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杜拉斯-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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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无法把句子重复一遍。
您想出了一个书名：《待消失的书》。
“这很美。起书名，我总是很棒。您觉得我能结束这本书吗？我能写完这本书吗？说实话！”
我说：“您每次都说同样的话。从第一本书开始，您每写一本书都这样说。”
您没有回答，您知道我在撒谎。这将是您的最后一本书，您将写到最后一天。临死前三天还在写。直到最后一刻您还想写，想做您一直以来想做的事：写作。
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您还没有睡，我们在看电视。您坐在客厅里那张红色的大扶手椅上，我躺在布满坐垫的沙发上。那些坐垫有的是您好多年前做的，有的是在旺夫门跳蚤市场买的。我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我不时地看着您。您在打盹，您睡着了，我怕您摔倒。我监视着您的一举一动。但您没有掉下来，您每次都及时立起身来。
后来，音乐突然响起。也许是首华尔兹。舞曲出现了。
您站了起来，开始跳舞。跳了几秒钟。我也站起来，我们一起跳舞。走了几个舞步。跳了没多久。您精疲力竭，在那张红色的大扶手椅上坐下。音乐声停了。
晚上，我起床到您房间里去看您，看看是否一切都好，看看您是否还活着，是否还在那儿。是的，您睡了；是的，您在呼吸，一切正常。灯亮着。我也可以睡觉了。
最后那几个月，您常常在半夜里起床，穿过套间。您没弄错，您还知道方向，知道我睡在哪里。我睡了，很累。门开着，我听见您的脚步声。您总是细心地穿上皮鞋。我听见您朝我房间走来。您开了灯。我睁开眼，看见了您。我问：“是谁？”您说：“是我。玛格丽特。”
“坐到我身边来吧！”
您坐到床沿上，架着腿。
“您这样不冷吗？不穿衣服？扬，不管怎么说，这没有坏处。聊一会儿吧！”
您说着，谈起往事，谈起电影剧本的素材。您问我对那个电影拍摄计划怎么看。我想睡觉，头脑迷迷糊糊。您继续说着，无法停下来：“说说话有好处。整天睡讨厌死了。”
六点左右，我看了看表：“您回房间去吧，我想睡觉。雅米娜九点钟要来，我得睡觉。”您看着我，站起身来，使劲全力，“砰”地一下关上门。我听见您说：“我跟隐居者生活够了。我得尽快换人。这种生活，如此无聊的生活，我再也无法过下去了。”
也许，我不应该睡觉；也许，我应该再听下去，再呆下去，再爱下去，永远没个够。无法想象最后的一天马上就要来到，无法想象。因为您整夜整夜地说话。我们应该讲得更多，对，好好讲讲。可是，讲什么呢？编造一个爱情故事，比书中的更伟大。但怎么说呢？这怎么可能呢？
有几个晚上，我想睡觉，我要您走，回您自己的房间去，独自面对死亡。有几个晚上，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把您打发走了。我赶走了您。您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房间里等待死亡，从无一句怨言。第二天，您又回来了。
我们俩独自关在圣伯努瓦路的这个套间里。我们在等待最后的那一天。我们只知道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您很快就要死掉了，没必要再跟您说笑话。
我们在那里不知干什么好。我们吃东西。我强迫您吃东西，我用小汤匙喂您吃。您吃着，您还有力气吃东西。有时，您从我手里接过小汤匙喂我。您喂我吃东西的动作就像在玩，好像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好像您说您跟我一样，我们俩很像，像两个孩子。死神并不能随心所欲。我们在玩，一直在玩，从“80年夏”开始，甚至在这之前就开始了。“你寄给我的所有那些信”，您想起来了，“那些信我都留着。我用那些信写了一本书《扬 · 安德烈亚－斯坦纳》。布列塔尼的犹太人，我就是这样叫您的。是我这样对您说的。”是的，吃吧！吃吧！必须吃饭。“不。”您推开餐具，叠起餐巾。您来来回回叠了几十回。我继续吃着。您只玩餐巾，摊开，把手放在上面，好像要把它熨平一样，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餐巾一折为四。我说：“别玩餐巾了。很烦。”您看着我，说：“您不知道，我总是对颜色感兴趣。我太喜欢这种红色了。”您继续玩餐巾，摊开又叠好，叠好又摊开。看餐巾的颜色，别的都不重要。红色。弄清楚它是怎么存在的。
是的，我们在那里等待。时间流逝。每天都像是偷生。又活了一天。我每星期给您洗一次澡。我把您抱到浴缸里。您大叫：“您是不是想把我杀死？您就是这样杀老妇人的。”您泡在水中。我擦着您的背、您的胸、您的臀部、您的脚，我给您洗头发。您叫道：“杀人犯，我早知道我会被您杀死。”我继续给您洗着，一句话都不说。我碰到了您的皮肤，您瘦瘦的，就像湄公河边的那个女孩一样瘦。中国北方的那个年轻的情人看见并且爱上了那个女孩。我把您抱出水面。您说：“我冷死了，我快冻死了，一点不骗您。”我迅速擦干了您的全身。我给您穿上一件长袖汗衫，一起到您房间里去，给您吹干头发。您很喜欢吹头发。您站在壁炉前，对着大镜子照自己的脸。您很喜欢浴后这么休息一会儿。接着，我给您洒了一点花露水。您搓着手，说：“我从来就不怎么喜欢这种花露水。这东西一定是您的。”
最后一个澡，最后一餐饭，最后一个微笑，最后一个夜晚，谁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我们事先知道哪天要死，知道一切都有可能随时停止，不，不会的，我们活着。我们濒临死亡，但我们还活着，我们生活在一起。肉体还在，互相接触，有时还互相抚摸。晚上，我们互相抚摸着脸，想认出什么东西，抓住什么东西。看见什么新的东西，想再写些什么东西。也许吧！谁也不知道。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就当一切都好。好像时间不会停止，必须勇往直前，全身心投入，不要弄虚作假，体验一种激情，一种爱情。因为它很快就要停止；因为它不会停止；因为我在写您，这还没完；因为我在跟您讲述发生了什么事。
那场爱情确实还没有过去。它还在，凝固在那儿，没有名称。关于它，我什么都不说，我不知道。那是您一手创造出来的。事情还没发生，我就知道那是真的。但愿一切都是真的，以及您和我。我不知道这怎么说，但您知道。因为您每天都在写，都在寻找那个词。不单是那个词，而是那个词前后的别的东西。在我无声之词的窟窿里面寻找。我相信一切都是真的，因为您也说过，我也说过；因为我们今天还在写。一如既往。第一次，在这之前的第一个字。
《情人》（4）
我无法把您的姓“杜拉斯”与您的存在、与您、与您的身体分开。从此以后，只剩下这个姓，举世闻名的姓：杜拉斯。这三个字本身就包含了所有的书名和您写的一切文字，也包含了署名为“杜拉斯”的那个女人。这是作者的名字。它印在封面的上方，译成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这个姓译成外语还叫“杜拉斯”，到处都一样。这个姓单独成了普通名词，被读她的书和不读她的书的人，甚至被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的人们广泛使用。它毁誉参半，被人妒忌，遭人诬陷，受人虐待，似乎一钱不值。这个名字可爱而被人爱。它不属于哪个人。它属于大家，属于读她书的人，属于第一次读《塔吉尼亚的小马群》、兴高采烈地喝康巴利酒的那些年轻的读者。它也属于别的人，属于读不懂她的书和没读过她的书的人。没读过她的书，离得远远的，这也没关系。因为杜拉斯的名字已经写下来了。全世界到处都能见到她的名字，只要打听一下这个名字，只需买一本书。书上有她的名字。谁想得到这个名字就可以得到这个名字。它不可能被人忘记。不，不可能被人忘记的。我的名字，扬，也不可能被人忘记。决不可能，它已经被您永远地写进书中了。即便不叫这个名字，它也不会消失。
今天，您的身体已经消失三年了。没有躯体了。事实上，自1996年3月3日以后就没有躯体了。在那个星期天，您的躯体很快就被送到巴蒂尼奥勒大道的太平间里去了。我不想再见到那具一动不动的躯体，也不想让任何人见到您已经死去的躯体。那就像是一种耻辱。不要这样让您暴露在别人眼前，暴露在世人眼前。星期天下午五点左右，您的躯体就已经离开了圣伯努瓦路的寓所。圣伯努瓦路空空荡荡的，平台上没有人。没有一个人。一辆灰色的救护车把您运到巴蒂尼奥勒大道的殡葬间。您乘车穿过巴黎，没有我。我留在家里。应该发出通知，应该告诉大家您死了，说3月3日的这个星期天，上午八点，杜拉斯死于巴黎。我将宣布这一消息。我做了。我告诉法国新闻社：杜拉斯死了。法新社向杰洛姆 · 兰东1核实这一消息，说不定是开玩笑呢！我说没错，您的确死了。几小时以前死的。这是真的。我们可以宣布：全世界再也不会有署名为杜拉斯的新书出版了，再也不会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殓房看您。您穿着我前一天带给殡仪馆的衣服。您穿着那件墨绿色大衣，那是您自己做的，布料是在旺多姆广场买的。是《情人》出版后您的出版人送给您的。
“您知道我是谁，我不付钱。这是我的出版人杰洛姆 · 兰东送给我的礼物，您知道吗？不管怎么样，我不付钱。您把发票寄去。扬，给他地址。”
那天，您在旺多姆广场的那家商店里买了三块布料，准备给自己做几件大衣。您说：“我不会感到难为情的。我跟他说买两块，但我现在要买三块。您选一块红色的，草莓压碎的那种颜色；一块驼毛色的，一块墨绿色的，车厢的那种颜色。”
您躺在那里，脸淡淡地化了妆，涂了口红。您很正常。我没发现您有什么变化，没有。好像您在住院。我坐下来，等待。什么都不想。我在那儿等着，就像个傻瓜。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无事可干。一切就绪。3月7日，星期四，下午三点，将在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向您告别。然后，您将去蒙帕纳斯公墓。殡仪馆的人说，您有一个很好的位置，就在路边，靠近主干道，进门后靠左，在门的另一侧，萨特和波伏瓦也葬在那里。您想，那是个多好的地方。
我站在您面前，等待着。您再也不说话了，眼睛不再看东西。我看着您的脸，不敢碰它。我不想碰到您冰冷的皮肤，我不能够。这是惟一的一次。我不能碰您。这个已经死亡、冰冷、僵硬的躯体，穿着墨绿色的大衣和浅色的皮鞋。那双鞋是在马勒泽布大道的“金鞋”鞋店里买的。那天，您买了两双鞋。那是在夏天，我们要去特鲁维尔。您说：“我没鞋穿了，得去买鞋。”我们去了“金鞋”鞋店。您给我买了一双凉鞋。漂亮极了。“我说，在特鲁维尔，谁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鞋。”女售货员让您在贵宾留言簿上签名。我们对那几双鞋感到很满意。
我看着您。
我看着面前这张闭着眼睛的脸。它没有睡，它没有死。然而，它死了，的确死了。我无法拥抱您。所以，您真的是死了。
星期四上午，从殓房出发去圣日耳曼教堂。您在浅色的木棺中。我想我还记得里面铺着一块白布。您的头枕着一个白色的小垫子，一块白床单遮住了一切，只露出脸。我还能看得见您的脸。
仪式要开始了。一个妇女宣布说到时间了，她用一块白巾盖住您的脸。从头到脚，只剩下一片白。是这样。再也看不见脸了。人们盖上了棺材，盖子用螺钉拧紧了。您的躯体关在了木棺里。
我们穿过巴黎，来到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摄影师们在拍棺材，争先恐后，你推我搡。他们想最后再给您拍一次照。他们在尽自己的职责。神甫来到教堂门口接您。您的躯体由四个男人抬进了教堂。一直抬到祭坛前。棺材被直接放在石板地上。
大家背诵着“圣父”，为您的躯体祝圣。教堂里所有的人都是为您而来的，他们围在您身边，和您在一起。我不敢去碰离我一米之遥的棺材。我不敢抚摸那浅色的木头。我不敢。
我们来到了蒙帕纳斯公墓。棺材被放在一个很深的洞穴中。有三个位子，由此可见洞有多深。接着，人们用水泥把盖封死。这样一来，您就完全被封在巴黎埃德加－吉内大道三号，蒙帕纳斯公墓的这个洞穴之中了。您的石板上刻着“玛格丽特 · 杜拉斯”几个字，上方是生卒日期1914…1996，前面还有两个字母：M · D1。就这些。名字和日期。就这么简单。人们可以在石板上看到您的名字，您的名字刻在石板上。
我差点想做一件事，这我呆会儿再讲。这时，负责葬礼的那个妇女对我说：“先生，您可以在棺材里面放一件东西。这是习俗。您可以在他们完全把盖子封死之前放进去。”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在您身边。您的脸要消失了，永远消失。您的肉体将不复存在，将永远消失。在参加葬礼的前一天，我曾想，我可以把一本书放在您的棺材里，我选择了我最喜欢的一本：袖珍本《情人》。
白布已经蒙上您的脸。在最后一刻，人们问我是否想把什么东西放到棺材里。我说没有。也许是因为害羞吧！我想做个什么动作，但没做出来。我听见有人说：“怎么搞的，连一本书都没有。”
当棺材盖上盖子时，我的书仍放在口袋里没有掏出来。
就这样，我曾想对您说，我想念它，想念那本书，想念正在写那本书的您，想念那本要消失的书。它留下来陪我了。我可以一遍一遍地读它。我们很喜欢那个词，那个句子：“这里是S · 塔拉，过了河还是S · 塔拉。”您笑了，说：“这个句子，应该把它写下来。”我们重复着那个句子。不断地重复。有一段时间，我们到处说，在汽车里也说：“这里是S · 塔拉，之后还是S · 塔拉。”您作了些变化，自己说着玩：“啊，多漂亮的句子！我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还想再写。”后来，我们渐渐停止了。您说：“多烦人啊！”
好了，完了。葬礼结束了。我扔下了您，让您被封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的那个洞穴中，就在那条种着椴树的路边。可以扔下您了，可以去罗斯比德酒吧喝一杯了，可以去吃饭了，可以去达莱西别墅一位女友的豪宅里跳舞了。什么都可以做了，可以生活在一起了。您已经不存在了，您的躯体已经离开了我们呼吸的空气，离开了我，离开了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了。于是，我进了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吃，跳舞，笑，什么话都说，生活中的语言。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可做，也没有任何别的话可说。没有。再也没有了。而我并不想说话，我不想谈起您。我不悲伤。我一文不名。我没有工作，不知道怎么办好。我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时间。和您在一起时，打发时间很容易，我总是那么忙，整天干活，随时随刻绷紧神经对付您：关怀您或者伤害您。不好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为了让情况好转，尽量好转而应做的事，在1996年3月7日星期四那天都停止了。
《情人》（5）
以后几天，我又回到了公墓。我看到鲜花枯萎了，看见了那块临时性的墓石，上面刻着您的姓名和生卒日期。我不敢在您面前停下脚步。我没能让死神止步，这就像是一种折磨，一种耻辱。我不希望被人撞见、被人看见。那样的话就太蠢了。就这样。我坐在不远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