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杜拉斯-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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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奇异的书：隐秘掠过纸面，但马上就像水泡一样破了：杜拉斯的一切尽在其中：她绝妙的坏脾气、她的假天真、她显然的世故。空中传来探戈的舞曲声，他们轻轻地哼着《卡布里，完了》，一起背诵“爱”这个单词的动词变位。就像昔日西尔薇 · 瓦尔坦所唱的那样：如果这不是爱情，那就好像……
（让…弗朗索瓦 · 若斯兰）
译自法国《新观察家》周刊1999年9月1810号
访谈录（一）
他的脸上带着孩子气，让人怎么也想不到他竟有那么疯狂的爱情故事。这种爱情，肉体之欢是有限的，总的来说是悲剧性的。他很乐观，好像天生如此，赤着脚，踩在他的出版人马朗 · 塞尔女士办公室的地毯上。他不叫扬 · 安德烈亚，这个名字是玛格丽特 · 杜拉斯给他创造的，而且是一下子创造出来的。
扬：她用我的名字和我母亲的名字组成了我的姓。她取消了我父亲的姓。我的老家在布列塔尼，所以她又在我的姓名后面加上了“斯坦纳”。于是我便成了扬 · 安德烈亚…斯坦纳。这与其说是一个人的名字，还不如说是某本书中，某部电影里的一个人物。
记者：1980年夏天之前您在干什么？
扬：康城马莱伯中学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的学生。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漫不经心的人。我研究哲学，我对学说和观点比对文学更感兴趣。我略懂罗兰 · 巴特。我很喜欢他。后来，我读到了《塔吉尼亚的小马群》，然后便给她写信。就这样。但我早就在这本书里面了。那个懒散的躺在垫子上的家伙就是我。后来，我又躺在了床上。在电影《大西洋人》中。我们的一见钟情在我们认识……在我们见面之前就发生了。
（他笑得很厉害，也许是在吼叫。与其说是道歉不如说是在自我掩饰。他的目光中有一种可爱的、温柔的、梦幻的东西。）
当时我二十七岁。我很腼腆。一种病态的腼腆。我忘了自己是谁了。我变得一钱不值。她让我明白了肉体仍在。她在具体的生活中，在思想而不是在推理。她不作分析，从来不作分析。
（他谈了一点她写作的情况，很不乐意，经常停下来。那种喜剧演员常用的沉默已经很出名了，他用得炉火纯青，使对话者产生动摇。）
她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专制的灾难。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是否继续生存的问题。这一切都和贫穷，和童年有关。她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记者：不过，《情人》出版之后，她变得很富有了，不是吗？
扬：对她来说，这不是钱的问题。钱，她不感兴趣，只是她不时地给银行打电话。“我还有多少钱？”她问。人们给了她一个振奋人心的数字。她叫着我的名字：“扬，您听听这个数字……”当我们超过十万法郎时，她高兴得像个小女孩。但她仍然觉得自己很穷。贫穷感依然如故。
（他不想或者是不能谈他自己，话题老是回到杜拉斯身上。）
记者：您会不会有时觉得或感到身不由己？
扬：会。我经常失足，在这个地狱里，她没有给我钥匙。她常说：“各自的路各自走。”
记者：她说得没错。您成了一名作家……
（他显得有点慌张，但也很高兴。）
扬：不！不！而且，她经常这样跟我说：“扬，您，您没必要写作……”也许这会妨碍她。她很刁钻。总之，她从来不允许我坐在她写作的位子上。
记者：您的家人对这些事怎么看？
扬：我母亲完全接受这一事实。她没有鼓励我，但她发现我身不由己。我不能打电话给她，不能去看她。杜拉斯的妒忌心可怕极了。她恨我母亲，恨我的姐妹。我没有权利看别人，看女人……难以想象……她对我丝毫不放松。我整天干活。洗碗、打字、陪她看电影、开车陪她兜风。白天，黑夜，永远没完没了……所以，当我母亲来巴黎时，我只能偷偷地去看她。我害怕。我老是看表。我浑身上下不自在。我觉得自己是在犯罪……
记者：杜拉斯的朋友们怎么看您？
扬：没有人看我。她不让别人看我。我没有一个可说话的人。她尤其不愿意我跟别人谈论她。事实上，她这样做是对的。我现在发现，她的这种苛求保护了我们的关系。
记者：说到底，您是一个囚徒。拿让 · 热内1的话来说，是一个爱情囚徒。
扬：又是又不是。囚徒，是的。她到处把我带在身边……有时，这显得很滑稽。有一天，她在餐厅里点了一些牡蛎。她问侍应：“您知道我是谁吗？”“当然，我知道您是谁。”侍应回答说。于是，她对我说：“您看，扬，一切都没完。吃！”她感到很宽慰。为了感谢侍应，她在菜单上给他写了一篇很美的文字。
记者：这场爱情究竟是不是一场美丽的艳遇？
（他摇摇头，不再笑了。他盯着您看，目光炯炯，就好像是杜拉斯的目光一样。）
扬：不，这不是一场美丽的艳遇。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神秘的事情。一场相遇。我总想起《广岛之恋》中的那句话：“我喜欢你，多了不起的事啊！”
记者：您的书把您解放了出来……
扬：啊，不！这本书，是我寄给她的一封信。我重新开始做1980年夏天之前我做的事：还在给她写信，永远给她写信。
（文中记者为让…弗朗索瓦 · 若斯兰）
译自法国《新观察家》周刊1999年9月1816号
访谈录（二）（1）
1996年，杜拉斯去世后，扬突然失踪。直到1999年1月才公开露面，并接受了法国《事件》杂志记者的独家采访。以下是记者与扬的访谈录。
记者：《事件》杂志发表了菲利普 · 索莱尔斯1的访谈录后，我们找了您三个月。索莱尔斯在谈话中把杜拉斯描述得很可怕。那篇东西引起了您的愤慨。
扬：菲利普 · 索莱尔斯的话如此中伤她和我，我得奋力反驳。那场谈话最让我惊讶的是索莱尔斯的痛苦……
记者：索莱尔斯没有谈论自己，而是谈论玛格丽特 · 杜拉斯。一个痛苦的女人。生活过，写作过，为了痛苦和让人痛苦。
扬：他说的是他自己，索莱尔斯的痛苦。他应该这样问：“为什么杜拉斯没有爱我？”索莱尔斯用自己的痛苦——他无法掩饰这种痛苦——来攻击一个叫杜拉斯的作家……索莱尔斯试图毁掉杜拉斯，但没能做到。理由只有一个：杜拉斯，她写作。而索莱尔斯，他还不懂得什么叫写作。他还没有入门。这既让人可怜又让人惊讶。
记者：对杜拉斯来说，写作意味着什么？
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在问自己什么是事实。不是真实，而是事实……她自己并不重要。“杜拉斯，无足轻重。”她曾这样说。在《黑夜号轮船》中，她引用了托马斯 · 曼的话说：“作家，什么也不是。”……她根本不自我陶醉，她不存在……她什么都要，什么都不要。这是一个曾经生活过的人……必须自由。绝对自由的人，就是玛格丽特 · 杜拉斯。自由得直至疯狂，直至厌恶——厌恶自己，厌恶别人，厌恶世界——夹杂着对人们的爱，爱一切，爱动物、植物、音乐、食物、牡蛎，还有我。
记者：既厌恶又爱。
扬：是的。同时。就在这时间和空间里，某种东西诞生了。某种东西出现了。
记者：当您接近她的时候您就预感到了这一点？
扬：没有。1975年，玛格丽特 · 杜拉斯来康城的吕克斯电影院推介《印度之歌》，我当时在康城读哲学。我问她能不能给她写信。“可以。给我写信吧，寄到圣伯努瓦路五号。”她给了我地址。我惊呆了。
记者：从1975年到1980年，您给她写了一大堆信，却没有再见到她……
扬：没有。而且没有回音。我则读着她的作品。别的什么也不干。借助于第三者我们才相遇。这个第三者就是作品。玛格丽特极为孤独。她重新制造一切。她就像一个绝对神奇的新作者一样写每一本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就生活在这种永恒当中。她就是以此为代价写作的……她极为迫切地保持真实。我有时见她骂人，但她从不蔑视别人。她平等待人……一种十足的难以做到的民主。杜拉斯的狂热就是试图得到它，试图不杀人，不自杀。这是一种生命的赌注。她与金钱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比如说，她在饭店吃饭从来不给小费，哪怕一个法郎。有时我悄悄留点钱，假如她发现了，她就会骂我！……为了找一个背心纽扣，她三次去廉价市场。为了要稿费，她给《解放报》打了十个电话。性格不好。在1984年出版《情人》之前……她手头一直不宽裕。玛格丽特 · 杜拉斯确实是个穷人，她惟一的财富是她的名字。她的作品，她把它们送给了大家。送给您，送给我……
记者：她对权力很感兴趣。据索莱尔斯说，当密特朗成为共和国总统时，她把自己当作是“爱丽舍宫1的大预言家”。
扬：不对。使她感兴趣的不是总统，而是弗朗索瓦 · 密特朗。她是直呼其名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她从来不叫他总统先生。
记者：他们猜到过各自的命运吗？
扬：她的才华和想象力使他感到佩服。她则被那个男人迷住了，欣赏他的忠诚和组织能力。一个首领，一个领导人。她见过他协调他的抵抗组织网络。那时他才二十五岁。杜拉斯对男人的魅力也很敏感，就像密特朗对女人的魅力很敏感一样。他们应该可以生出一段故事的。她只跟作为元首的密特朗作过一次官方旅行，那是去庆祝美国独立二百周年。她当时没好衣服穿。我给她烫了裙子和背心。黎明时我们开着从朋友那儿借来的一辆破车前往奥利机场贵宾室。在铁栅门前，警卫拦住车子。玛格丽特 · 杜拉斯摇下窗玻璃，“乒”的一声，玻璃掉在了地上。她对警卫说：“我是玛格丽特 · 杜拉斯。去参加约克郡战争。”她只去过爱丽舍宫两次。
记者：密特朗跟她谈过她的书吗？
扬：没有。她知道密特朗喜欢读书。这样说吧，他是个传统的读者。他喜欢《抵御太平洋的堤坝》、《塔吉尼亚的小马群》。他们的感情是在她丈夫罗贝尔 · 昂泰尔姆身边建立起来的。密特朗、马斯科罗、博尚和杜拉斯把他从德国人的集中营里救了出来。杜拉斯在《痛苦》中讲述了这场营救。杜拉斯和昂泰尔姆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尽管他们生活不和。她没有参加他的葬礼，有人为此指责她。对她来说，这太痛苦了。昂泰尔姆是惟一一个她总向我赞不绝口的人。对她来说，他是她生活中的榜样。
记者：为什么？
扬：因为他善良。玛格丽特 · 杜拉斯也差不多同样善良。但她忍不住要反抗、痛苦、让人痛苦。迪奥尼斯 · 马斯科罗（她跟他生有一个孩子，她惟一的孩子，名叫让）成了昂泰尔姆最好的朋友。玛格丽特是这些男人之间的链。她让马斯科罗、昂泰尔姆、布朗肖和其他熟悉或陌生的人在她圣伯努瓦路的厨房里吃饭。她给布朗肖买干酪，因为布朗肖总是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而干酪能给他以安慰。今天，这些人都去世了，除了他。
记者：她最后一次见密特朗时您也在场吗？
扬：是的。我们当时在公爵饭店吃饭。突然，我看见密特朗走了进来。我什么话都没说，我想让她静静地吃饭。吃完饭后，皮埃尔 · 贝尔特走过来对她说：“总统想跟您打个招呼。”“让他过来。”密特朗过来坐在她的对面。她抓住他的手，一言不发。突然，她说：“弗朗索瓦，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对你说……”“玛格丽特，我在听呢！”她十分严肃地说：“弗朗索瓦，你知道，我现在在世界上比你出名得多。”席间一阵沉默。密特朗回答说：“没错，玛格丽特，我知道得很清楚……”玛格丽特说：“除此以外，一切都好吗，弗朗索瓦？”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相遇。一年半后，他们都去世了。他在1月，她在3月。其实，她的意思是，文学比政治更重要。是玛格丽特告诉弗朗索瓦作品、犹太人和书籍的重要性……弗朗索瓦过了十五秒才完全听懂。
记者：据接近她的人说，她常常心血来潮，和她一起生活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惊讶和神奇，这是真的吗？
扬：我从来没有像跟她在一起时笑得那么多。快乐极了。一旦条件允许，灾难便随时来临。她吃呀，笑呀，日常生活中节约到了极点。为了不死掉，为了活着。
记者：您还记得起那些狂笑吗？
访谈录（二）（2）
扬：我可以写上十本书。凌晨三点，她把我弄醒。我比她累得多。我从来没见过她休息。她半夜三更对我说：“咱们去奥利机场看飞机吧！”她好像只有十八岁。她从来不问我想去哪儿。她对我说：“右拐，左拐……慢点……”
记者：她对您做了些什么？拐了您？
扬：1980年8月28日，我们约好一点钟在特鲁维尔见面。她在为《解放报》写专栏。从六十年代末起，她什么人都见，却生活在巨大的孤独之中。我们说了一会儿话，后来她对我说：“睡那里吧，你不用付旅馆费。你没有钱。”她关上门，我就再也没有出去。
记者：她在《扬 · 安德烈亚 · 斯坦纳》一书中说，她是跟您一起才重新开始喝酒的。
扬：她对我说：“带瓶波尔多来。”我那时不知道她已戒酒。我们喝了又喝。
记者：1982年，她接受了长时间的戒酒治疗。您利用那段时间写了您惟一的而且挺美的一本书《玛 · 杜》。
扬：她在治疗过程中说胡话。我把她说的话记下来，让她看看。康复后，她读了这些记录：“啊，我说得挺好的嘛。（笑）扬，你得把它们写成一本书。”
记者：二人世界的生活在继续，但您的伴侣老让您吃惊……
扬：玛格丽特更吃惊。这场必要而偶然的巧遇使她大为惊讶。我指的是她和我之间的相遇。在《广岛之恋》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喜欢你，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啊！”我们互相爱恋。我是她最喜欢的人，她也是我最喜欢的人。有时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让人受不了的事情她可从来不省。
记者：每天都可以离开，但您呆了十六年。
扬：她让我这样继续生活下去。有时，是我走；有时，她在特鲁维尔把我的手提箱从窗口扔出去。
记者：为什么？
扬：因为她再也受不了了。
记者：她对您说：“我不懂你做人的准则。”
扬：是这样。“别以为你是个英雄。”她补充道。某个人，或者是她本人的做人准则，本身就是一个谜。于是她一条道走到黑，直至想毁灭，以试图弄清别的什么事。
记者：不停地说、写，她多么爱您。
扬：是的，一点不错。
记者：她想要您。
扬：她什么都想要。具体的东西也是。肉体。读读《坐在走廊里的男人》。她想要我的肉体。
记者：您想要她的吗？
扬：用不着装模作样。必须以身相许，做爱。在这一点上她很平等。她经历了男女之间的这种不一致，带着一种激情和一种疲惫。因为她知道失败了。这显然是一种失败。但她尝试着做什么事，创造，写作。玛格丽特魅力无限。
记者：她也知道您喜欢男人。此事她念念不忘。在你们之间，这是战争吗？
扬：随时有战争。有一次，我在吵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