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间谍-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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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于快速准确地工作，而且能够用打字机把别人的口授打出来——这样的活很少是男人干的。招收后备军官时，利斯寻求眼界开阔而且具有国外工作经验的人，例如曾经在外国呆过的新闻工作者和实业家。他发现律师不大适合做情报工作，觉得他们的想法太呆板，太抽象。
　　但是所有的组长和关键岗位上的军官都是一般参谋。没有一人接受过特殊的情报训练。人们认为他们在军官学校的学习以及他们具备的一般军事经验，使他们适合于对每项情报的含意及其在作战上的重要性作出判断。他们一边干一边学习情报工作。这个过程一般要花三至六个月，准备担任组长的人花的时间更长一些。据估计，一个新来的人要想自己有所贡献，需要一年的时间。
　　最初几年挑选西线外军处一般参谋的主要考虑因素，是要懂得外语和具有在国外生活的经验。这些条件，以及具备这些条件的人常常还具有的不偏不倚和熟练完善的素质，有助于在情报工作上获得成功。但是这些条件和素质，在军队里理所当然地没有担任更重要职务的战场指挥官必具的条件和素质——果断、魄力和决心——那样地受到器重。因此，挑选来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常常是作战处挑选后剩下的那些人。然而，到了战争后期，西线外军处同孪生的东线外军处一样，雇佣了一些负伤的军官，他们可能不具备上述文化条件和素质，但确实具有作战经验。
　　一个人一旦进入情报界，他就很有可能一直呆在那里，因为花了许多时间才获得的对敌军情况的了解，是非常宝贵的，浪费了实在可惜。许多一般参谋最初讨厌情报这个行业，他们认为自己是军事上的多面手，担心象利斯所说的那样，他们将“只能得到优秀品行勋章，而不是骑士十字勋章和比较愉快的同志情谊。”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被情报工作吸引上了。洛塔尔·梅茨上尉一九四零年来到情报部门的时候是“很不乐意的”，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个工作“使我入迷””一半因为他搞情报比担任师作战参谋时对战争的了解要全面得多，一半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对高级指挥部的决策作出贡献。利斯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自从我离开东普鲁士来到三处，从来没有——而且，除了后来在伦敦担任武官的职务外，就再也没有——一项丁作象目前的工作这样使我感到非常满足。我每天可以使用我学会的三门语言，我可以运用多年来获得的全部技术知识和个人经验……最后，我们三处的判断常常可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情报这个行业抓住了你，就不会很轻易地放你走了。”
　　尽管如此，为了获得至少是比较广泛的经验，为了同野战部队人保持联系，而且首先是为了取得晋升的资格，西线外军处的一般参谋通常要离开该处一至两年，到前线服役。然后回到可以更好发挥他们的专长的地方。
　　利斯强烈抱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没有报告法军的部署，并因此被认为是一个爱发牢骚的人。在德军发起进攻之前的几个月里，利斯利用部分时间和这个间谍机构一起工作，以便改进它的工作。他和卡纳里斯一起出席了谍报局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一次会议。他在西线外军处为谍报局军官举办训练班，向他们讲解他们的间谍报告如何才能反映比较全面的情况。除此以外，他到前线访问了几次。他在杜塞尔多夫和威斯巴登召集了西线情报参谋会议。他告诉他们他需要什么，他们也告诉他他们想要什么。这次会议的更加令人难忘的结果是“西线鸡尾酒”。这种新的饮料是由西线外军处所研究的十多个国家的等量名酒掺和而成的——比如英国的杜松子酒，意大利的康帕里酒。
　　利斯一再说所有的情报参谋都喜欢这种新饮料。
　　他监督一些出版物的写作、出版和发行，其中包括关于几个西线敌国军队的新的备忘录，配有敌军坦克、武器和徽章的图片的新册子，以及敌军防御工事新地图。利斯认为，西线外军处的出版物，并不少于一个有利可图的出版社的出版物。
　　德国征服挪威以后，希特勒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利斯。（第一次是在一九三八年，利斯向希特勒汇报了在凡尔赛举行军事检阅欢迎来访的英王乔治六世时法军给他留下的印象。）希特勒对英国俘虏感兴趣，他叫利斯将俘虏中会讲德语的军官和军士各一名带到总理府花园。希特勒审问了他们以后，起身要走，但又转身说道：　“好吧，孩子们，当你们写信回家的时候，你们可以说这场战争是没有必要的。”
　　四十年代初期，利斯的主要工作是了解敌人的战斗序列。巡逻队、战俘和空中侦察提供了点点滴滴的情报。战争爆发时陷于瘫痪的间谍机构恢复了活动。无线电侦察，包括法国国防部密码电文的破译，提供的情报最多。西线外军处的军官收到这些详细的情报后，把它们拼凑成一幅清楚的格局。空白的敌军部署图逐渐地被填满了，就象巨大的法军编制装备表被逐渐填满一样。西线外军处为即将进攻比利时最现代化的防御工事之一的埃本·埃马尔堡的德军提供了立体图画。但是仍然有错误和空白点。西线外军处把法国第九集团军列为第一集团军，而且不能回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法军在凡尔登周围是否有足够的后备兵力，可以朝北对计划中的自阿登发起强攻的德国装甲部队的翼侧发起反攻。
　　德军发起强攻之后，战斗帮助西线外军处澄清了许多这样的问题，该处的军官们认为他们这次的情报活动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为了靠近参谋总长（他已搬到离前线较近的地方）而在战地司令部工作的西线外军处，发现在法国的一百二十三个法国师和英国师之中的一百二十二个。该处的地图显示出这些师当中的大部分部署在法国西北部和比利时，等待着德国装甲部队的致命打击，而且显示出凡尔登周围的敌军很少，不大可能发起反攻。这个情报并非尽善尽美：西线外军处一度找不到整整一个比利时集团军的五十万人。况且，从更深的意义上讲，这个情报是不需要的，因为曼施泰因和希特勒早在有了这个情报以前就准备好了这次镰刀砍草式的进攻。
　　而且，西线外军处的地位几乎没有提升，它还是象战前那样的半资料统计性质的机构。它的形势报告只是列举了敌军部队及其位置。它几乎从未总结形势，更少预言敌人的行动。它把这个任务让给了作战处。这项基本任务的让出，进一步证明在德军中情报完全从属于作战。
　　只有当西欧的战斗已经停止、利斯的观点再也不会同指挥一场战斗的某个作战处的观点发生冲突时，利斯才敢预言敌军的行动。比如，一九四一年底，他提供了一份十七页长的关于“中东英军作战指挥部在一九四二年的可能的活动”
　　的报告，报告得出了如下结论；由于缺乏兵力，英国人恐怕连“保住他们对这个地区的占领”也保不住。
　　利斯以自由的方式领导着西线外军处。如果某人表现出对工作胜任愉快，利斯就让他独当一面。否则他就密切监督下级的工作。他对书面报告删改甚严。　“我不能发表这个报告，”他常常这样地对他手下的年轻参谋说。　“你可以只用一半篇幅就能说明问题。重写吧。”他们果然重写了。他本人就是一个擅长用日耳曼语所少见的简短整齐的句子写出清新流畅的散文的语言大师。法国战役之后，他使用这种文体写出了秘密文件第八十九号军队条例，即《敌军情报工作》，这份四十三页的文件构成了德军的第一份正式情报手册。他碰到一些组织问题。珍珠港事件爆发不久，希特勒对美国宣战之后，他丧失了美国小组。这个小组调到东线外军处去了，一半因为西线外军处缺乏人员，一半因为日本专家都在东线外军处，而且第四副参谋总长认为，　日、美这两个国家必须放在一块儿进行研究，因为德国人预料美国人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太平洋。但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美军和英军在北非登陆之后，美国小组又匆匆回到利斯那儿。算上美国小组，西线外军处共有九十七个军官、士兵和雇员。
　　一九四三年初，利斯离开了他亲手定型和大大加以扩充的西线外军处。为了得到提升，他需要到前线服役。新上任的参谋总长蔡茨勒让他在俄国指挥一个团。不久利斯升为将官，指挥一个步兵师。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受伤后被俄国人俘虏。
　　接替他的是以前的一位下级。面部瘦削、头脑敏捷的亚历克西斯·巴龙·冯·伦内中校，在德军闪电般地攻入法国的光荣日子里，负责填写巨大的法军编制装备表。他四十出头，出生在俄国拉脱维亚众多的日耳曼族贵族家庭当中的一个家庭；他的俄语讲得很流利。一九四二年初，他被调到东线外军处，当时该处全力应付俄国战役。伦内担任三组的新组长，这个组分析缴获的文件，他迅速地提高了工作质量，不去翻译过时的文件，而是集中力量积极处理有用的材料。东线外军处的新处长赖因哈德·格伦不久就让他担任自己的作战参谋。利斯听了这个情况后说道，　“这正是他天生所就的职位。”利斯离开西线外军处以后，由于取消了第四副参谋总长而奉命关照这个处的伦格，极力推荐伦内担任这个处的处长。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他果然担任这个处的处长。作为处长，他管得很细，甚至有些刻板；他可以在下级面前俨然以上级自居，并且讽刺挖苦下级；但是在他的无框眼镜和紧锁的双唇后面，有一副象玻璃一样清晰的头脑在工作。
　　利斯没有预料到盟军进攻北非，第二年，部分由于受了漂到西班牙海岸上的一具尸体身上的假文件的欺骗，伦内对盟军进攻西西里也感到意外。后来，盟军出乎意料地在安齐奥和内图诺登陆，使他非常尴尬。希特勒完全清楚这些失败，因为几个月后他异常恼怒地说；　“他们搞的几次登陆，我们一次也没有发现。”现在伦内面临着德国情报官从来没有接受过的最困难的任务：弄清盟军何时越过海峡大举进攻欧陆？
　　将在何处登陆？
　　他和他手下的军官将各种现有的迹象归纳在一起，他们虽然充分意识到有些特务可能是双重特务，但他们尤其感到恼火的是间谍的报告。
　　“这个人的报告有十次是正确的，”曾一度领导美国组的里夏德·奥伊勒中校常常暗暗对自己说。　“这第十一次也是正确的吗？还是恰好相反？是否为了迷惑我们而做了有利于他的事情？”奥伊勒说，判断这些问题常常“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总是在开始的时候就假想“这不是真的”，然后再慢慢找出哪些或许是真的。而不是倒过来：倒过来太危险了。”
　　即使如此，结果也很少是完全可靠的。　“你必须坐呀，坐呀，想呀，写呀，然后你也只能说；　“情况可能是如此。””
　　这样的工作不会使你有很大的成功把握。奥伊勒说，在战场上可能有这样的把握，　“但在这种琐碎的工作上却没有。”
　　奥伊勒发现分析估价情报不仅是“奇妙的脑力活动”，而且是非常耗费时间的。有时候他连午饭也不吃，一直在办公桌上工作到晚上八点半或九点。
　　他的上级每日工作的时间更长。洛塔尔·梅茨中校（作战参谋）没完没了地会见向他提供情报的人和使用他的情报的人。他常常要到午夜或夜里两点才了结一天的工作。
　　梅茨还编辑每日《西线情况报告》。两三页长的报告主要讲述了敌人的活动，列举了新调来的并再次得到证实的敌军部队的位置。除了这个报告以外，伦内在需要的时候，还添写一种报告，这种报告是他在东线外军处从格伦那里学来的。这就是一至两页长的《西线敌军情况估计简讯》，这种报告的视野比较远，有时预料了敌人的意图。　　”
　　此外，西线外军处每隔较长时间发行若干其他报告。伦内到达之后三个星期，创办了评论英，美军队的两个半月刊。比如，评论美军的半月刊《美国调查》，通常有五、六页，内容包括关于新建立的师的报告、新式装备的细节、指挥官的姓名、向英国调兵的情况以及一张兵力表，表上开列了所有师及其驻地。伦内还出版一系列《西线情报参谋单项报告》。这些报告讨论了例如英国的登陆战术和盟军的手榴弹以及地雷等题目。这些报告发到下级部队，使它们能够准备相应的对抗措施。
　　然而，伦内的所有这些努力，对于阻止盟军进攻欧陆并没有起帮助作用。诺曼底登陆成功，从而决定了第三帝国的命运之后六个星期，一批军官企图暗杀希特勒。伦内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密谋，但他的反希特勒的情绪和与反希特勒的人的交往，足以使他走上断头台。
　　接替他的是维利·比尔克林上校。他是莱茵河西岸地区一个种葡萄酿酒的富有家庭的一个成员，他作为一名研究法军指挥官和战术的专家，于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零年在西线外军处工作过。后来他在前线呆了几年，脑部受了伤，经常疼痛，身体虚弱，终于回来领导西线外军处。
　　西线外军处大大膨胀了。既然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军已与敌军实际交战，西线外军处的两种基本战斗报告，已不再是进攻前仅仅彼此互相证实的因而容易使人上当的间谍报告和无线电侦察情报，而是比较可靠的缴获文件和审讯战俘的口供。比如，一九四四年圣诞节的第二天，隆起地带战斗正酣，　“一四九一号西线情况报告”的一个部分写道；一、西线。
　　ａ）敌军活动……美国第九集团军……巴斯托尼被围敌军在我们的进攻前面势必要放弃更多阵地。
　　ｂ）军队识别……
　　战俘证实：　美国第七装甲师的部分部队、美国一零六步兵师的部分部队和美国第二十八步兵师的部分部队，　（都）在（比利时东部）斯塔韦洛特一维埃尔萨尔姆战线以东。
　　二、意大利……”
　　比尔克林在同一天的《西线敌军情况估计简讯》中，总结了他所看到的盟军的行动：艾森豪威尔正不顾一切地从未被突破的美军防御地段进一步抽调部队，企图发动强有力的反攻，将德军的进攻制止在默兹河东岸，并包围发动楔形进攻的敌军。
　　因此他是考虑到了他留下的那一部分正在殊死作战的步兵师的宽阔正面所面临的危险的。
　　但是，尽管偶尔有这样精彩的报告，西线外军处的估价和预言，很少象俄国战场上东线外军处的估价和预言那样多彩多姿、磅礴有力。
　　许多情况使东线外军处占了优势。它可以在一条战线上集中对付一国的敌人，使它能够根据各部分机构的作用进行组织；西线外军处有许多地区组，分管不同战线上不同国家的军队，因而它的各部分机构的活动是重复的。俄国战场上战争的规模比较大，因此东线外军处的规模也比西线外军处的大。那里的战火不断燃烧，使东线外军处能够取得经验和发展战术，而盟军在西线的断断续续的进攻，使西线外军处不能取得经验和发展战术。俄国战场上经常短兵相接，使东线外军处有多得多的机会来收集情报；在西线，两军在进行最重要的战役之前，是被海洋隔绝着的。最后，虽然两个处都隶属于陆军总司令部，只有东线外军处为它工作；西线外军处则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服务，但它不但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