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杜拉斯-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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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也许根本就没有。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我为您的去世感到惋惜，有时，我在晚上往圣伯努瓦路的寓所里打电话。电话在空响。我又开始重拨，相信您也许会说：“谁呀？来吧，我等您！”是的，有的晚上，我就做这些事，我变蠢了，变疯了，没有忧伤，没有哀愁。由于没有真正弄明白，没能确实证明您还活着，我疯了。于是我胡来。
我什么都不干。我在等待。我什么都不想。不想您。怎么可能想不能想的东西呢？就是这种想念使得我们匮乏和贫穷，并且与她更加接近。一起生活。
然而，我还活着。我在给您写信。我在写信，写书。不是文学，才不是文学呢！仅仅是和您在一起，仅仅是活着。您完全不在了，我对此一无所知。什么都不坚持，除了思念。想您。想所有死去的人。想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想我在蒙帕纳斯公墓见到的所有名字；想您的名字，您的一生；想别的名字，想日期，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
想所有活着的人。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怎么爱？怎么写？怎么看？怎么喊？怎么听舒伯特的音乐、重新学习一切、像以往一样相爱？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一切，胜过一切。但这是大家都能遇到的事，别以为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也不特别。
告诉我，谁是那个弗莱德里克？您给他写了那么多信。
那是一个写作的人。一个没有自杀的人。他像疯子一样写作。他知道一切，却又不愿知道。他疯了。发疯地爱上了上帝。他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对我怎么办。他不想见我。他爱我。他说：“住口！”他不知道怎么办。而我还活着。我在等待。您明白吗？
我明白。算了！什么都别干了。现在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还活着。虽然跟您分开了，但我想您。您看，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甚至不知道这怎么可能。但事实上就是这样。我看见您了。您踯躅在小酒店里，您又开始闹事，您随便给人写信，见人就拥抱，别人对您笑一笑您就献花。您活着，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拿您的身躯怎么办，拿您的灵魂怎么办。
弗莱德里克爱您。您说说，您将把他变成什么样子？我也在其中，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要把你们两个人都留下来。我把自己关在多菲内街的那个房间里，我把你们留了下来。您，还有他。好了，我不离开你们了。我要全世界。除了世上的一切，还有那场爱情。为了您，不，为了您身上的东西。您身上的什么东西？他身上的什么东西？爱什么？爱谁？
您知道除了我什么都没有。您经常回来。您没法不这样做。
弗莱德里克，这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不，那是另一回事。
那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都没有。
来吧！我们去凡尔赛宫，去王家花园，我很想去那个您如此喜爱的花园。看看漂亮的松树，它们高耸入云。我非常喜欢这些意大利松。是的，来吧！把别的都忘了，和我一起去看看那个花园，那些道路。它们简朴而对称，应有尽有，完美得有点枉然。这完美的花园前途无量，那里的一切都是真的，树木、花朵、鸟、人，什么都有。您和我，我们就在其中。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弗莱德里克带走。我很想认识他，也许您说的是真的，他爱您。这并不是不可能。为什么不？来吧！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带巴尔塔扎尔一起走。没有理由把他扔下。
13
1999年3月，我去了日本。法日学院邀请我。这是我第一次去日本，我第一次旅行得这么远，这么长时间，飞了十二个小时。这是我第一次没有您陪伴独自去国外。这是我第一次应邀出外旅行，请的是我本人。他们在那里放映《大西洋人》。我没有看这部电影。我不能看。既不能听到您的声音，也不能见到您的脸。您在影片中讲述着我的故事。我的脸轮廓是黑的。您喊叫着我，叫我的名字。我独自坐在特鲁维尔黑岩公寓大厅的那张扶手椅上，让您拍摄，不，我不能看这部电影。
灯重新亮了。放映厅里座无虚席。我走到台上，站在麦克风前。人们提了问题后，我便开始讲述。讲这部电影，讲杜拉斯，讲那个叫杜拉斯的女人。“这个名字全球皆知，”您笑着说，“可以说整个宇宙都知道。”您接着又补充说。是的，差不多二十年来我第一次这样讲话。
我独自面对着这个座无虚席的大厅。我并不感到害怕。我说着。
您说了些什么？
我说：《大西洋人》第一次放映是在1982年，在蒙特利尔，当时正在举办电影节。电影拷贝就是我放在手提箱里带去的。我很自豪，但过海关时我害怕被没收，因为没有官方的许可。我去纽约与您会合，不带影片，这岂不是太扫兴了？幸亏，手提箱没有检查。
我在纽约第五大街中心公园前文化专员的家里找到了您。您说：“来看看这个公园。看！”
我们喝着酒。他们想给我开一个房间。您说：“你们以为没有我他能睡得着吗？没必要给他开房间。”
当时大家都默不作声。
第二天，我们坐巴士，一直来到海边。我们乘渡船。来到一个小岛上。您说：“看啊，扬，看这海，看这条河。”接着，您又说：“在这里，应该吃奶酪蛋糕。这里的奶酪蛋糕全世界最棒。”我们早上和晚上都吃奶酪蛋糕。我们喝白酒，看摩天大楼。我们登上了纽约最高的建筑，我不知道是多少层。我们看着纽约。您说：“我害怕，这些东西都不结实，一切都有可能倒塌，要是倒塌了，我们会怎么样？来，我们出去吧。我再也不能呆下去了。”
我们来到外面。您说：“这座城市真漂亮，不可思议！”
我们出发去蒙特利尔。放映厅里座无虚席。漆黑一片。您要求把所有的灯都包起来，连紧急出口处的灯也不例外。
“我要一片漆黑，否则就没有电影。完全漆黑。”黑色的胶片还没卷到，电影就已经开始了。黑色也是一种颜色。
放映厅里伸手不见五指。电影开始了。您坐在我身边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但我闭着眼睛，我不能看银幕上的自己。不能自己看自己。我听见您的声音在黑色的银幕中响起，在黑色的大厅里响起。大厅里一片寂静，人们在听您写出来的句子，说出来的句子。您在跟我说话，向我口述时，您是在跟谁说话，跟谁谈论我？谁也不知道。
文字的真实（6）
灯又亮了。观众热烈鼓掌。您站了起来，向大家致意，鼓着掌。
我感到很羞耻。我仍然坐着，我不能躲起来。谁也不看我。只有您，只有您，数百人只看您。只有这个举世闻名的名字，只有这部电影：《大西洋人》。
我无法站起来。您登上舞台，回答观众的问题。
“这部电影能在这里，在蒙特利尔，在加拿大，而不是在巴黎，在法国放映，我感到很自豪。你们都看懂了，这太了不起了！”
大家不断欢呼、喝彩。您微笑着，看着所有的观众。大家为您鼓掌。您似乎非常高兴。看到您这样，我也很高兴。
我怕您说出我的名字。您没有说，您谈起黑暗，谈起黑的颜色，谈起不同的黑。您解释什么叫画面，说黑色的银幕也是一种颜色，它完全存在。是的，电影也可以是人们在读的一本书。人们可以阅读一种正在讲话的声音。那张拍下来的脸就是大西洋人。
现在，我独自一个人在东京，面对着座无虚席的大厅。我说着，复述着您在蒙特利尔讲过的话。我说：“我很高兴这部电影能在这个大陆的另一端放映，很高兴这部电影能周游世界。我很荣幸来到此地，来到东京，带着这部电影，带着电影中的这种声音。你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是的，这个声音今晚在这里，在东京和我们在一起。我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你们，这部电影的作者和我们在一起，否则，我将不知所措。”
您仅仅是在那里。
不，我不哭。我忍着眼泪。我知道我们在一起。尽管分别已久，但仍然在一起。这对大家来说都一样。我们不敢这样想，害怕这样想。然而还是应该说，应该写下来。这是真的。
我想哭就哭。毫无保留。我创造。
后来，为了离开这部电影，离开您的激情，我说：“今天下午，在一个花园里，我忘了那个美丽的花园叫什么名字了。一个法语讲得很好的年轻的日本大学生对我说，在日语中，‘天空’这个词和‘虚空’这个词是一样的。同一个词。太奇妙了。”我想，那个在写在爱的女人，那个什么都忍受不了（这是同一回事），忍受不了这个世界，忍受不了自己，忍受不了我，忍受不了任何东西，什么都忍受不了，什么都不想再要的女人，她听了以后也许会喜欢的。她回到书中，回到文字当中，无能为力了。她回来，总是回来。“哎，我给您口述点东西。好好听着。”是的，她回到桌边，向正等着的我走来。是的，我认为虚空是存在的，一直存在，应该让这种虚空保持虚空，在它周围写作，不要填满它，让这虚空开启，天空将出现在这种虚空中。
“这里是S · 塔拉，过了这里还是S · 塔拉。”我们太喜欢这个句子了。是的，没有地方，没有彼世，只有此时此地，在东京，在蒙特利尔，在世界各地，在加尔各答，在巴黎，在温哥华，在那个黑乎乎的房间里，总是这种应该让它空虚的虚空，总是这种乌有。人们围绕这种乌有写爱情故事、简单的故事，写相爱的人、离别的人、不会来到的人，写恋爱和不惜一切代价想恋爱的穷人，等等，等等。还有文字，要说，要写，要听，从有史以来到世界结束全都一样的文字。用来沉默，用来爱的文字。十分可观。以后会没有文字。再也没有必要。要写的那本书也将是要消失的那本书。这本书不会出版，因为正如人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您于1996年3月3日去世了。
尽管如此，还是得写书。书还是得写。“别像个英雄那样一言不发，不，恰恰相反，要写得越简单越好，文字怎么样别去管它。别绞尽脑汁咬文嚼字，没有什么可找的。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不，别这样。随心所欲，听其自然。您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什么都不管，人们跟我谈起杜拉斯风格，问我：‘您是怎么写的？’等等……我恰恰是什么都不管，只管写。这就完了。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文字、您、我都不神圣。神圣是另一回事，是偶然达到的，有时，人们是不经意达到的。句子写成了，什么都不愿说，它想说的不是人们感觉到的东西。有时，它十分清楚地展现了某些东西。”
《印度之歌》中的声音：“灯光明亮得……”
是的，《印度之歌》中的声音，我很喜欢。是我创作出来的。是我把它写出来的。是我把它拍成电影的。还有那个永不结束的舞会，副领事的叫喊。您看，有时是在一个简单的句子边兜圈子。“灯光明亮得”或别的什么的。我想跟您一样，设身处地，第一次来到这里，来到这小岛。这些日常谈话所用的语言，现在却被写了下来。啊，是的，有时，人们以为看见了别的东西，听见了您所说的那种虚空。也许。我写，我只写作。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您会说出什么东西能接近“绝对”这个词。
巴尔塔扎尔。
目光，只有在张望的目光。并想跟我们呆在一起，不离开我们，爱我们。
我明白了。
我看着您。
我们在写。
在写“巴尔塔扎尔”这个名字。
“只要一个名字就够了。只需一张脸，看着全世界。全世界都被写下来了。没必要去东京，没必要，呆在您自己的房间里吧。写。或者什么都不做。
“呆在那儿，呆在同一个地方，世界会向您走来。它属于您。”于是我便呆在了那里。
这我知道，从第一天起就知道。
是的，是这样，而且不仅如此。我们去跳卡洛斯 · 达莱西奥的探戈。来吧，我们去跳舞。让我们跳舞。
我们跳舞。那支阿根廷探戈，我们跳了又跳，难以克制住自己。当我们听到那曲子，我们便跳起舞来，没法不这样做。我们会想跟谁跳就跟谁跳，也跟您跳。因为我们在那儿，因为我们知道舞还没完。一直跳到最后一个晚上。“去那儿，什么都不管，遗忘，忘掉我。只需听那段音乐，随身体自由活动。您的身体，我的身体，这两具身体一起动。不错，您跳得不错。是的，不会结束，这音乐不会停止。但愿我还跟您在一起，跳最后一个舞，参加最后一个舞会。
拥有一种完整的爱（1）
“您忘了。约定的时间到了，我再也没有见到您的脸，再也没有力气抚摸它，再也没力气碰它，把它带在身边。我再也没有力气了，几乎再也没有力气了，我整夜抓住您的手，您的臂。我抓不住了，您像死了一般躺在我身边，躺在这个很快就要死去的身躯，我的身躯旁边。我只能活几个小时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和您一起只能活几个小时了。我就要离开您，把您孤零零地扔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感到身边有一个温暖的躯体。那是您的身体。不是您的又是谁的？我看除了您谁也不会在这里。您像往常一样，一言不发。我在众多的沉默中认得出这种沉默。我想：‘在我旁边的是他。’可我忘了您的名字。您叫什么来着？您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太清楚了。我知道我是杜拉斯。我没有忘记这个名字。当心脏，我的心脏在1996年3月3日星期天上午八点左右停止跳动时，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这个名字。这个准确的时间是您告诉我的，是您告诉我，告诉全世界的。您宣布了这个消息：杜拉斯死了。杜拉斯死了。
“别再说什么了。我还抓住您的胳膊，感到您胳膊上的温暖。我仍紧紧地抓着，我不会马上死的，我还有点时间。用来干什么？确切地说，我还可以说些我没有说过、没有写过的什么？我还可以说些什么？告诉我。不，我想，没有遗嘱，突然间再也没有话说了，我找不出话来说。我再也不写了。我知道完了，知道我不会再写，知道杜拉斯已经死了，知道还剩下这具奄奄一息的躯体。它的心还在跳，机械地跳动。它跳着，然后会停止。之后呢？之后，我不知道，我无法思想。不可能思想。假如我们彻底相爱，完全相爱。拥有一种完整的爱，就像某些书中的某些英雄那样。您觉得我们还能做得更好吗？现在还不太晚，决不晚，还有时间。是的，我们可以试一试，我们要写完这本已经开了头的书，这本暂时叫做《待消失的书》的书，这本没有完成的书。
“我死了挺好，让我死吧！我想一个人呆着。文字，故事，这就够了。我一辈子都在写字、编故事。毕生都在干这事。写书。什么书？完美的书。数百万读者，全世界到处都有，译成了所有的语言。
“是的，我没忘。我要死了。我没忘记那些年轻的读者，他们将读这些书，读那些我喜欢、您也喜欢的文字，读您的数百封信。1980年夏天之前的，这怎么可能，怎么能想象没有你、没有我的日子？不可能的，这无法想象。人们会忘记这张脸，这我从您脸上看出来了。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跟我讲些什么吧！”
不，我忘不了您的脸，忘不了您的目光。您看着人们看不见的什么东西。这东西看不到，有时却能写出来。文字写出来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