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杜拉斯-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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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景象我百看不厌。有一天，我会把它拍成电影，把所有这些灯光都拍下来。”她说。
接着，她开始唱起来，麻雀，粉红色的生命。我也跟着唱起来。她说：“走调走得这么厉害，真是难以置信。我来教您吧。”于是，我们俩一起唱起了《粉红色的生命》。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1）
我们回到黑岩公寓的大厅，坐在镜子对面的大扶手椅上，面对朝着大西洋的篱笆墙。这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厅。她想喝一杯酒，我上楼回套间去拿酒瓶。她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这种安静，绝了。您在听吗？”我说是的。我们喝着酒。在这安静的大厅里只有我们喝酒的声音。我们上楼回到了套间。她给了我两张床单，拥抱了我。
我在这里，和她在一起。我留下了。我不离开您了。我留下了。我和您关在这个悬在大海上面的套间里。我睡在您儿子的房间里，睡在第二张床上。您睡在院子那面的大房间里。很快，我也跟您一起睡在那个黑乎乎的房间里了。我们不分离了，我们一起喝酒。我留下了。我用打字机打给《解放报》写的专栏文章。您口述，我怕跟不上，我打字打得不熟，用三个指头打。她笑了，说她从来没见过谁用两个指头打字打得这么快。我们写着那个灰眼睛的孩子和年轻的辅导员，写波兰、莫扎特之爱和这句老话：我早就爱上你了，永远，永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我们一起喝酒，一起去勒阿弗尔，一起笑，一边唱“麻雀”。她说：“好多了，您不那么走调了。您会唱好的。”
有时，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在客厅里等，躺在铺着垫子的沙发上。我看着高高的窗户和窗帘上退色的玫瑰。窗帘已经被无数个夏天的太阳晒焦了。我什么都不干，盖上被子。
我等待着。
“什么都不干，到了这种程度，真让人难以置信。这也不坏。您以前也是这样吗？”
1980年9月，每周给《解放报》写的专栏文章由子夜出版社出版了，书名叫《80年夏》。她把书题献给我。从此，我就取了“扬 · 安德烈亚”这个名字。
2
她把我父亲的姓取消了，留下了名，扬，即让，让…巴蒂斯特。我的生日是6月24日。她加上了我母亲的名字：安德烈亚。她选择我母亲的名字，肯定是因为它与我父亲的名字元音重复的缘故，都有个a，半谐音。她说：“有了这个名字，你就可以安心了。大家都会记住这个名字的。谁都不会忘记。”
她取消了她父亲的姓：多纳迪厄，选了洛特…加龙省的杜拉斯村的村名。那地方离她父亲在帕尔达扬的老屋不远。我们俩都是化名，笔名，假名。后来这些名字成了真名，因为我们选择了这些名字，因为她写了这些名字。正是她写了这些名字，安排了它们在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一切都可以开始了，因为她给我取了名字，因为这个名字被写在了一本书中：《80年夏》。
几个月后，她开始拍《阿嘉塔》，兄妹之间的一个爱情故事。影片的全名叫做《阿嘉塔或无限的阅读》。那也是一个剧本。电影是在特鲁维尔拍的。比尔 · 奥吉埃扮演妹妹，我扮演哥哥。电影的配音，妹妹由杜拉斯配，哥哥由我配。
拍电影可怕极了。我什么都不会，我不懂，我不会走路，她让我在黑岩公寓的大厅里穿行了好几个小时，我都忘了怎么走路了。她喊叫起来，想让我根据她的要求走，像她那样走。我办不到。最后，她让我坐在一张扶手椅上，靠得很近很近拍戏，拍脸，仅仅拍脸。我看着摄影机和她，她跟我说话，给我讲述《阿嘉塔》这个本子，讲述兄妹之间的那场爱情。这些方案后来被用在一部她称为《大西洋人》的影片中。那是一部长五十分钟的影片，一片黑。只听见她的声音，只有她的声音，漆黑的画面中杜拉斯的声音。有时也出现我的脸，她跟我说着话，说我扮演的角色。她试图弄懂关于我的什么，弄懂这个叫扬的人。她说着，写着，对我说着话，把我拉出黑暗，让我独自坐在一张扶手椅上，独自呆在特鲁维尔黑岩公寓的大厅里，独自面对大海，面对大西洋。
“您是谁？”她问。
这部电影只在巴黎的一家电影院里放映，王家港口大道的埃斯屈里亚尔电影院。她在《世界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她在那篇短文中告诉读者如何去那家电影院，标明了坐哪路车，影片有多长。她还写着：“千万别去，这部电影不是为您拍的。您不可能看懂。别去。”
为什么？我相信我知道这个秘密：她想把这个本子，这部电影，这种声音和画面，还有我的脸，她想把这一切都留给自己。她不能忍受别人看我，看见她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不能忍受。她感到痛苦。她也怕受到嘲笑，她什么都怕。然而，本子由子夜出版社出版了，电影也于节日期间在全世界巡回放映。
她说：“这是我写得很漂亮的东西。这是我最好的电影。您真是棒极了。必须保持这个样子，像现在这样，这般目光茫然。这目光很天真，不谙世事，而我却知道些什么。我把您叫做大西洋人。以后，您就是大西洋人了。是我跟您这样说的。必须相信我。”
而我呢，当我在书中读到最后的结局时，我已泪流满面。我看到我身上并不属于我的某些东西，好像我应该对此一无所知。她说：“别，别哭，这并不悲惨，一点都不悲惨。他是您，但又不是您。忘了您自己。这没有任何关系。别把自己当作英雄。你一钱不值。我喜欢的正是这一点。保持这样子吧，别改变。保持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书。”
我大声地念着《大西洋人》中的章节，我不哭了，她听着。她只听着，她听着她写出来我念的句子。除了这声音、这句子和这张望的目光，什么东西都不存在。“啊，”她说，“棒极了，我喜欢您的声音。这文章就应该这么念。”
她差点要流泪了，说：“不应该害怕哭。让我们哭吧。哭！”
我们在特鲁维尔一直呆到11月份。特鲁维尔空了。黑岩公寓空了。只剩下我们。她说：“您看，这栋楼属于我们了。这太好了。”深夜，我们在黑暗中坐在大厅里喝红酒，或者出去溜达。路线总是不变，要么朝着勒阿弗尔，要么朝着卡布尔。她说：“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您看！”
她教我开车：“我讨厌开车，我想由您来开车。”
我学了。以后，往往是我开车，她给我指路：“右转，慢点。还凑合，不算太差。”我们的酒喝得越来越多，常常停下来去酒吧喝酒。我喝威士忌，她总是喝红酒。她说：“烈酒，我再也不喝了。我只受得了红酒。”
有时，她也去巴黎，把我留在黑岩公寓里。我等着。她回来了。她不愿意让我露面。她说：“这没必要。您在巴黎没事可做。您在这里很好。你在这个美丽的套间里什么事都不用干。”
她把我关在那个漆黑的房间里。不能忍受别人看到我。她想成为我最爱的人。惟一的至爱。没有人能取代。我也同样，成为她最爱的人。
我们两情相悦。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2）
我们绝对两情相悦。我们永远永远，永远的永远两情相悦。人们知道这一点，但不说。尤其不能说，只能写，写书，写故事，爱情故事。活着好像是为了写书，但我们知道，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并不是因此而写作。然而，应该经历这点，经历在特鲁维尔的这种生活。一起生活、吵架，尽最大可能给对方造成伤害，好像这必不可少，应该这样。我不怎么明白。但她既然这样做，这样说，那一定是真的了。我一无所知。我糊涂了。我再也看不见写出来的书与这个故事有什么区别，看不见她和我之间这场爱情。她说：“没什么要弄明白的，快别这样了，别老是像孩子那样。”
我们去买埃尔韦 · 维拉尔的唱片《卡布里，完了》。她很喜欢。她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歌。”我们唱着歌。黑岩公寓除了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一唱就是几个小时。突然，歌声停止了：“扬，我们去勒阿弗尔逛逛，看看勒阿弗尔港的灯光。”
有天晚上，我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她把我的东西都塞进一个手提箱里，把箱子从窗口扔了出去。她说：“我再也忍受不了您了。您必须立即走，回康城去。就这样。”她跟我拥抱告别。我走出去，在院子里捡起手提箱。我走了。她站在栏杆上，喊道：“扬，接住！”她扔了个东西下来，原来是埃尔韦 · 维拉尔的唱片。
我一直走到多维尔车站。当时应该已是半夜，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康城，去火车站旁边的都市旅店。我看着唱片的封套，看着埃尔韦 · 维拉尔的照片，看着写在上面的字：再见了，扬，永远再见了。她还签了名：玛格丽特。我打电话去黑岩公寓。
她说：“不，这太难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您了，结束了，别再回来。”
第二天早上，我坐出租车回去。我敲门，她开了门。她说：“我把您赶了出去，您又回来了。您没有一点自尊。人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我们拥抱，喝了杯红酒。她说：“我希望您没有忘记那张唱片。”
我们又开始唱起《卡布里，完了》来，在黑岩公寓唱了许多次。“没有比它更好的了。”她说。
我到母亲那里去了三天。当时，母亲和继父住在德塞夫勒。母亲立即就明白了这是一个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故事。奇怪的是，她觉得这很正常，完全正常，好像显而易见，必不可少。她当时没有说，后来才告诉我。
我回到了特鲁维尔。我们约好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叫诺西亚的酒吧里见面。她来了。化了妆。脸上扑了厚厚的粉，嘴唇涂得红红的，很艳，像个妓女。她微笑着，像是一百岁，一千岁，也像是十五岁半，她要过河，中国人的那辆非常漂亮的小轿车将载着她穿过稻田，直至西贡的沙瑟卢－洛巴中学1。
我们在那儿喝着红酒。她说：“我要带您去看看巴尔纳维尔－拉贝尔特朗。拉贝尔特朗，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她问：“您爱我吗？”我没有回答。我无法回答。她说：“如果我不是杜拉斯，您决不会看我一眼。”我没有回答。我无法回答。她说：“您爱的人不是我，而是杜拉斯，爱的是我写的东西。”她说：“您写‘我不爱玛格丽特’。”她递给我一支钢笔、一张纸，说：“写吧，照写就行了。”我不能写。我没有写她要我写的东西，没有写她不愿意读到的东西。她说：“扬，要是我一本书都没有写过，您还会爱我吗？”我低下头，没有回答。我无法回答。她说：“可您是谁呀？我不认识您，我不知道您是谁，不知道您跟我在这里干什么。也许是为了钱。我先告诉你，您什么都得不到的，我什么都不会给您。我了解那些骗子。别想骗我。”
沉默。
她说：“这肯定是碰巧让我遇上的。这样一个家伙，一言不发，什么话都不说，什么都不懂，一无所知。让我遇上这事，是我运气不好。可您不要再呆在这里了，您从哪来回哪去吧！我受够了，您在这里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我不认识您，我不知道您是谁。”
这种情形经常发生。她忍受不了我，也忍受不了自己。她把我赶出家门，并威胁我：“您在这里一无所有。一切都是我的，一切。您听见了，钱是我的，我一分都不会给您的，一分都不给。您什么都没有，您是个头号废物。”
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赖着不走，为什么要留下来，和她一起，单独和她一起。她单独地和我在一起。有时，真让人受不了，她想打烂一切，破坏一切，摧毁我，想打我，骂我，让我死，杀死我。她说：“我想杀人。”她不说“我想杀你”，而是说“我想杀人”。真让人受不了。她心里十分明白，什么都明白。这种清醒非常残忍。全世界都变得残忍了，整个世界都变成一种痛苦。我也如此，因为她看见我在那儿，她看见了我。有时，她再也不想看见我的存在。她不认识这个人，却知道这个人是我。她再也不想见我，她想杀人，想自杀，想死，她想看到我和她一起死。她想消失。但愿痛苦能够消失，但愿我能让她停止痛苦。我不知不觉地给她造成了一些痛苦，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我造成了痛苦，就像一种瞬间产生的悲伤。
当您看着我时，那就是一种粗暴的再见。
我不属于任何人。我在那里毫无用处。
她说：“我忍受不了的，是您的生存原则本身。您让人接受不了。”
我别无选择，她也别无选择。这种伤害，这种痛苦是必需的，应该无视这种无可救药的孤独带来的剧痛，写字，写东西。不要文学，要别的东西，试图弄懂我的什么东西，弄懂看着她这张脸的什么东西。它看见了她的什么东西。有时，她忍受不了。然而，我们留下了，两人都关在特鲁维尔黑岩公寓的那个漆黑的房间里。晚上，开着车沿海向布隆维尔驶去。她说：“看！您看那团漆黑的东西，那么黑。您听那声音响个不停，那东西一动不动，看，我把它叫做‘东西’。那是一股水。周围是陆地。”
她补充说：“‘那东西’，这样叫没错吧？嗯？”
我们一起关在家中写作。我在那里用打字机打着词、句，我不想弄懂打的是什么东西，只是尽量快打，免得忘词，得跟上口述的速度。在那个时候，我这样说吧，有个第三者在我们身边。我们不复存在了。再也没有名字了，再也没有作者的名字了，只有正在产生的作品。那是一种激情，一种与美并没有联系的激情，不，不仅如此，我不相信。不如这样说吧，那是一种真实的激情。某种真实的东西正说出来，写出来。永远写出来。某种真实的东西，千年的真实，某种她和我立即就认出来的东西，某种对我而说的东西，她知道可以对我，只有对我一个人说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3）
她不知道谁在写。直至最后一天，她还这样说：“我不知道谁在写。我不知道写作是什么东西。”然而，她在写，她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在写，甚至当她不写时她也在写。她看见了某种东西。她忍不住，她知道这没必要，写作永远代替不了绝对，上帝永远无法企及。然而，还是应该写，尝试这种日常的谦卑工作，写作，试图找到那个词。首先口述，接着就看见了。写完后，她重读了一遍，说：“写这样的东西，我感到心里不安呢！”
我什么都没说，我听她说她自己的话，当时正在写《死亡的疾病》。
太难写了，她的精神非常集中。她寻找着那个词，找到了，她破坏句子，寻找别的东西，别的词，一个标点。写一页我得打上十来页。有时，那声音不太清楚，我怕没有听清哪个词。我不敢让她重复，便自己对付。我打着字，她寻找要找的字。书写成了，有进展了。她说：“我相信我能写成。我还不太肯定，但这会成为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