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间谍-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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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说它从每天收到的两三百封信件电报中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
　　战争爆发之后三天，党卫队保安处对外情报组召见三十九岁的约瑟夫·戈特洛布谈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戈特洛布只有十几岁，就在前线担任电报员，后来在电子公司和其他公司任职，担任出口谈判代表，在工作中掌握了技术专长，学会了外语，取得了对外国的第一手的了解。这样的多面手是不可多得的。党卫队了解这个情况，因为他自从一九三七年以来就在好几个纳粹党机构担任翻译和语言教官。
　　党卫队要他建立一个无线电情报站。他照办了。由于几个星期以后成立了德国保安总局，他的情报站成了德国保安总局Ａ组六小组，后来的登记名称是Ｆ组六小组、Ｆ组七小组、Ｆ组二小组，但始终称为无线电观察站。戈特洛布本人从党卫队中尉晋升为党卫队少校。
　　这个单位的核心是由一批奥地利密码破译员组成的。为首的是安德烈亚斯·菲格尔上校。他被称为奥地利密码员的鼻祖。菲格尔早在一九一一年就创建了奥匈皇家和帝国陆军密码破译局，为该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又为内务部长做同样的工作。鼻祖的称号是由另一个奥地利密码破译员阿尔贝特·朗格尔博土替他取的。朗格尔在奥地利被并吞后加入了党卫队。最后戈特洛布的单位共有四十七名专家和助手，单位地点在柏林雅戈夫大街十八号。
　　他们的截听破译材料来自宣传部设在海牙的一个监听站。一九四二年，该站每天提供十页外国外交电报。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朗格尔在一九四一年前后离开了观察站，调去伪造英镑。无线电观察站在破译一些小国家的密码术方面仍然取得了部分成功，尤其是当一些截收材料难住了其他人，憋得他们只好退到后屋，抱着一壶浓咖啡大喝起来的时候，菲格尔接过截收材料，一举将它们破译出来。但是观察站没有取得令人难以忘却的破译成果，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司长瓦尔特·舍伦贝格不得不向其他机构乞求截收材料的破译结果。
　　此外，舍伦贝格不信任戈特洛布，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物。这些因素，加上戈特洛布不适合当领导，导致该站在一九四三年被解散。戈特洛布前往马德里；这些密码破译员由破译密码改为编造密码。
　　九个机构中最有钱、最机密、最纳粹化、最有影响势力的是戈林的研究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高潮时，它有六千雇员，其中一半是纳粹党员，在柏林有专门的工作场所，数以百计的线路向那儿提供原始截收情报。但是它在一九三三年开始活动的时候只有五、六个人，在一个顶楼上工作。
　　研究部的创立者是戈特弗里德·沙佩尔，四十多岁，小个头，红头发，精力充沛，容易感情冲动。他早就想为德国建立一个如实反映情况的中心通讯情报机构。他最早有这个想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接替德国陆军无线电情报机构创立者路德维希·福伊特、担任参谋总部无线电台及其密码破译机构的负责人的时候。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鲁登道夫，建议在战后办这件事，但德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使这一计划破产。沙佩尔本人经常失业，所有的心思用于谋生糊口，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被国防部密码中心雇用。他不喜欢密码中心多管闲事、从事政治密码分析。希特勒上台后，他看到实现他的梦想的机会来到了。沙佩尔憎恨犹太人，一九二零年加入纳粹党，一九二三年暴动失败后脱党，但在一九三一年又重新入党。一九三三年二月，他同纳粹密码中心另外两个雇员一起，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认识的戈林提出了他的建议。　他本来希望将这个机构附属于总理府，因为总理府缺乏部级的专门机构，但希特勒担心有人垄断情报，打破了他的这个希望。戈林马上意识到这个建议对他自己有利，接受了这个建议。他答应了沙佩尔提出的条件：使这个机构独立于政府各部，隶属不是作为部长而是作为个人的戈林本人领导。戈林喜欢沙佩尔将这个机构取名为“研究部”的建议，因为“你们确实是研究真实情况”。沙佩尔唯一感到失望的，是戈林要他提名一位负责人：他不好意思提自己，只好提汉斯·席姆夫海军少校。席姆夫性情开朗，讨人喜欢，曾经担任海军密码机构驻谍报局的联络官和所有德国情报机构的中心联络官，同戈林是老相识。戈林接受了沙佩尔的提名，席姆夫于是立即退出海军，加入纳粹党。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研究部开始在戈林的空军大楼的顶楼上工作。到了七月，它吸引了大约二十个电报员、电话技师、密码破译员和情报分析员。它开始使用一个邮局无线电台监听无线电广播，它从国防部那儿把窃听有线电话的那一摊工作抢了过来，国防部至少从一九二五年就开始从事这项活动。到了一九三三年底，它不得不搬到一个前饭店里，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又搬到一组经过改建的住宅建筑物——席勒柱廊，这组房屋座落在席勒街一百一十六至一百二十四号，但离街面有一段距离。以前的房屋变成了办公室，地下室里摆满了一排排电传打字电报机和充气管花彩。研究部一直呆在那儿，直到空袭摧毁了其中的许多建筑物，它又被迫向一些分散的地点作了一连串的搬迁。
　　研究部有六个处，到一九四一年，处升为局：一局，行政；二局，人事；三局，分发收到的请求信件和精选收到的报告；四局，密码破译；五局，情报估价；六局，技术设备研制和保管。研究部部长席姆夫在一九三五年因为一起恋爱事件自杀，继任人是克里斯托夫·冯·黑森亲王，他是戈林的一个老朋友的弟弟，基督教徒一个最老家族的成员。一九三九年他自愿服役，行政局局长沙佩尔担任代理部长。当克里斯托夫于一九四三年在意大利上空被击落后，沙佩尔终于实现了他的野心，在一九四四年二月担任了研究部部长。
　　研究部的情报完全来自电讯。（短期冒险从事间谍活动，在遭到了可耻失败后，就没有作进一步的尝试了。　）有些方面，比如新闻或外交无线电报，研究部尽可能多地收集，但在例如电话通话这样一些提供的情报的数量非常巨大的领域里，它只是挑选其他机构请求提供的那些情报。有时这样的请求指名要有关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情报，于是研究部就监听这个人或这个组织的通话。有时这样的请求比较笼统，比如，一九四四年六月二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部情报处要求提供与经济有关的政治军事情报。其他机构请求提供窃听电话的情报时，需要得到戈林的批准。通常他在一天之内就批准了，在情报材料上写上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Ｇ，”，有时候，他不批准提供这些材料，在材料上写上“不能提供”。研究部搜集情报的机构有一部分在柏林，但有许多分散在全国各地，以便获得较好的无线电接收效果，或者窃听地方上各组织之间的通话。
　　研究部的电话窃听机构是它的Ａ号研究站。在战争中期，这样的研究站，在大德意志的城市有十五个，在德占区的城市也有十五个。仅在德国，他们就有一千个搭线窃听器，一半在柏林，一半在外地。电线把各邮局的电话线同这些研究站联结起来，多数研究站设在租借的房屋里，但有一部分就设在邮局建筑物里。在柏林，Ａ号研究站设在席勒街，在科隆，设在康斯坦丁街一号；在杜塞尔多夫，设在邮局大楼的第二层。在但泽，设在警察局的三层。在有些被德国占领的国家，研究部干脆接管现成的监听机构，在巴黎和哥本哈根就是如此。
　　每个Ａ号研究站有若干监听站，每个监听站负责窃听的搭线最多达二十条。当电话通过搭线时，电灯泡一闪，监听员（被称作Ｚ员）戴上耳机窃听，并把通话记录下来。如果通话太快，他就录音。如果通话用外文，或者他太忙，他可让另一个Ｚ员来监听。监听完毕，他将记录整理成Ｚ员报告，通常使用间接引语，但特别重要或有疑问的部分就用直接引语。这些报告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发往柏林的选报中心，选报中心再将报告送给合适的估价情报的单位。在晚上、星期日和假日，所有通话都被录下来，等工作人员上班时再放录音。
　　Ｂ号研究站是无线电接收站，归研究部租借的邮局所有，并由邮局管理。研究部最初只有一个Ｂ号研究站，设在贝利茨，后来数量增多，在德国国内有七个，　在国外有五个。它们集中截收三种无线电报：外交电报（只要能看得懂），新闻（美联社、路透社、哈瓦斯社和其他通讯社的电讯），以及经济电报（通常按照具体命令截收）。他们在截收经济电报时，集中注意大型国际银行、军工企业、商船和订有大宗商业协定的企业发出的无线电报。
　　Ｃ号研究站的无线电截收站监听广播，例如重要政治家的讲话。在研究公开政策声明方面，速度特别要紧：有时候，一篇讲话尚未收完，情报分析员就已经开始对它进行研究了。
　　在柏林的一个建筑物的地下室里，有一个大房间，里面的五十台电传打字电报机日夜劈劈啪啪地截收电报。它们联结一些专线，包括经过德国的英国——印度电缆，把通过专线的每封电报都打了出来。后来在维也纳和某些电话监听机构内部也建立了类似的单位。截收电传打字电报的是Ｄｌ研究站，它们几乎全部自动化，需要的人最少。截收普通电报的Ｄ2　研究站的工作人员，需要懂多种语言，他们多半在当地电报局内截收电报，根据研究部总部提供的一份名单进行工作。仅仅柏林每天仔细检查的国内电报约有三万四千封，外国电报八千至九千封，几乎所有这些材料都是为了进行经济研究。
　　密码材料交给四局破译。四局的老手比研究部其他任何部门都多。四局局长格奥尔格·施罗德，这个巴不得解开使许多人在蒙特卡洛倾家荡产的数学疑谜的人，是沙佩尔的两个最老的同事之一。这个单位当然主要破译外交密码电报，其次是私人密码电报。它的二百四十名工作人员，在霍尔瑞斯型计算机的帮助下，破译出了他们经手的全部密码的四分之三，使他们——在战前——能够看懂经过柏林的外交电报当中的一半电报。在战争期间，他们每月破译大约三千份截收的电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被破译的密码中有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高级外交密码，不过英国的绝密密码并没有破译出来。研究部并不比其他单位更能破译俄国的外交密码电报，但它曾经破译出乌拉尔以东各军工中心之间使用的一种俄国密码系统，研究部把这看作是一次最大的成功，因为这个密码系统被破译后，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所有这些来源提供的大量材料，源源不断送到三局一个大的整理情报的单位，这个单位选掉没有价值的情报，将剩下的情报送给五局的各个处，进行分析研究，并写成报告。
　　十一处（国际政治处）在它的活动高潮时每月收到：二千五百份经过破译的电报，四万二千份明文电报，一万一千份广播记录，一万四千份Ｚ员报告，一百五十份报纸以及路透社和哈瓦斯社的电讯稿。十二处（经济处）每天收到大约十万份截收电报中的二万份。这几个处，加上十三处（国内政治处），每天向五局局长瓦尔特·赛费特提供大约一千条情报。他将这些情报压缩成六十至一百五十篇报告，其中有的是简短的单项截收材料，有的是几页长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力求客观，有疑问的地方都在括号里注明。在淡褐色纸上套套印紫色字体的报告用于对外发行，这些报告成了研究部的有名的褐色活页报告。褐色当然是纳粹党的颜色。　　一”这些报告首先送给戈林，除了特别长的以外，　他都要看，包括有关他的笑话，这些笑话常常是很伤人的。然后送给要求提供情报的机构和其他可能用得上这些情报的单位。
　　但是这些情报的供给有时发生困难。戈林本人有时不让提供这些情报。在德国保安总局，舍伦贝格想以纳粹党对外情报头子的身份，用他的情报换取研究部的报告。可是他什么也不拿出来，而沙佩尔觉得舍伦贝格太年轻，野心太大，几乎也不向他提供情报。当戈林的机构向希特勒递交里宾特洛甫所没有见过的外事报告的时候，里宾特洛甫的心里是很火的。有时候，他将褐色活页报告上的材料重新打印在白纸上，盖上外交部的图章，表明是它提供的！褐色活页报告的运送受到严格的监督。研究部的信使将它们装在邮袋里锁好，送给政府各部，由研究部指名的官员签收。一个月后，材料送还研究部销毁。
　　这个大型机构收集的情报，有很大一部分是经济情报。
　　它截收的关于外国工业活动的情报，有助于空军；断更新有关未来轰炸目标工厂的档案。空军关于苏联四四七飞机工厂的档案中有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根据研究部的一份报告写的，而研究部的报告又是根据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该工厂要求提供工厂预制构件的电话写成的。研究部的情报还有助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部估计敌人的生产能力。
　　在研究部的所有情报产品中，经济报告大概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它们的趣味性或重要性比不上截收的外交情报，沙佩尔估计两者的这种比率是一比九。
　　在一九三八年的捷克危机中，当希特勒要霸占苏台德区的时候，研究部利用伦敦和布拉格的电话线经过德国来截收英国和捷克外交官的通话。它经常监听捷克驻伦敦大使扬·马萨里克同他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磋商的电话。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四分，当一九一八年以来最尖锐的国际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候，研究部窃听到两人之间的下述谈话：马萨里克；我在这里说过，为了和平，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并且准备进一步作出各种努力。但我们绝对不能从我们的立场后退。
　　贝奈斯：我们让步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劝告对方注意身体：贝奈斯：简直不能想象我有多么忙。
　　马萨里克：真没办法，你睡得还好吗？
　　贝奈斯：还好。
　　马萨里克：　要紧的是睡好觉，大便正常。
　　戈林把截收的这份情报交给柏林，显然试图散布同捷克人的不和，由于有些话似乎表明马萨里克正同执政党的反对派进行接触，马萨里克否认了这次谈话，但研究部同时监听到了英国特使的评论，评论暗示英国撤消了对捷克人的支持，将允许德国占领军事要地苏台德区。马萨里克对记者说：　“再也没有办法了……全完了。”当希特勒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对捷克人嗤之以鼻，可心里乐滋滋的。由于他心中有这个底，便在巴特戈德斯贝格和慕尼黑逼着内维尔·张伯伦奉行臭名昭著的绥靖政策，以便实现“我们时代的和平”。
　　一九三九年八月就希特勒对波兰提出的要求举行的紧急谈判，使研究部有机会洞察英国、法国和波兰的外交手腕。
　　它窃听柏林的大使馆、高级外交官的住宅和外国记者的电话。它窃听到英国大使同本国外交部的谈话，同法国大使的争论，以及他心急火燎地想同波兰大使进行接触。它还窃听到法国大使会见希特勒后对和平表示的悲观，以及他向他的总理表示的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