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爱 作者:(德)E.弗洛姆-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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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道德的源泉。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如果上帝死了，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认为已有的道德全都基于对上帝的信仰。但如果人们不再信仰上帝，如果上帝不再是指导他们思想和行动的实体，他们是否有可能不变成完全丧失道德的人？是否有可能再去寻求另外一种道德准则？如果悲观一些，答案就是否定的。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交战各国共同遵守两条国际公认的规定，一是不得杀害平民。二是禁止折磨和虐待行为。而今天，任何战争中都会有平民被杀害，因为交战各方已经不再接受任何对于使用武力的限制。而且，技术本身也不允许进行任何区分，我们按下电钮来杀人，分不出平民还是军人。我们根本看不见对手，也就用不着去同情和怜悯，而折磨和虐待在今天已成为家常便饭，人人否认这一点，但是人人都知道它是如何的普遍。
我们可能不愿意说野蛮的风气在不断增长，但也很难否认人性和道德在日渐衰落。不过，我们也能看到一种新的道德准则在兴起，我们在青年一代为了和平和生活，反对战争和破坏的斗争中发现了它，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许多年轻人（并且不只是年轻人）宣称他们开始信奉新的、更好的价值观念，千百万人对于非人性的战争越来越不能容忍。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新的、信奉爱的道德准则开始站出来反对当今的消费社会。我们还看到了伴随着无数为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斗争而出现的自我牺牲的政治信念。新的道德准则还有许多缺陷，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由于出现了这些令人鼓舞的事情，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太极端了。佛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建立道德规范并不一定非要树立一个权威。这些规范不能是强制的，只有当它从人性中产生，并植根于人性的土壤中时，才能花繁叶茂。人不能脱离道德．那会使他们失去内心的平衡与和谐。但是他们如果总是被告知：你们必须服从，必须只顾自己的利益，必须去杀人，同情心会毁了你们，等等，那么就会在道德的表面下产生不道德。这种声音听得多了，他们就不再能够听到发自内心的人性的声音，他们就真的会觉得，一旦上帝死了，人人都可以为所欲为。
让人类全面地发展
青年一代，特别是激进派分子，在当前的道德危机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我所说的“激进派‘”不是那些自封的，认为任何暴力行为只要冠以“激进”一词就变得合理的极端分子。那些人只是乳臭未干的无知者，患上了列宁曾经说过的“左派幼稚病”。
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年轻人，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是激进的，而且对于权力社会的伦理规范持有同样的态度。任何革命都要反对某种权威，但他们的矛头同时指向了植根于这种权威的道德准则。这一准则使人们在不顾权威的命令而依靠自己的感觉、依靠人性行事时产生犯罪感，而这些年轻人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帮助人们摆脱这种犯罪感，同时努力寻找新的道德规范。
这一代年轻人所具有的另一特点是诚实。他们不再象老一代那样总要为自己做的事寻找某种托词，不再自欺欺人。我们不敢承认“完全非人性的东西使我们异化”，因为这么一来就会把我们推向反抗的边缘。然而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了人具有正反两面，只有在那时，我们才成为真正的人。
对于忠诚问题，弗洛伊德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在他之前，我们只是从表面上看待忠诚的价值，相信人们的“良好动机”。但在弗洛伊德发现和系统地研究了无意识之后，强调“良好动机”已无任何意义。我们开始认识到，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存心不良，与在自我意识中找一些理由将其掩饰起来，是没有什么分别的。确实如此，有些人用心险恶，但却是诚实的；另一些人同样用心险恶，却能在自己的意识中将其压抑下去，在真和善的伪装下更好地达到目的。
自弗洛伊德以来，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有意识和“良好动机”负责，也要对自己的无意识负责。是行动而不只是言词代表我们说话，有时言词甚至不说明任何问题。我们不光是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得出这一结论，而是亲眼看到了谎言如何诱使我们陷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千百万人深信自己是为了忠诚而战，自愿地走向死亡。他们是谎言和空洞口号的牺牲品。
我认为弗洛伊德这方面的学说对于西方世界的影响比所谓“性解放”重要得多。“性解放”也常常被认为起源于弗洛伊德，但我却认为它是一个消费社会的必然结果。我们怂恿人们去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怎么能要求他们克制自己的性欲呢？在一个消费社会里，性也必然成为消费品。有许多产业是由于为性服务而开设的。许多钱用于保持性行为的吸引力。这种情况代表了一种变化，但却不是一场革命，而且很难把它归咎于弗洛伊德。
真正具有积极意义的是青年人不再对性生活负有犯罪感。如果权力主义的伦理声称性冲动是“罪恶的”，那么我们大家都会成为永不枯竭的罪恶的源泉，因为人的构造决定了他们不能没有性冲动。对性的压抑导致犯罪感，而犯罪感又被用来维系权力主义的伦理。
年轻人（某种程度上还有一些老年人）终于摒弃了这种犯罪感，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在消费社会的引导下，性不断地被用来掩饰人类之间的疏远。我们用肉体的贴近来掩盖人情的离异，但却无济于事。两个人之间真正和谐的情感接触可能与肉体的接触有某种联系，甚至可以来源于肉体的接触，并反复地以这种接触做为验证，但这两种接触毕竟是两回事。
青年一代反对家长制和消费社会，却又屈服于另一种消费主义，表现之一就是吸毒。父亲母亲买汽车、买衣服、买首饰，而孩子们就吸毒。可能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原因促使他们吸毒，而且陷得越来越深，但是无论什么理由，依靠吸毒而生活是表现出了一种消极和懒惰。他们批评自己的父母是“消费人”，而今自己也以不同的方式重蹈覆辙。他们也是常常在期待着某些外在的东西，期待着毒品的迷幻，期待着性交的激动，期待着摇滚乐队强烈的节奏；希望这些东西使他们麻醉，将他们从地上托起，然后消失在虚无中。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忘却了自己，变得放荡和消沉。一个积极的人从不忘记自己，他就是他自己，并在不断成为他自己。他不断长大，变得成熟、老练。一个消极的人，如我刚才提过的，就象一个待喃的婴儿，他只知吸吮瓶子里的东西，什么也不用操心，这样的人从来不运用自己的心理力量，最后变得疲倦和嗜睡。这不是使人恢复精力的健康的睡眠，而是一种被无聊折磨得精疲力尽后的麻醉。你们又会说我夸大其辞，但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这种感觉。帮助制造虚假需求的宣传机器也在喋碟不休地让我们相信，我们文化的高级阶段正是由这样的消费水平来体现的。
在富足的、高技术的社会中，若要使生活保持健康和活力，还必须十分注重所谓业余时间。我们通常在懒惰中度过闲暇。打开电视机，整个世界社会呈现眼前；坐在方向盘后，一百马力的发动机使我们风驰电掣，这些都会使我们觉得自己神力无边。我们必须了解人真正的需要，了解什么才能够使人变得积极。只有这样，才可能有真正的“闲暇”和“自由”的时间。
人的历史最终将证明她是否走过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在许多体面的葬礼上，死者的功绩被人一一历数，但并不能使我们逃避一个冷酷酌问题：我们曾经活过吗？我们现在活着吗？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还是按照什么人给我们规定的方式生活？我同意马克思和狄斯雷利①的看法，他们认为奢侈和贫困同样有害。他们指的奢侈就是我们所说的过剩的富足。如果想达到一个真正的、好的富足，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一下我们生活和思维的方式。我深深知道实现这个改变将会多么艰难。
① 狄斯雷利（1804…1881）。英国政治家，作家，1868年和1874…1880的年曾任首相。
很多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在做着美国梦，认为有朝一日他们有了美国人所有的一切，幸福的日子就来了。但美国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清楚，这些现代化的舒适条件确实使他们变得消极、易于操纵和没有人情味。过剩的富足只存于中等和高等阶层之中，而年轻的叛逆者们也都无一例外地来自这种家庭，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巴甫洛夫有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试验：一只狗经过训练后对圆形产生得到食物的反射，而对椭圆形产生什么也得不到的反射。巴甫洛夫将那个椭圆形一点一点地弄圆，直到非常接近圆形，使狗难于分辨它。在这种相互冲突的条件下，这只狗很快显示出了典型的精神分裂征候，变得迷乱和焦躁不安。
如果人去追求相互冲突的目标，也会患上心理上的疾病，我们必须绝对诚实地回答自己：什么是我们正在追求的冲突的目标？为什么它是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结果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损害？这个问题无法用巧妙的言辞回答。每一个人都必须循着这样一条思路：“你是谁？你的生命短暂、你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不去努力摆脱那无异于贫困和悲惨的过剩的富足，我们就会摧毁那本来可以繁花似锦的丰富的内心世界，而对于过剩和丰裕，对于好的和坏的富足的抉择，将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
二、人性的另一面——侵略冲动
人的本性是什么？我认为人比野兽更残忍、更有玻坏性。然而，这种超过野兽的侵略性，并不是出于人的本性，也不是来源于人类的动物祖先，而是来源于人类特定的社会存在。
最近关于侵略的问题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毫不足怪的。我们在过去和现在都饱受战乱之苦，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尤为恐惧。人们看到自己的政府似乎竭尽全部精力和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却没有取得最最起码的效果；所有的大国都用核武器武装自己，军备竞赛有增无减。一般人感到束手无策，于是很自然地，他们一方面很想搞清楚侵略这一现象源于何处，另一方面又很容易相信：侵略性并非人的后天或社会的产物，而是人类天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康拉德· 洛伦兹在几年前发表的《论侵略》一书中提出了这一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洛伦兹认为：人的侵略性承继于他的动物祖先，是在大脑中先天产生的。如果没有发泄的渠道，就会越积越多，最后爆发出来。这样。人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表现出侵略性，以释放自身积累的能量。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液压理论”：压力越大、液体或蒸气越可能将容器涨破。洛伦兹讲述了一个他在维也纳的婶婶的故事，来说明自己的理论：他的婶婶每六个月雇佣一个新的女仆（那时的女仆不象现在那么难找）。新的女仆刚来时，这位主人总是兴高采烈。充满希望。一个星期后，批评和不满越来越多，而一个月以后．她就会对女仆怒不可遏，非要解雇她不可。这位婶婶以六个月为一周期进行更换，洛伦兹想以此说明人的侵略性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并在达到一定程度时发泄出来。
这种理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只要比洛伦兹对人的了解稍微多一点——他对动物无疑有着广泛的知识——就可以看出这种解释多么不当。一个心理分析学家，或一个对人类本性稍具眼光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位婶婶是个自恋的，剥削成性的女人。她花钱雇人并不只是为了得到八小时的服务，同时还要得到爱和友善，忠实不二和全力以赴。她对每一个新来的女仆心存奢想，并在一开始对她温和体贴，但当她发现这个女仆无法满足她的要求后，就变得怒气冲天，最后把人撵走了事。她这种没有结果的努力还会成为一个话题，成为她茶余饭后与人闲谈的资料。她的行为和所谓积累起来的侵略性根本无关，相反却是一种特殊品格结构的产物。
关于侵略的先天性理论与弗洛伊德的“死亡渴望”说有某些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一切人都具有两种基本冲动：生存渴望与死亡渴望。死亡渴望——更确切地说是对死亡的渴望，可以由两种方式表现出来，外向型表现为破坏性，内向型表现为失常、自杀；在性方面则是性受虐狂。这种理论认为死亡渴望不受环境影响，不依外力存在。人要么将这种渴望用来毁坏自己，要么用来毁灭他人，别无其他选择。死亡渴望使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悲剧中。
但是多年来科学家们并没有能为这一理论找到多少根据。如今心理学家们普遍接受的看法是。侵略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或者说由某些刺激（譬如某种文化）导致的。
关于人类的本性，一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人的天性邪恶，充满破坏性，所以战争不可避免，强权不可或缺：人必须被置于严格控制之下，以使他们的侵略本性不致爆发。另一种认为人善，是社会条件促使它变恶。如果改变环境，就能减少或消灭邪恶和侵略性。这两种意见都过于极端，因而也都会碰上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家持有后一种观点，后来这种乐观主义又出现在卡尔· 马克思和一些早期社会主义者们的著述中。
我本人的观点与上述两种都不同，但与后一种稍接近一些。首先，我认为人比野兽更残忍，更具有破坏性。野兽中没有性施虐狂，也不与生活本身为敌；而人类的历史中却充满了不可想象的残忍和破坏的纪录，使人对自己强烈有力的侵略性无可置疑。然而，这种超过野兽的侵略性并不是出于我们的本性，也不是来源于人类的动物祖先，而是来源于人类特定的社会存在。
先来看看动物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与生理需要相一致，它为某个动物或某个种族的生存眼务，只有当外在的力量威胁到动物的利益（如生命、食物、与异性结合、地盘等等）时，才会被激发起来。这种侵略性是动物身上的一种潜力，只会对某些信号做出反应，但是无法“积累”。食肉类动物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们进攻别人不只是因为受到威胁，还因为要依靠进攻获得食物。总的来说，动物的侵略性不是很强的，对于黑猩猩、狒狒和其他猿类的观察都证明了这一点。大概可以说，如果人的侵略性不甚于黑猩猩，就不用再为战争问题担忧了。人认为狼是最具有侵略性的，当形容一个恶人时常说他“象狼一般凶恶”。但是不要忘记，狼在吃羊的时候才是凶恶的，而在自己的社会中却很友好、很温和。
我们已经看到．动物的侵略性并不符合“液压原理”，而是符合生理需要。人类的情况与此类似：他的侵略性也是由生理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可能性，只有当出现某种刺激时才会实现。同时．事情也不象行为主义者认为的那么简单，即人的侵略性完全是环境的产物，是后天学习的结果。有一个例子大概能够说得明白：一个人为了防备万一，身上日日夜夜不离一把手枪，一旦受到他人威胁，立即拔枪相向，你既不能因为他总带着枪就断言他天生是个杀人狂，也不能要求他在受到威胁后再去学会射击。
让我们再从人类学的成果中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