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只手指-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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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住你那一颗赤子之心，寻寻觅觅，谁知道，也许有一天在茫茫人海中，突然会遇见你将来的那一位终身伴侣呢！
阿青，你对一些比你年少的孩子特别温柔照顾，我知道，那是因为你怀念你那位早夭的弟弟，你在他们身上找回了一些从前你跟弟弟在一起时那份相依为命的手足之情。你对某些中年男人特别仰慕，那是因为你想从他们那里求得你父亲未能给你的谅解与同情。你在想家，自从你被你父亲逐出家门后，你的飘泊感一定与日俱深了。其实不只是你一个人，阿青，大多数的同性恋者心灵上总有一种无家可归的飘泊感，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被父母放逐的子女，因为很少父母会无条件接纳他们同性恋的子女的，他们发现了他们子女的性倾向后，开始一定恼怒、惊惶、羞耻，各种反应齐来：家里怎么会生出这个怪胎来？他们也许仍旧爱他们的子女，但一定会把子女同性恋的那部分摒除家门之外。而同性恋子女那一刻最需要的就是父母的谅解与接纳了。本来同性恋子女与父母之间爱恨交集的感情就比较强烈，一旦冲突表面化，尤其是父子间的裂痕会突然加深，父亲鄙视儿子，儿子怨恨父亲。这场家庭冷战，往往持久不能化解。其实同性恋者，尤其是同性恋者的青少年，他们也是非常需要家庭温暖的，有的青少年爱慕中年男人，因为他在寻找父爱，有的与同年龄者结伴，因为他在寻找兄弟之间的友爱，当然也有的中年男人爱上年轻孩子，那是因为他的父性使然，就像柴可夫斯基爱上鲍勃一般。家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组织，而亲子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同性恋者最基本的组织，当然也是家庭，但他们父子兄弟的关系不是靠着血缘，而靠的是感情。
阿青，也许你现在还暂时不能回家，因为你父亲正在盛怒之际，隔一些时期，等他平静下来，也许他就会开始想念他的儿子。那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回家去，安慰你的父亲，他这阵子所受的痛苦创伤绝不会在你之下，你应该设法求得他的谅解，这也许不容易做到，但你必须努力，因为你父亲的谅解等于一道赦令，对你日后的成长，实在太重要了。我相信你父亲终究会软下来，接纳你的，因为你到底是他曾经疼爱过，令他骄傲过的孩子。
祝你快乐、成功。
第8节 石头城下的冥思
山围故国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
夜深还过女墙来。
——石头城·刘禹锡
南京石头城遗址位于清凉山麓，下临长江，依山筑城，形势险要，有“石城虎踞”之称。公元二二九年东吴孙权建都建业，筑石头城，奠下了现代南京城的根基，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城墙下有一砾岩，色赭红，常年因江水冲刷，风化剥落，凹凸不平，形成了一张巨大的面具，南京人把这座城又称为“鬼脸城”。这张巨型鬼脸，就那么冷冷的悬在峭壁上，潮涨潮落，宋、齐、梁、陈，足足阅尽了十朝兴亡。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可是只有九十五天，国都就被北洋军阀迁到北京去了。要等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十六年打回南京，才又还都。然而十年后，南京却惨遭日本人屠城，三十万军民肝脑涂地，于是南京又被敌伪统治了八年。抗战胜利，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再次还都，那真是一个举国欢腾的好日子。国民政府在南京的时间不长，断断续续，前后不过十四年，但也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痕，紫金山上迤逦而下的中山陵，早已深深的刻在这个千年古都的舆图上，成为现代南京最伟岸的历史标志。还有，我看就是那些法国梧桐了。南京绿化，为人称道。其实通往中山陵那条道路上，两侧的梧桐在民国时代早已栽下，而今树已合抱，枝叶蔽天，搭成了一条数里相接的绿阴长廊。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忧愁风雨，树犹如此。”
作为帝王之宅的文化古都而言，南京矜贵，北京霸气，南京含蓄，北京炫耀。而作为现代都市，南京也算是保存得比较完善的，人文与自然互不侵犯。
我是民国三十七年冬天离开南京的，在中山码头上的船，滚滚长江，一别就是三十九年。一九八七再回大陆，上海苏杭，访旧有之，更多的是赏心乐事。可是重返故都，心情不同，火车才一进站，眼底江山，已经感到满目凄凉起来。
找到了南京旧居，大悲巷雍园一号的房子依然无恙，连附近的巷陌、比邻的梅园新村也没多大的变动。雍园一号的新主人是一位“人大”委员，恐怕已近八十高龄了，老先生十分客气，请我进去用茶，还谈了一些民国时代的往事。陪同的人告诉我，那一带现在住的都是高干，梅园新村周恩来的旧居却改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纪念馆。
特地去参观了江东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西部江东门是当年大屠杀的杀戮场之一。纪念馆是一九八五年兴建的，设计别出心裁，像一座巨大的石砌坟场，色调灰白，十分悲肃。陈列室的橱窗里枯骨满布，都是江东门“万人坑”挖掘出来受难者的遗骸。成千上百的骷髅头上还有弹痕累累，景象极其恐怖，每一个骷髅似乎都在无声呐喊，等待伸冤。如此铁证，日本政府竟仍然企图篡改历史。难道日本人至今还不明了，除非他们诚心忏悔，他们的民族灵魂，将永无得到洗涤救赎的一日。
经过旧日的国府路，国民政府时期的公家机关外交部、经济部都给冠上了“人民”的头衔，连往日的总统府也驻进了人民政协，国民大会堂就当然换成了人民大会堂了，上面圆顶也早已插上了五星红旗。我进到大会堂里，拍下了一些照片。就在这个圆顶建筑物里，民国三十七年四月间，在遍地烽火中，第一届国大代表选出了中华民国的总统与副总统来。当年的选举是如此的纷争扰攘，而终于导致了中枢无可弥补的分裂。而今大会堂中一片静悄，三千个座位都空在那里，一瞬间，历史竟走了天旋地转的三十九年。
抗战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我随了父亲登紫金山谒中山陵，春回大地，江山如画。爬上那三百多级石阶，是一种顶礼膜拜的朝圣经验，即便是那样幼小的年纪，也还体验得到还都谒陵的庄严意义。三十九年后重登中山陵，又值暮春，那天细雨霏霏，天色阴霾，因为右足痛风，一颠一拐，真是举步维艰。蹭蹬到国父陵前，猛抬头，看到国父手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一阵悲痛，再也按捺不住，流下了几十年海外飘零的游子泪。想想国父当年缔造民国的崇高理想，面对着眼前龙蟠虎踞一水中分的大好河山，怎不教人怆然而涕下。
然而阅尽兴亡的石头城仍旧矗立在那里，人世间数十年的风波转折，在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长河中，恐怕也不过是一个随生随灭的泡沫罢了。
第9节 蓦然回首（1）
许多年了，没有再看自己的旧作。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由远景出版社结集出版，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一面读，心中不禁纳罕：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而且在那种年纪，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蹦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烬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于是老央便问我道：“昨天讲到那里了，五少？”“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跟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而那银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着银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便成为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历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老央一迳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两只手指甲里乌乌黑尽是油腻，一进来，一身的厨房味。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那时正在抗日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才七八岁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斗。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父亲看，父亲脸色一沉，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洞来。那个时候没有肺病特效药，大家谈痨变色，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乱使眼色，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家里的亲戚佣人，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身去，不让我看见，一溜烟逃掉，因为怕被我抓进房子讲“故仔”。我得的是“童子痨”，染上了还了得。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然而我很着急，因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我没份参加。嘉陵江涨大水，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江中浊浪冲天，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没，我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头散发，仓皇失措，手脚乱舞，竹筏被漩涡卷得直转，我捶着床叫：“嗳！嗳！”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因为我在发烧。于是躺在床上，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逝，心中只有干急。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宠爱，在家中横行霸道，一旦隔离，拘禁在花园山坡上一幢小房子里，我顿感打入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一个春天的傍晚，园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园中设宴，一时宾客云集，笑语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开窗帘，窥见园中大千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其间，个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那段期间，火头军老央的《说唐》，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秦叔宝的英武，程咬金的诙谐，尉迟敬德的鲁莽，对于我都是刻骨铭心的。当然，《征西》中的樊梨花，亦为我深深喜爱。后来看京戏《樊江关》，樊梨花一出台，头插雉尾，身穿锁子黄金甲，足蹬粉底小蛮靴，一声娇叱盼顾生姿，端的是一员俊俏女将，然而我看来很眼熟，因为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
病愈后，重回到人间世，完全不能适应。如同囚禁多年的鸟，一旦出笼，惊慌失措，竟感到有翅难飞。小学中学的生涯，对我来说，是一片紧张。我变得不合群起来，然而又因生性好强，不肯落人后，便拼命用功读书，国英数理，不分昼夜，专想考第一，不喜欢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熟，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光阴。然而除了学校，我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小说世界。一到了寒暑假，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抱回来一堆一堆牛皮纸包装的小说，发愤忘食，埋头苦读。还珠楼主五十多本《蜀山剑侠传》，从头到尾，我看过数遍。这真是一本了不得的巨著，其设想之奇，气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绝武林，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当然，我也看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斯人记》、徐的《风萧萧》不忍释手，看巴金的《家》、《春》、《秋》也很起劲。《三国》、《水浒》、《西游记》，似懂非懂的看了过去，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红楼梦》，以至于今，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
在建国中学初三的那一年，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位启蒙先生，李雅韵老师。雅韵老师生长北平，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念起李后主的《虞美人》，抑扬顿挫。雅韵老师替我启开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门，使我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雅韵老师文采甚丰，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小说。在北平大学时代，她曾参加地下抗日工作，掩护我方同志。战后当选国大代表，那时她才不过二十多岁。在我心目中，雅韵老师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在她身上，我体认到儒家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精神。她是我们的国文导师，她看了我的作文，鼓励我写作投稿。她替我投了一篇文章到《野风》杂志，居然登了出来，师生皆大欢喜。她笑着对我说：“你这样写下去，二十五六岁，不也成为作家了？”她那句话，对我影响之深，恐怕她当初没有料及，从那时起，我便梦想以后要当“作家”。中学毕业，我跟雅韵老师一直保持联系，出国后，也有信件往来，一九六九年我寄一封圣诞卡去，却得到她先生张文华老师的回信，说雅韵老师于九月间，心脏病发，不治身亡，享年才五十。雅韵老师身经抗日，邦灾国难，体验深刻，难怪她偏好后主词，“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她念来余哀未尽，我想她当时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
高中毕业，本来我保送台大，那时却一下子起了一种浪漫念头。我在地理书上念到长江三峡水利灌溉计划，Y。V。A。如果筑成可媲美美国的T。V。A。，中国中部农田水利一举而成，造福亿万生民。我那时雄心万丈，我要去长江三峡替中国建一个Y。V。A。。一面建设国家，一面游名川大山，然后又可以写自己的文章。小时游过长江，山川雄伟，印象极深。当时台大没有水利系，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学。读了一年水利工程，发觉自己原来对工程完全没有兴趣，亦无才能，Y。V。A。大概还轮不到我去建设。同学们做物理实验，非常认真在量球径，我却带了一本《琥珀》去，看得津津有味。一个人的志趣，是勉强不来的，我的“作家梦”却愈来愈强烈了。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我发觉了两本封面褪色、灰尘满布的杂志《文学杂志》第一、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纶音贯耳，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伊丹傅罗姆》，浪漫兼写实，美不胜收。虽然我那时看过一些翻译小说：《简爱》、《飘》、《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等等，但是信手拈来，并不认真。夏济安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重考大学，转攻文学。事先我没有跟父母商量，先斩后奏。我的“作家梦”恐怕那时候父母很难了解。我征求雅韵老师的意见，本来我想考中文系，雅韵老师极力劝阻，她说学西洋文学对小说创作的启发要大得多。她本人出身国文系，却能作如此客观的忠告，我对她非常感佩。台大放榜，父母亲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台湾学校的风气，男孩子以理工为上，法商次之，文史则属下乘。我在水利系的功课很好，是系里的第一名，但那只是分数高，我对数理的领悟力，并不算强。我解说了半天，父亲看见大势已定，并不坚持，只搬出了古训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含糊应道：“人各有志。”母亲笑叹道：“随他吧，‘行行出状元’。”她心里倒是高兴的，因为我又回到台北家中来了。
进入台大外文系后，最大的奢望便是在《文学杂志》上登文章，因为那时文学杂志也常常登载同学的小说。我们的国文老师经常给文学杂志拉稿。有一次作文，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小说，我想这下展才的机会来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发下来厚厚一叠，我翻了半天，一句评语也没找到，开头还以为老师看漏了，后来一想不对，三篇总会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师不赏识，懒得下评。顿时脸上热辣辣，赶快把那一大叠稿子塞进书包里，生怕别人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