令某一个家庭自豪。直到1986年前,紫雪市还只有那种“摇把子”电话,从市委、市政府的值班室往县里尤其是乡镇挂个电话,比现在往美国打个电话要困难得多。我们阎局长召开局务会时,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哪个轻哪个重,请同志们掂量掂量!”如果阎局长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会想起我在袁家沟中学时使劲摇那台老式摇把电话的情景:电话未被邮局接上,就轻,越摇越轻;电话被邮局接上,就重,越摇越重。我现在都弄不明白,邮局在那台黑色电话机里施了什么“魔法”。电话一接上,就好像一辆汽车后面突然被挂上了一节火车皮,怎么拉都拉不动——电话摇到最后,差不多得咬牙切齿使出吃奶的劲儿。那时我和柳如眉谈恋爱,我们谈了五年恋爱,我摇了五年这台电话。谈恋爱本来是一件“甜”的事情,可我现在回想起来却只有“酸”的感觉——摇电话摇得胳膊酸。
所以阎水拍局长若问我“哪个轻哪个重”时,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摇那种老式电话时,邮局未将电话接上,就轻;接上,就重。
1986年底,紫雪市才告别了摇把子。先上“自动电话”,然后是程控电话。九十年代以来,VCD、CD机、家用摄像机、二十九英寸、三十八英寸大彩电、背投式大彩电、传呼机、手机,一古脑儿涌入人们原本狭窄的视野。由被动接受到疯狂追逐,终于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应接不暇的万花筒。
汽车的变化更能说明问题。八十年代初期,紫雪市委、市政府只有几辆北京吉普,简称“二一二”或“帆布篷”。市委书记市长也坐这种帆布篷。八十年代中后期,市委、市政府大院里出现了桑塔纳、“二一三”和一些走私来的进口车,以皇冠和蓝鸟居多。其中有一种日产越野车,叫“巡洋舰”。当时我们紫雪市市长就坐一辆巡洋舰。那辆车米黄色,流线型车体。这辆车进入视野,就像一位身穿米黄色风衣的漂亮姑娘冷不丁进入视野一样,给人的视觉感受十分舒服。当时那辆巡洋舰行驶在大街上十分夺目,因为全市只有一辆这种车。只要远远瞅见这辆车像推土机一样开过来,人们就会说:市长来了!仿佛市长是一辆巡洋舰似的。
那时候我们阎水拍局长这种级别的干部,能坐一辆普通桑塔纳就足以令人羡慕了。我调局里时,阎局长刚卖掉那辆“普桑”,换作两千型桑塔纳。到马方向局长,直接坐到了八缸三菱舒适的座椅上。
我就是去省里买车、那个车行经理称我为老板那天,才知道三菱越野车又叫“帕杰罗”。当时车行经理一口一个帕杰罗,我又像初次听到“切诺基”一样惊愕。
我在很长时间里,都不知道北京“二一三”吉普车又叫切诺基。我刚调到局里来的时候,一次跟陈奋远副局长去某县下乡。赵有才主任对我讲:“小鱼,车已派了,坐切诺基,八点半在局办公楼门前出发。”我八点二十就到办公楼门前,心想:“切诺机”是个什么东西?赵有才主任莫不是和我开玩笑吧?让我坐“飞机”去下乡?这种待遇也太高了吧!我又不是国务院总理。我当时将“切诺基”理解成了飞机。
当时门前停着局里那辆“二一三”,小马正忙活着擦车。八点半刚过,陈奋远副局长从楼道里闪身出来,拉开车门径直坐上去。见我还在那儿迟疑,陈局长说:“走啊!小鱼,还愣着干啥?”
我一边拉开车门坐进去,一边疑惑地说:“不是坐‘切诺机’吗?怎么又换作‘二一三’?”
小马当时扑哧一下笑了,扭头对我说:“‘二一三’就是切诺基。”
我有点赧然,不好意思地冲小马笑了笑。小马帮我解嘲:“好多人开始都不知道‘二一三’就是切诺基。这就像给孩子取名儿,一个大名儿,一个小名儿。大名儿叫建国,小名叫狗蛋。”小马这样说着,一边飞快地开车,一边又扭头冲我善意地笑了笑。
那是我第一次坐小马的车,我就是那次对小马落下好印象的。若换作小牛,那小子肯定会这样说:“傻逼!‘二一三’就是切诺基!连这都不知道!”
总之在玻管局的十年,是我“大开眼界”的十年。我第一次见传呼机,吃了一惊。大概是在1991年,我调到玻管局的第三天,阎局长在蓝天大酒店开会,赵有才主任让我给阎局长去送一份材料。我坐在大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