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杜拉斯-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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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着车，您想去哪我们就去哪。“左转，继续走，减速。您是不是想谋杀我？这是您的小伎俩。杀死杜拉斯，这是您想干的。我早就知道。我能认出杀手来。我有这习惯，您知道。”
　　那辆黑色的“兰西亚”驶入官邸的花园。安娜－玛丽　·　斯特莱特从车上下来。她只身一人，脸色苍白，皮肤很白，殖民者的白色皮肤。火热，讨厌的电风扇。您看，她独自跟她的司机散了很长时间的步。她不说话，看着稻田，平淡无奇的稻田，贫困。她再也不会想起音乐，想起钢琴。在这里，由于天气太潮湿，钢琴很快就会走调。当客人们问她为什么不再弹钢琴时，她就是这样回答的。安娜－玛丽　·　加尔蒂完了。不再存在了。
　　是的，我看见了，我跟您在一起。我在听您说话，我听见了您的话，您的声音，您说那些话时的声音。
　　“那个女人，她不认识我们，她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们。她怎么能知道呢？她谁都不看，她想死，她没死成。她什么都不干。她在等待。等待情人，是的，有时还要等。谁想要她就可以要她，不分先后。我创造出来的这个女人，我看见她了，我给您讲这个故事，我的这个故事。它成了她的故事，也成了您的故事。”
　　是这样。我看见那辆黑色的“兰西亚”开进了官邸的花园。那是加尔各答的法国大使馆，她在那里干什么？
　　“别乘机开一百八十公里，我发现您在暗中加速。马上停车，否则我就打开车门跳下去了。我很害怕。您让我感到害怕。我相信您是想要我死。回家吧。快，调头。”
　　10
　　我于1952年12月24日生于布列塔尼1的甘冈。当时已近午夜，医生对我母亲说：“用劲，不能再等了，我得去做子夜弥撒了。”所以，我其实是在子夜之前出生的，应该是24日，并不是25日。我的外曾祖母路易丝　·　M希望我叫拉斐尔。但人们却给我取了另外一个名字：扬。意思是施洗约翰2。这是路易丝对我说的：“扬，是施洗约翰，而不是写《启示录》的约翰3。”我不怎么明白。我知道我的圣名瞻礼日是6月24日。最近我突然想：别人这样叫我，是因为两个六，两个十二。我敢肯定这是一个巧合，谁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我很高兴地这样想：我被瓜分得很平均，我是一加一。我是左派，又是右派；我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这些我都不是，我在二者之间，在无法界定的时空中，我没有一个明确的位置，我可以占有所有的位置，人们愿意给我所有的工作，一切都适合我，让我感到满意。谁想要我就可以要我，不分先后，绝对不作选择。我是大西洋人，也是得死亡的疾病的男人。我有能力爱您，可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爱您。爱您，爱别的所有人。爱您，胜过爱别的所有人。是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大家所喜欢的人，属于大家。
　　我可以扔下您，离开一切。不，我不离开您，永不离开。无论如何也不离开。我一见到某个人，一见到您，我就不离开您了。我留下了。我想念您。但并不一直在想。我常常什么都不想。确确实实一点也不想。零。我差点离开人间，差点不情愿地死掉。有时感到巨大的失望。有时，我什么都闹不懂，既弄不懂这个世界，也弄不懂别人，弄不懂我自己。空空如也。一种说不出来的失望。
　　“这没什么。会过去的。来吧！”
　　回来了。我回到您身边。我不离开您，不离开任何人，倒是别人很快就厌烦了。被迫留下，什么都想要却又什么都不能要，这，他们受不了。要什么？不知道。您说：“可您到底要什么？”
　　我没有回答。
　　我也是为了您才留下的。
　　我给您寄信。寄了许多信。这是一种怪癖。由来已久。七岁左右开始的。我给独自住在甘冈那幢房子里的路易丝写信。我给那个曾外祖母写信。我不知道写什么，但信是这样结尾的：“你的曾外孙。”这让人笑了。不是我笑。我不想把这个“孙”字写错，但没做到。我继续写。后来，我不断地写，尽管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给谁写信。不给任何人寄信。后来，我刚好碰到了您，遇到了您的这本书，《塔吉尼亚的小马群》，就在康城的那个套间里。我开始给您写信，每天好几封，不可能有回信，直到有一天，您说：“来吧！”那意思是说：我倒要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一直给我写信的家伙，谈论起我的书的家伙，到底是什么人？让他来吧！
　　我来了。
　　然后便留了下来。
　　您很快就说：“怎么摆脱扬？这是不可能的，我不恨这个家伙，遇到这么一个人是我的命。他留下来了，什么都不干。一个傻瓜。没有任何尊严，我把他赶出去，扔掉他的手提箱，他又回来了。他留下了，一言不发。”
　　您无法摆脱我。我也摆脱不了您。我试图出走，但又回来了。就这样。就是这样。
　　是的，我在那儿是为了记录您说的话，让您写作，而我却一言不发。您在创作关于这个世界的真实故事，而我却什么都不懂。我就是因此而留下的：不让您停止写作，让那些字落在纸上。但愿这些书能写完，献给所有的人，献给所有的读者。他们还不知道这本书正等待着他们呢！
　　我留下来是为了让您活着，也是为了爱您，爱您的文字，爱您的故事。
　　我不把自己当作什么人，不把自己当作您，当作杜拉斯。不，这个名字只属于您。您很孤独，孤独地生活在世上，孤独地写作。您什么都不需要，不需要我，不需要任何人。然而，我留下了，我还是留下了。我就这样留了下来，既无法避免，又似乎偶然。“一个祸患，”您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假如您留下来是为了钱，我先告诉您，扬，您将一无所获，毫无所获。甚至都没必要抱有希望。”
　　不，我没有任何希望。不希望得到钱。什么都不希望得到。只希望看到您。您依恋着我，我依恋着您，“建立一种愚蠢的、荒谬的联系，没有意义，毫无意义。”您这样说。毫无意义，是的。然而，它却存在。什么东西存在？它之所以存在，好像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是一种不可能做到的证明，永远有待于证实，永远有待于检验。而事实上并没有什么证明。是的，我们知道这一点，只有文字，只有真实。这种真实总想来到我们之间，有时它也存在，具有一种难以保持的魅力。所以，应该置之不理，应该相爱，更爱这个世界。它回来了，它在那儿。文字的真实。


文字的真实（2）


　　11
　　那是1996年3月3日，星期天，上午八点左右，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您躺在圣伯努瓦路寓所的床上。
　　您死了。
　　雅米娜　·　B合上您的眼皮，用一条布带把您的头包了起来，想让您的嘴巴合拢。雅米娜是个阿尔及尔来的医生，和我们呆在一起一年了。她负责给您看病。
　　整个晚上我都躺在您身边。您抓着我的胳膊，揉着我的胳膊，您还有不少力气。您抓着我的胳膊，我躺在您身边，一动不动，让您抓着我的胳膊、我的手、我的肩。我知道应该这样，我知道这就是我能做的一切，这就是您能做的一切。
　　您不说话，闭着眼睛。
　　晚上，埃尔韦　·　索尔教授来了。他说您马上就要死了，在几小时之内，最多不超过二十四小时。毫无疑问。“没必要去拉埃内克医院了，她呼吸没有痛苦，没有脱水，用不着对她进行抢救。”
　　他留下来跟我呆了一会儿。我们谈起1988－1989年间在他工作的拉埃内克医院进行抢救的那九个月。那时出了奇迹，生命复苏了，您回到了人间，完完整整，脸上挂着微笑。这次，奇迹不会再出现了。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
　　我回到您的身边，伸出胳膊，把手递给您。您抓住我的手、我的胳膊，躯体的其他部分一动不动。我躺在您身边，没说话。我知道您已经听不到什么了，只有胳膊和手对您来说还有点意义。我知道您已经死了，但心还在跳，必须等到心自愿停止跳动。六点左右，我决定回自己的床上去躺一会。我离开了您，让您躺在您自己的床上。灯亮着，门开着。也许是一声呼唤，一声叫喊。我不知道。我睡着了。八点左右，我听到雅米娜来了，我不想起来，我想雅米娜会比我先到的，我让她去。我完全相信这个女人，她已经学会爱您。我试图重新入睡。我想长时间地睡一觉。我迷迷糊糊，听到了脚步声，然后是雅米娜的声音。她在我房门口叫我：“快来！”
　　我明白了。心跳停止了。您真的死了。永远死了。这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事，自古就有，并将一直存在下去，世界各地到处都会发生，每一个人都会轮到。那个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左右，这件普通的事发生在巴黎的圣伯努瓦路五号，发生在您自1942年起就住在那里的那个套间里，发生在那个房间里，那个书房里，那张年轻的寄读生睡的小床上。是的，那天，这事发生了：您死了。
　　2月29日，您就与我告别了。当时我在伽利玛出版社，在大厅里。我忘了去那里干什么。雅米娜打电话给我。我在任何地方她都能找到我。她说您不好了。我立即明白了：情况严重。我知道雅米娜之所以这样通知我，是因为情况真的很严重。我回到了圣伯努瓦路。
　　您半坐在床上，靠着枕头。您看着我，我发现您马上就认出我来了。您说：“扬，永别了。我走了。拥抱您。”
　　我也拥抱着您，笨口拙舌地说：“您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您要去哪？为什么要说永别？”
　　您没有回答。您继续看着我。您知道我已经明白您要死了。我知道没必要撒谎、骗人、说笑话。我从您的目光中明白，没必要再坚持下去了。我沉默着。后来，救护车到了。早上，当您出现轻度昏迷时，雅米娜就叫救护车了。她已经发现问题很严重，叫了救护车，我则坐在我的手提打字机上。医生们进来了。他们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我说没必要送她去医院了。他们说，确实没必要了。
　　就这样，您一直坚持到星期天上午，坚持到八点钟左右。心脏真的停止了跳动。您无法制止死亡，我也无法制止死亡。我让您死去。您很孤独。我陪伴在您身边。您抓住我的手，又往上抓住我的臂，抓住我的肩膀，您紧紧地抓着，我感觉到您的手抓着我的皮肉，我知道您还不知道是我，是扬跟您在一起，躺在您一动不动的身躯旁边。您双眼紧闭。我无能为力，我知道一切都无济于事，除了等待那件事，那个词：肉体的死亡。为什么会死？为什么1996年3月3日的那个星期天死神落到了您头上，落到了圣伯努瓦路？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就是这样。因为没有任何话可说。只需证实死亡。心脏已停止跳动，所以不可能再活着。已经死了。您已经死了。独自一人死了。可以说，独自一人被死神带走了，而我还活着。
　　我打电话给殡仪馆，立即想到要安排殡葬，随后，通知您儿子。“你母亲死了。”我不能这样说，我还不能说这句话。我打电话给您儿子的父亲迪奥尼斯　·　马斯科罗。
　　我现在觉得，真正的永别并不是在2月29日，不是那天，而应该早几天。那时，您的身体尽管很虚弱，但情况稳定，料不到您这么快、这么迅速就会死。那是在一个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我坐在您的床沿上，您躺着。我们说着话。您在说。我忘了您说了些什么。后来，您抚摸着我的胳膊、我的肩膀，还抚摸我的脸。摸了好多次，我并不感到奇怪。一段时间以来，您经常这样。那天晚上，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您抚摸得很有力，摸我的脸。这已经不是抚摸了，不。您的手好像在给我的脸造型，好像您在造我的脸，画我的脸，好像您想看看我的脸有多大，想突然把它造出来一样。您把我弄痛了，我对您说了。我说我的脸要被您弄破了。您没有回答。您好像在说：“又来了，他什么都不明白。”您继续揉我的脸，用手揉，想看看我的头有多大。您已经想起我来了，不再失去我，不再昏迷。您和我在这张脸上重逢了，因为在您身边的是我，而不是别人。有可能是别人，但情况不是这样。是我，而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人。是这样。我让您揉。您揉得越来越快，您好像在给我洗脸，用海绵给我洗脸。我的脸成了一块面团，任您捏，任您揉。我没有制止您。后来，您停住了。也许累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您的手最后一次这样摸我，这是最后一次您这样用力碰我，好像想把这张脸带走，让它与您一同消失，与您的脸一同消失，消失在人们将把您放入的棺材中。不，我当时并不知道是最后一次了。是的，我知道您快要死了。但既然您活着，既然您还这样抚摸着我的脸，我想您就不会死了。死神远离了。您没有虚弱到那种程度。您能吃能走，站得很稳，跟我说话。事实上，一切都很好，您不会死。您不可能死。
　　然而，我又知道您极有可能死。几个月前我就知道了。您活不长了。那天晚上的那种抚摸，的确是最后一次了。我当时不可能知道。您呢？您当时知道吗？您说：“会好的，别担心，会好的。没有严重到要死的地步。”这是一种和蔼亲切的说法，是想把我留下，想再跟我在一起，想最后再爱一次？这是一种感激，想让我和您一起死，让我的脸就这样被您的手所摧残？
　　我不知道。我说不上来。我不能这样说。我不知道。只有您知道。但您不能再作证了，因为那个星期天早上，八点左右，您死于法国巴黎的圣伯努瓦路五号了。死在您的床上。死在您写了那么多作品的房间里的床上。从1980年夏天起，我就跟您呆在那个房间里。从此，这个房间消失了，解体了，重修了，重新刷过了。住了其他人，诞生了别的故事、别的疯狂、别的生活。无论是您还是我，我们都不在那个房间里了。搬出去了。您去了埃德加－吉内大道三号，我去了圣伯努瓦路的另一个房间，另一个门牌。一个白色的房间。一个带床的房间。一个您不会再来的房间。一个您给我的房间。从此，我得忍受这个房间。没有您。因为您死了，您不在了。因为那个写作的房间消失了。
　　12
　　您知道，不，这您不知道。我告诉您吧：1998年11月16日，我回到了蒙帕纳斯公墓。我可以重新去那儿，看那块白色的墓石了。我可以重新读那个名、那个姓和那个日期了。我发觉那块白色的墓石旧了，颜色脏了，经历了不少风吹雨淋日晒。有人来献过花，都烂在那里了。墓石已经变旧，您在那儿，被封在那儿已经很久很久了。人们只看见您的名字，您的身体正在消失，完全腐烂了。
　　没有任何东西可看了。
　　只有名字，其他什么都没有。


文字的真实（3）


　　这我明白，我可以不流泪、不忧伤地来到这里了。我可以在小道中行走。闻着椴树的味道。我可以看到别的名字。
　　我拿掉枯萎的花朵，扔掉旧花盆，让您的名字永远露出来。他们不知道不该用花遮住名字。这样很碍事，这样是不行的。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不可思议！好啦，问题不大。放上鲜花、小卵石、地铁票、糖果、纸头、蜡烛，这是一种天真幼稚的行为。我让它们全都留在那儿。后来，有几次我把它们清走了。统统地扔进了垃圾筒。我希望墓石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您的名字，您的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