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间谍-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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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建筑物院子中所盖的营房里。一九四三年，这些营房遭到空袭，炸得一千二净，只剩下五六十只保险柜立在一片灰烬之中，他们后来搬到东面的奥得河畔法兰克福。
战争使战时经济处的任务复杂化。敌人的经济迅速膨胀，意味着战时经济处需要知道更多的情况。战争加强了保
密，堵塞了直接的情报渠道，迫使战时经济处通过辅助的办法搜集真实情况。战时经济处习惯于接收武官的报告、官方的统计材料、旅行的德国商人的笔记和载有丰富资料的出版物（这个处订购了一百种技术报刊，五十种日报，以及工业手册和经济图表册）。战争使很大一部分这样的情报来源枯竭，还使外交部商务处、经济部三局（外国经济局）、食品部和财政部、法本化学公司的经济情报处以及其他私营与半公开研究机构的报告质量下降，尽管数量有所增加。比如，法本化学公司经济情报处很大一部分情报送到战时经济处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了。
但是，战争扩大了老的情报机构，创立了新的情报机构。战时经济处及其后续机构越来越依靠这些情报机构。
在这些情报中，截收的通讯情报的数量最多。一九四二年九月检查的信件透露，西班牙正从葡萄牙购买铬和锰。研究部截收的俄国国内通讯，透露了非常详细的情报，例如，四四七飞机工厂（德国人替它编的号）在一九四四年六月的头十天使用了五万度电。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提供了一份监听广播材料的摘要，这则广播报告美国陆军部命令减少解放者式、雷电式飞机和运输机的生产，增加超级空中堡垒式飞机的生产。
一九四二年五月的一天，战时经济处五组ｂ小组（研究法国战时经济）的一名军官在访问北非时，偶尔发现了空军的无线电截收活动，而这种活动“迄今为止还不被战时经济和军备部所知道”。在那里的第九无线电侦察连既使他感到惊讶，也使他感到高兴，因为这个连拥有关于美国经过非洲的供应路线、关于护航舰队的活动、敌人空军部队的实力和其他详细情况的“特别好的”情报。比如，九连报告，三个月前，至少有一百五十架飞机从美国或英国途经阿克拉、拉各斯、拉密堡、喀土穆、卢克苏尔和开罗飞抵埃及。空军在波茨坦的截收总站，每月提供了关于敌人的供应活动的“异常清楚的”报告，还画有图表，这些“对战时经济和军备部来说是很有用的”。这位军官极力敦促索取这些报告，因为“谍报局是绝对搞不出这样的报告来的”。
他基本上是对的。战时经济处对来自非洲的大量间谍情报发表评论说： “太笼统，证据不足，因此未必确实。”尽管如此，战时经济处并不鄙弃谍报局以及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德国保安总局这两个情报来源。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战时经济处向谍报局经济情报组提出了希望得到有关英国的情报的新要求。这份旨在作为向特务下达指示的依据的要求，勾掉了已经解答过的问题，添加了一些新问题。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谍报局报告，十八艘载着战争物资开往埃及的美国船只，已经到达波斯湾。有一次，德国保安总局六司经济组提供了一份关于使用菜籽油作为火车头润滑剂的备忘录。备忘录说，这种油可用来润滑车轮和活塞，但是不能用来润滑温度超过摄氏四百度的汽缸。
在战争初期，战时经济处主要依靠从其他机构大量索取情报来获得原始资料。除了阅读报刊外，它自己不获取情报。但是，到了一九四一年秋天，托马斯将军得出结论，俄国即使丧失了从列宁格勒经莫斯科至克里米亚的全部领土，“也不一定导致俄国战时经济的破产。”或许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关于剩下的工业的情报，战时经济处向前线派遣了专家。第一批派往南部集团军群，负责人是罗伊斯亲王，他是一位少校，曾在亚洲作过商人；后来的几批派往中部和北部集团军群。
最初他们审问战俘。具有杰出组织才能的罗伊斯，有一份俄国最重要的工厂及其地址的清单，他手下的人挑选来自这些工厂所在城镇的战俘进行审问，每个月有七、八百战俘滔滔不绝地交代他们在自己老家工作时所了解到的问题——厂址，产品、产量，工厂的需求、矿山以及其他生产来源。
这些很快被证明是所有情报中最有价值的情报。军事经济学家将战俘交代的每个工厂的Ｔ—34坦克的日产量加起来，再乘三十，就得出每月的产量，一九四三年春季的月产量约为一千辆，夏季和秋季约为一千五百辆，一九四三年总计为一万五千辆。青内曼的东线小组根据其他资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九四二年俄国的煤炭需要量达到一亿零一百三十万吨，到一九四三年或许要上升到一亿二千三百万吨，该小组说这个产量恐怕达不到。
战时经济处对缴获武器的连着顺序的号码所作的分析，产生了数量虽少却是同样可靠的情报。战时经济处前线小分队受权准许任何从俄国坦克底下取回黄铜号码牌的士兵享受休假。不久，他们的小分队和总部里堆满了五英寸长八英寸宽的这种牌子；有些军官把它们当作压纸器来用。这些牌子上写着顺序号码，制造工厂和出厂日期。战时经济处的年轻统计学家约尔丹博士，将这些号码同发动机，炮筒和底盘上的顺序号码穿插起来使用，例如下塔吉尔的一个工厂出产的九辆Ｔ—34坦克，上面的铜牌号码是Ｔ47，068 至Ｔ49，181。他推算出Ｔ—34的年产量是一万六千五百辆，比战俘提供的数字准确百分之九。
这种情报很全面，经过计算更加完善，使战时经济处能够以令人惊讶的准确性推断出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的物资的数量。譬如，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战时经济处推断，到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为止，根据租借法案向俄国提供的客车、卡车和原动机的总数是二零二零零零。实际数字是二零零七九三，误差只有百分之零·六。
经济情报本身并不能使德国人赢得战场上的胜利。但它有助于作战方案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夏天，经济情报提供了埃及同它的邻国进行贸易所需要的船舶吨位数字，有助于海军决定是否要把潜艇派到东地中海。经济情报告诉空军，轰炸哪些目标在经济上最划得来。据战时经济处在一九四三年七月所作报告认为，轰炸在德比，克鲁和希林登的罗尔斯—罗伊斯发动机工厂，可以起到阻碍生产流程的作用，轰炸目标号码分别是ＧＢ73 19，ＧＢ？3 20 和ＧＢ73 58。 战时经济处还警告，轰炸英国的轻金属工业，阻止不了它的飞机生产。 “（大不列颠）国内的原铝产量估计为五万至六万吨，由三个工厂出产。即使这三个工厂全被彻底摧毁，每月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五千吨填补上去，是不成问题的。”东线外军处根据约尔丹计算的坦克产量，加上根据租借法案进口的坦克，结合战时经济处对坦克从工厂和港口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运到前线这一情况的了解，参看红军坦克兵力编制表（东线外军处根据对这些部队是否满员的了解，可对编制表进行修正）。从各部队所分到的坦克数量，一次又一次地估计出苏联部队的实力乃至在哪一天就会得到新的坦克，准备再次发动进攻。
如果说战时经济处的情报在作战部队几乎总是受到欢迎，但在元首那里却不是这样。当情报符合他的想法时，他就接收，甚至夸大它的作用。一九四三年春天，战时经济处证明，守住轴心国在北非的桥头堡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丢掉这个桥头堡，就会使同盟国腾出大约二百万吨位的船只。这正是希特勒当时对他的海军将领们所讲的事情，只是他把吨位数提高到四至五百万吨。但是，当战时经济处的报告不符合他的看法时，他就不予理睬，或者加以反对。托马斯曾经提醒他，即使征服俄国工业化欧洲部分的大半领土，也不一定能搞垮俄国的战时经济。几天之后，希特勒却大吹大擂： “俄国已经丧失了百分之七十五的铝矿，百分之九十的铁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后来的报告越来越多地提供了他所不喜欢的情报。当他获悉同盟国有足够的铬，用不着依靠土耳其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感到高兴。凯特尔越来越不让把这样的情报送给希特勒看。有一份报告讲了根据租借法案向俄国提供了多少物资，他在报告上面潦潦草草写上“元首……会怀疑……这个情报。”的批语后，将报告退了回去。
最后他干脆命令战时经济处停止向元首呈递这样的报告。
20。在空军和海军里
报告是在夜间和清早送来的。当赫伯特·奥韦到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报告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这座象棚屋一样的木头房子，立在韦尔德尔鹿园的中央，附近就是波茨坦，柏林也离这儿不远；在一九四四年初夏的这些日子里， 奥韦凭着窗户，可以眺望外面碧绿的景色。战争有时似乎离得很远很远。
在这一天，秘书照样把文件送到他跟前，他开始阅读起来。奥韦外貌悦人，长得结实，中等身材，沉着、明智。他是一个职业军官，一九三六年加入空军，那时他才二十多岁。战争爆发时，他在一个轰炸机中队服役，可是不久，他驾驶的Ｈｅｌｌｌ式飞机在一次夜间起飞时坠毁了，他负了伤。他的飞行能力受到限制，被调到空军学院接受参谋训练。他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三十日结业，以一级参谋的身份，分配到当时正在俄国作战的第一空军师，担任情报参谋。这个师是由两至三个轰炸机联队和一个侦察机中队组成的。奥韦的主要工作，是向作战参谋报告敌方的情况，并告诉作战参谋为了轰炸目标需要什么样的情报，以便他（作战参谋）能发布准确的侦察命令。
奥韦迅速地掌握了情报工作的一套做法。他干得非常出色，上级司令部也知道了他的能力，不出一年， 他接到命令，要调他到“库尔菲尔斯特”。这是设在鹿园的空军参谋部的代号，意思是“（神圣罗马皇帝的）选帝侯”。一九四四年初，奥韦来到鹿园，不久担任西线外国空军处Ｄ组组长。
他领导着半打军官，三名文职官员，四或五个办事员和制图员，以及三，四个女秘书。虽然Ｄ组下设有土耳其、近东、法国空军，西班牙空军和葡萄牙空军小组，但它的主要精力是研究同德国作战的英国和美国空军部队。奥韦因此是空军里研究第三帝国的空中劲敌的专家。
奥韦在这个平常的上午阅读的文件中，有空军战俘审讯中心审讯战俘的结果，有无线电情报机构和间谍的报告，还有他的工作人员根据他们自己对这些情报所作的详细研究而写成的备忘录。大约在十点半，他开始为出席晌午的空军作战部部长召集的形势会议作准备。他作了笔记，同身边的军官进行了磋商。尤其是在诺曼底登陆以后，他们试图确定出盟军的主要突击点在哪里。他们的做法是对各机场拍摄的航空照片进行比较，从统计数字中看看哪些机场的飞机最多。他们根据自己部队的报告，分析了敌人的进攻战术。他们从被击落的敌机里捡到的文件中，挑选出有关敌军装备的最重要的新情报。奥韦带着所有这些情报参加形势会议。
外国空军处处长主要介绍了敌人的情况，他的下级，西线外国空军处和东线外国空军处的负责人，以及他们的下级，象奥韦这样的组长，回答了对一些具体情况所提的问题。但奥韦和其他人并不是只提供情报。他们还听取对整个形势的介绍，这些介绍有助于他们了解自己的工作中哪些方面最重要。
会议通常持续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随后有一段休息时间，奥韦和其他人午休一会儿。下午四点左右，他们开始阅读新的材料，准备晚上的形势会议，晚间会议在晚上八点举行。会议结束的时候，关于德国空军部队当天活动的大部分报告，以及谍报局、空军战俘审讯中心和其他机构的情报报告陆续送达，奥韦对这些报告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当天的活动，夜间他和他组里的人起草分发给部队的报告。报告的题目叫做“西线空军情报处专题报告”，每隔几个星期送出一次。一九四四年十月八日送出的第七十六号报告，长达十四页，还配有介绍图片，这篇报告的题目是“关于盟军伞兵和空降兵投入作战的新情况”，它详细介绍了美国和英国空降部队在阿纳姆空降，即“市场一花园”行动的一部分遭到惨败的情况。大约在晚上十一点和凌晨一点之间，奥韦和他手下的人完成了工作，下班回去了。第二天上午从头开始忙起来。
同空军的多数专业活动不一样，空军的情报活动在空军成立的时候就开展起来了。一九二零年三月一日，陆军总司令在军队部建立空军单位的那一天，同时指定一个人在军队部情报处对外国空军进行研究。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空军情报组撤出军队部情报处，加入正在扩大的空军机构，成为该机构的六组。六组负责人是希尔默尔·巴龙·冯·比洛少校，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退役军官花名册上有他的名字。他很快扩大了六组的规模。到了一九三一年，六组建立了轰炸目标档案。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经过长期复杂的组织酝酿，成立了空军参谋部，参谋部五处就是空军情报处，后来称作“外国空军处”。比洛在巩固了这一进展之后，离开了外国空军处，到罗马担任空军武官。接替他的汉斯·耶顺内克中校，任职不过一年，就在一九三九年二月被提升为空军参谋长。
一位情报官提升到如此重要的职位，在德国军事史上很可能仅只这一次，这大概反映了对空军的技术能力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陆军没有这种技术能力，因而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
这个态度还表现在这样一点上，即接替耶顺内克的人又来自空军参谋部作战部。此人就是约瑟夫（贝波）·施密德中校，他宽宽的肩膀，方方的脑袋。人们认为，与其说他聪明，不如说他狡猾，但他精力极为充沛，具有组织天才。他还具有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贵的有利条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当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啤酒店政变的时候，身着全副军装的步兵学校学员，行进在希特勒及其主要支持者、在大战期间指挥德国陆军的埃里希·鲁登道夫的后面。夺取巴伐利亚政府的政变企图遭到惨败，希特勒锒铛入狱，在狱中写了《我的奋斗》一书。参加了这次希特勒每年都加以纪念的重要政变的那些人，后来获得了特殊勋章。那些人中包括前步兵学校学员，其中有一个就是约瑟夫·施密德。这使他同元首之间建立了个人联系，这个联系既可以保护他，又可以使他进行特殊接触。
条令规定，施密德那个处的任务是“分析外国情报，估量这些国家的军事政治形势，尤其是要分析有关空军作战部队方面的各种问题”，还要进行“目标研究”。这个处还要从事各式各样的辅助性工作，这是因为空军的情报机构同所有其他情报机构一样，常常被当作“任人玩弄的少女”。
一九三九年，战争临近的时候，施密德有二十九名军官执行这些任务。多数是前军官，由于懂一门外文而作为“补充人员”召回部队。他们分为五组：一组负责行政管理，五组负责飞机型号，二至四组分管不同国家。 （在一九四零年以前不包括美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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