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间谍-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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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省将中国新内阁的情况通知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然而这些破译结果几乎不可能对德国的战略方针产生影响。
　　凡尔赛条约只有一处提到情报机构。它开列的德国步兵师兵力表，允许通信兵建立截收情报的单位。德国陆军没有让这些人从事原来打算要做的低级工作，而是把他们分配到陆军的十二个大型无线电台。一九二五年，随着德国越来越不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陆军成立了六个专门截收站。每个截收站有三至四部接收机，大约二十个无线电人员昼夜二十四小时在那里工作。这些截收站的地方是固定的，难以截收外国机动的无线电情报，因此，一九二八年在边界附近架设了流动测向器，两年以后成立了流动截收班，后来发展到流动截收连。指导这一工作的，首先是密码中心，后来是陆军总司令部大约在一九三六年组织的一个新机构：中心截收站。　’截收机构是通信兵的一部分，领导通信兵的是埃里希·费尔吉贝尔将军。战时他是参谋总长的下级；他同时负责武装部队通信兵，因而也是密码处的上级军官。费尔吉贝尔是前密码中心负责人，五十刚出头，离婚后又结了婚，戴一副眼镜，为人和气，是一位深受喜爱的军官，博得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高度赞扬；　“目光远大，富有组织天才，精力充沛，是他那一行的著名领导人物……甚至能够满足最出乎意料和最困难的要求。”但是凯特尔又说，费尔吉贝尔喜欢对纳粹主义“乱加批评”。的确，费尔吉贝尔参与了一九四四年那一次谋杀希特勒的行动。炸弹爆炸以后，他犹豫不决，没有封锁元首大本营的通讯联系，致使阴谋破产，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密谋者也因此丢了性命。他在通信兵和密码处的职务都由艾尔贝特·普劳恩将军接替。普劳恩矮个头，和颜悦色，是一位极其能干的通信兵军官，曾经率领过一个步兵师，参谋长古德里安说他是：…　个，严优秀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在这两个人，尤其是费尔吉贝尔的主持下，德军通讯情报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显著的发展。它为情报组织如何为了响应情报接受单位的要求而得到发展，以及在满足它们的要求方面如何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事例。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集团军通讯情报工作在四个方面展开活动：设在措森的中心截收站，向措森和各集团军群提供情报的十个固定截收站，集团军所属的七个流动截收连，以及师内的截收排。但是，在波兰战役期间，通讯情报机构只取得了微小的成功。费尔吉贝尔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中心截收站离战场太远。但是，使通讯情报控制离前线近一些，意味着控制将会分散，而无线电侦察的种种教训告诉人们，高度集中对于取得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费尔吉贝尔作了妥协。他在截收部队中设立指挥官来处理已经准备好了要入侵法国的三个集团军群中每个集团军群的通讯情报工作。
　　在法国战役和俄国战役期间，这样的组织工作在上面几级是很奏效的。但战术效果仍然较差。因此，在一九四二年，费尔吉贝尔将这项工作集中起来。他将各师的截收排的人员调出来（每排只留一个班），集中组成近程通讯侦察连。每个集团军司令部分配这样一个连。每个连将其所属排分散到集团军的各个防区：两个排截收电报，两个排近程测向，五个排从电话或电报线路上截收情报。费尔吉贝尔重新定了合理的名称：集团军截收连叫做“远程通讯侦察连”，中心截收站叫做“通讯侦察中心站”，截收部队指挥官叫做“通讯侦察指挥官”。　　’每个集团军于是就有一个近程通讯侦察连，外加一个远程通讯侦察连，或者一个固定截收站。再度集中对改善情报截收工作带来了希望。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费尔吉贝尔将每个集团军的通讯侦察机构统一起来，组成一个通讯侦察营。现存的十七个通讯侦察营组成八个通讯侦察团，每个团由集团军群或战区司令部的通讯侦察指挥官领导。最后，在一九四四年初，唯一没有自己的通讯侦察机构的军一级，建立了只有十个人的小单位，分析估价师级和附近的近程通讯侦察连中各排提供的材料。
　　一九四四年秋天，普劳恩使所有这些组织工作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终结。他在最上层封了一个通讯侦察将军来协调各单位的工作，改善工作人员和设备的条件。富有魅力和广泛的文化兴趣、一度担任过密码中心负责人的弗里茨·伯特策尔将军，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这使通讯情报机构有了第六级，也是最后一级，从而完成了它的演变过程，变成一个很有系统的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组织卓有成效地为各个部队服务，为德军将领提供了有关敌人的最有价值的情报。　　在许多这样的通讯站中的许多军官，是怎样工作的呢？
　　一位年轻中尉的日常工作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中尉尽管级别低，实际上却担任了通讯侦察二团——为中部集团军群服务的那个团——的团长。他就是弗里茨·内布，一个五短三粗、天性聪明的维也纳人，十几岁的时候就对破译密码感兴趣。他阅读了奥地利国家图书馆里他所能找到的有关这方面的全部书籍，破译了朋友们为他编的密码。由于德军的一个草率的决定，他反而遇上了他最适合的一种工作。在波兰战役、法国战役和俄国战役的第一阶段，他在通讯机构中工作。在俄国战役初期，当他还是一三七通讯营的一名成员的时候，他在敌后二十英里的地方俘虏了一百三十名俄国人。
　　有一天，他的少校上级会见了一位老朋友——中部集团军群通讯侦察团上校团长，上校对少校讲了一些碰到的问题。少校回答说，他有一个年轻的中尉，在自己的通讯营内解决了上校所碰到的同样的问题。三天以后，内布来到了团部。团部的化名叫“东方海因里希”，设在斯摩棱斯克前俄国秘密警察所的一栋楼房的两层楼里。内布起初只是几名能干的情报分析人员之一，但是，当最先来的一名、接着又是另一名军官离开了、最后头头本人也被调走之后，内布实际上成了拥有四百名工作人员的“东方海因里希”的指挥官，每天向中部集团军群情报官鲁道夫—克里斯蒂安·巴龙·冯·格斯多夫上校递送报告。
　　内布在晚上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这时候所属各连的最重要的报告已经送上来了。他浏览一遍，指示如何处理它们。从凌晨三点至五点，他综合各方面的材料，准备每日报告，他或者口授，或者只是综合所属各　　·连报告的修改稿。早晨五点至七点，这些报告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传给通讯侦察中心站和所属各集团军通讯侦察连。五份或六份送给他自己集团军群的情报官和其他军官。如果没有紧急问题，内布可以在早晨六点或六点半左右就寝，否则就在七点半。约摸晌午时分，他醒来一次，到军官食堂吃点东西，出一份只有四、五页最重要的新情报的所谓《报告清样》，然后准备下午参加集团军群情报官格斯多夫在他自己办公室里召开的形势讨论会。会议下午四点开始，有时持续三个小时。在会上，各专业侦察机构领导人提交他们的通讯侦察结果，并且进行比较。讨论常常是很有生气的。内布只好完全依靠自己来提供通讯情报，无法求助于任何其他情报来源。大约六点或六点半，有时是七点，他回到家里，随便吃点东西，然后抽空睡一会儿觉。
　　有时候，内布不去睡觉，而是去上课或者教课，因为他认识到，对他和上同一个班次的其他人来说，天一黑就想睡几个小时的觉是划不来的。他还为未来的密码分析员准备测验题目，在这段时间内，为了找到他所需要的工作人员，他对一千五百多人进行了测验。　他曾两次在睡梦中打电话报告情报，他醒来时记不清这件事，但别人告诉他了——他发现报告的情况是正确的，方才松了一口气。从此以后，他在他的电话机上接上一台钢丝录音机。
　　通讯情报的产生，是从情报官布置任务开始的。有时候这只是要求提供笼统的情报，有时则要求提供具体的情报，，比如关于炮兵或装甲部队的情报。通讯侦察指挥官布置所属各单位获取他为了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原材料。在西线，比较高级的通讯侦察指挥官马克西米利安·巴龙·冯·厄尔上校（说他“比较高级”，是因为他领导着两个通讯侦察团），干脆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英美部队的情报。盟军在法国登陆之前，他手下的第十二通讯侦察营，集中收听美国国内和其他国家同美国之间的无线电通讯。盟军在法国登陆之后，他让设在奥伊斯基申的第三固定截收站的十部接收机转收英国的无线电通讯。他让两个固定截收站分担收听英军无线电通讯的任务，一个是设在马利港的第二固定截收站，它专门收听四千五百至七千五百千赫的广播，另外尽可能地收听七千五百至一万千赫的广播；另一个是设在卢夫西恩的第十二截收站，专门收听三千至四千五百千赫、同时尽可能收听一百至三千千赫的广播。在每个截收站或通讯侦察连内部，指挥官可能把人员分成更细的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大约三十六台接收机当中的一台。监听员慢慢地上下调整频率，有时同时收听两个频率，直到听到发报为止。他通知测向队，如果他们告诉他，这家电台现在不向这个截收地区发报，他就继续寻找其他电台，如果正在向这个地区发报，他就继续收听。他留心发报机的语调和发报员的“指法”——发报员发报的习惯手法，和笔迹一样地清楚可辨。仅仅这些就往往可以辨别出是哪个发报员发的报，因此他从一个地方往另一个地方的调动——也就是他的部队的调动——是可以跟踪的。监听员在记录截收的情报的时候，还注意其他的细节，例如发射波长、发射台的呼号、接收台的呼号，以及密码识别组等等。
　　监听员戴着耳机坐在收报室里收报，截收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从收报室送到分析中心。各级部队都有这样一个中心，规模同它的工作量和工作复杂程度相适应。分析中心分若干小组，分别进行通讯分析，测向分析，内容分析和最后分析ｊ原始材料往往透露很多情报。长波往往是军以上部队的情报，短波则是军、师两级的情报，超短波是装甲部队的情报。由于并不是每个单位拥有各种密码，因此密码识别组可以帮助弄清敌方的通讯网，并进而弄清敌方的指挥机构。
　　方向的测定起了补充作用。分布得很广的监听员，转动着他们的专用接收机的活动天线，直到听到敌台最清晰的发报。经过计算可以知道它在哪个方向。他们把这个方向报告给测向分析小组。后者在地图上标出几位监听员提供的方位。这些标线的交叉点就是敌台的位置。
　　然后，通讯分析员将使用某一频率的所有电台、被某一呼叫信号呼叫的所有电台，以及所有已知的各个电台的位置，全部列在卡片上。他们用图解法表示这些关系，看看出现什么样的格局。一部电台向很少互相通讯的其他许多电台拍发电报；测向队就可以证明这部电台是在遥远的后方。分析员们推断这部电台代表指挥着其他部队的上级指挥机构。
　　某条线路上通讯突然频繁起来，可能预示着一场进攻，或者是一次撤退，一次换防，或者只是一次训练，但几乎肯定预示着某件事情。分析员跟踪敌台的动向。他们的跟踪往往是非常准确的。有一次，俄国人将一个装甲集团军调往斯大林格勒，而把这个集团军的部分无线电人员留在原地，以便造成假象，似乎这个集团军仍然在原地。但是在行进中，一个随队的电报员由于疏忽而拍发了电报。德国人截收了他的发报，认出了他，从而得出结论，这支装甲部队正往南调，很可能是向斯大林格勒。
　　尽管从通讯格局中作出的这些推断很有价值，它们却很少象敌方电报的实际内容那样能够提供有关敌人的内部情况。许多这样的电报是没有译成密码的。的确，被截收的此类明文电讯，约占通讯情报的百分之九十五。有时候，它们透露了敌人的态度，使人感到震惊。在俄国，第十七装甲师于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三十分，在一千九百六十千赫的频率上收听到了一则谈话：　　罗科特；　三十分钟以前，我的巡逻队从十月市巡逻回来报告，那儿没有任何人，　只发现我们自己的伤员。
　　托斯卡：　为什么向他们开火？你们这群狗杂种，叛徒。
　　罗科特：炮兵连长没有命令就开火了。
　　托斯卡：把他抓起来，　用他自己的手枪把他枪毙掉。
　　罗科特；是。
　　有时候，明文电报提供了有用的背景情报。一九四三年五月，对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在南安普敦附近的一次登陆演习所作的无线电侦察，清楚地显示了它的两栖作战战术。德国人获悉，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师，于黎明时分在十英里的正面展开登陆，以三个旅作第一梯队发起进攻。尽管遇到“敌人”的强烈反击，该师在下午五点到达了托顿一林伍德防线，完成了原定目标突入内地十二英里的三分之二的路程。最难得的是，截收的明文电报透露了敌人的真实意图。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意大利的第二十六装甲师，截收了一道布置轰炸任务的命令，命令明文点出的所要轰炸的村庄，是邻近的二七八步兵师师部所在地。第二十六装甲师发出了警告，二七八步兵师因而只受到轻微伤亡。在俄国发生的类似事件，导致一位通讯侦察指挥官在一九四三年年中宣布；“监听无线电广播（近程情报报道）产生了有价值的效果”。
　　窃听电话比截收无线电通讯所获得的情报要少，而且除了前线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谈话之外，很少能听到任何别的东西。德国军队从自己的堑壕爬到敌人的堑壕，或者把电话线直接接在敌人的电话线上，或者埋上电话回线，接收地线的回路电话，然后加以放大。
　　在俄国战役期间，第七十二步兵师的电话窃听队，深入到克里米亚，将电话线接在主要道路沿线固定电线杆上的电线上。在德军的一次进攻期间，窃听队通过这些接上的电话线，听到防守的俄军接到这样的命令；务必坚守某阵地，援军正在路上。谈话中还涉及到俄国大炮及其阵地的细节。所有这些使得德军能够迅速派出增援部队，夺取了那个阵地。
　　类似这样的明文电报的数量，几乎总要超过密码电报。
　　比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在意大利的第七通讯侦察团团长，截收了二万二千二百五十四份明文电报，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三份密码电报。两者数量如此悬殊的原因，在于一个师的内部简短的电报特别多。越往上面，命令生效的时间越长，因而允许有更多的时间把电报译成密码，密码电报的数量自然就多，到最高一级，实际上所有的电报都是密码电报。它们显然比明文电报重要得多。为了弄明电报的内容，德国人需要对它们进行破译。随着敌人在战争期间加强了密码的保密措施，并且扩大密码电报的范围，德军的破译力量也相应有了发展。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心截收站只有很少的密码破译员——比如破译所有英国密码电报的只有五人。到了一九四二年，它发展到二百人，分成各地区国家组，以及类似霍尔瑞斯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