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华是通行证-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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匣形缇鸵プ�33度的阳光走在广州的上下九。我真担心这篇关于新概念的稿子再拖一段时间我可能就不会去写了，但那时我的野心足够我去完成八十天环游地球。
其实半个月前我第二次从那个伪军校退出来，跑到东单一家地下室里时我就试着把新概念的这篇弄好过。好像北京那天在下雨，弄得旅馆里的灯光一闪一闪的，似乎只是出于对往昔爱情的怀念我才背着几大包行李从河北一路找到这样森冷的住处。睡到下午我开始整理行李，新概念证书就是那时候撕的。其实这张纸并不重，不过一同附带的杂志太沉了。我烧这些东西时被大厅赶来的老板按住了。当天夜里我便写了关于作文比赛的什么，写的很感伤，还有些罗嗦。我后来看到这些文字总是想不出自己和那些长跪在地下通道、博取怜悯的乞丐有什么分别。看来今晚还得重写，按计划明天还要为惊流做一个有关新概念的访谈。我原以为撕掉奖状烧毁杂志，再写一篇诉苦的文字就可以和新概念说分手了。不过事实渐渐证明有些附在身上的称谓是你永远也无法甩掉的。譬如，死人。
我今天还要说，新概念并非是被越来越重的商业炒作完全搞砸的垃圾。它的出现确实给很多彷徨失措的孩子指引了一条道路。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刚刚升入高中又总指望着做点什么来表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孩子，当他看到新概念后面的保送名单，明白自己终于用不着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去苦读，所需要的就是读一些消遣类的小说，写一些乱七八糟骗女孩子眼泪的文字，等到高三那一年也去上海讨一个保送名额好对父母有个交代时，生活的道路绝对是诱人且快乐的。我至今还在怀念连接图书馆、十一中，以及家的三角路程。我那几年的书包是全班最重的，可惜没有一本是教材。
这个就是新概念给我的。它使我有勇气指着陈佳勇、刘嘉俊的名字向父母说不要再管我了，到时候我也像他们一样上个好大学就是了（嘉俊在华东师大也退了，看来他是可再生资源，还可以被我二次利用）。如果没有新概念我无法想象高中三年读1000本书是一个多大的灾难。
不过它也没送我多远，在大华影院对面的地下旅馆里我写了那么多满腹牢骚的话的原因也在于此。我没有想到新概念只是将我送到了上海玩几天，将我送到了“才子作坊”，甚至将“蒋峰”这个名字送到了中山大学，也没有注意到蒋峰却掉进了受尽打骂，被人当畜生对待（这是大校对我的称谓，而政委总是笑眯眯地问我如果把我劁掉，我是不是会像那些耕牛一样好管一些）的伪军校去当军犬。
天啊，一提那学校，恐惧就像沼泽里的污泥那样将我缚住。我们的父辈告诉我们写东西要“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尤其是你不想让人看你的东西止不住笑的话。
我看空一行再写能不能平静些。
浙江文艺的副总编邹亮向我们提过新概念又一个不可想象的效应—它使得出版界跨过比我们年纪大很多且有水准的作者，直接去关注八零后孩子们的写作。这倒是真的，在广州我结识了不少比我成熟但不知道如何才能给自己出书的朋友。他们像爬在书本的虫子一样寻找着自己的不足，在迷宫中试图走向通往成功的出口。有时候我也想过他们那样的生活，即使花费十年工夫来踩到自身的影子或许都要强过现在这种习惯性的写作。获奖后的一年多里我读的书加上教材都不足一百本。写了一部长篇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对儿时精心构思的忠实记录者，而无任何创造力。每日的生活也不像过去只想着文学那样单纯。在天津我把这样的疑惑讲给张悦然听。我问她我们是不是出来得太早了，20岁可能正是我们艰难爬行、等待认可的年龄。我忘记她回答什么了，这使我怀疑自己只不过将私人化的情绪吐出来而已。没有什么答案是我想要的。
我担心自己在走一个U字形的路。
我害怕自己已经倒着走了一年多。
第一部分快乐前行，低迷折回（2）
在上海三女中坐于我后排的是代表我们演讲的张姣怡。来自同一个城市让我们的记忆有了一些交叉点。我俩都在努力寻找是否存在一些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后来我们为真的有那么一个男孩能把我们各自的生活轨道连在一起感到兴奋不已。
我倒着走了一年多，看到很多美妙的风景，认识一些志向相同、运气又不错的朋友，还有夸奖。一些陌生人说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溢美之词，多得连我那空前膨胀的虚荣心都盛装不下了。我后退的速度更快了，因为他们说后面的赞誉更多。
我问张姣怡如果真的拿奖，你想去哪儿？
没的选啦，她说，保送取消了。
我不明白。
就是没有特招一说了。她耸耸肩，你才知道？
我觉得嗓子干燥得有些疼痛，跑出考场找水喝。校门已经关上了，我捶着铁门叫喊对面的店铺。上楼时我看了看发下来的题目。四年来最有想像力的题目——《今天谁最美丽？》
颁奖过程很长，很多人都做了讲话。赵长天说他相信取消了保送，不再有功利性的新概念会越走越远。下面有人鼓掌。曹文轩说有的经典是读者此生不忘的，他举了《战争与和平》公爵预感自己要死了那一章。我记得我读那本书的时候还真哭过。王蒙说得最多，说以为自己没有老，但是看到这些孩子又觉得自己老了什么的。我走出大厅，认识了几个朋友。曹骞，第二年又参加了一次比赛，现在咸阳的一个民办专科，考虑是不是回来读高五。刘卫东，拿了两次一等奖还是无奈进到一个小地方的师范专科。一个月前他问我退学后打算怎么办。我说我先找个自考念着，好让家人觉得他们的儿子不是在混社会，还是学生。
算了。
在三里屯的红咖啡里曹臻一向我介绍当晚的主唱。飞天，她说，花儿乐队的师兄。
我怎么介绍你？她低声问我。
只要你别说我是你男朋友就行。
好！蒋峰，她说，新概念获奖者。
几个人握着奖杯跑向家人给他们照相，有人穿上西服，发胶的香味弥散在整个会场。对他而言，这一刻也许是他文学生涯的顶峰，甚至可以说在他19岁的时候就已经站到了他此生的顶点。但愿我不是，你也不是，我对旁边的王浩舒说，但愿我们的辉煌还没有开始。
东单地下旅馆里的白炽灯总是在闪，躺在床上我们看不到外面的阳光。
你以后打算做什么？我问我女朋友。
考个会计师，或者找个有钱又帅又迷恋我的男人嫁出去。你呢？
我想写出最好的华语小说，看上去这个愿望应该比你那个容易实现。
真没看出来，她起身看着我的眼睛，你还会写？她对一个男孩不去打球不去玩游戏，而是躲起来在床上写感到奇怪。
我原来也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手，我说，可是得过新概念我就以为自己能写了。
新概念？她听后大笑不止，我看过那些书，都是狂妄幼稚的家伙，你不会是其中之一吧？
第一部分快乐前行，低迷折回（3）
“你说得对，”在东单地下旅馆一闪一闪的灯光中我写道，“我不但是其中一个，而且是最狂妄无知的那个。”那篇伤感装可怜的文字被我撕掉了。我在结尾处说，我不希望我们仅仅凭着一篇肤浅的东西就得意洋洋地向后走，我不希望被冠以新概念标签，将像印在我们头顶的烙印一样告诉人们，这是一群轻狂无知而又自以为是的孩子们，我不希望文学父辈将新概念看作是给一些表现欲旺盛的孩子们消遣的游戏，甚至是我们的后代也将我们视为无所事事而又不甘寂寞的典范。
我坐在逆行的座位上看着渐渐远去的上海，我始终想不出该用何种理由向父母交代关于不用学习靠文学便能升学的承诺是如何食言的。火车驶进昆山，我明白自己已经离开繁如绮梦的上海。我突然看到浸染着难过情绪的叶子在眼前飘过。
下一站，苏州。列车员对车厢的人喊。
尽管电梯在上升，我还是一直走到天桥。然后我不知该从哪个岔口下去。我拦住一个女孩向她问路。
你跟着我吧，不远的，她说。
我们下了天桥，她说了几句话，我没有听清楚。
你听不懂上海话吗？
现在我听得懂了。
我在说普通话呀，白痴。你来上海做什么？
比赛，就是把一大帮人关一个下午讲同一个故事的那种游戏。
挺好玩的，讲的什么故事？她问我。呀！你一个男的怎么戴手链，还留指甲？
你不也戴了吗？我查查你的有几颗？
我抓住她的右腕，用手指数着手链上的珠子。一共是24颗。比我的多8颗。
你查不完啦，怎么不松手呀？她挣脱时我顺便抓住了她的手。你想占便宜。她说。
乖乖地带路，找八路的干活！
她笑起来。对面的汽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在鸣响的汽笛声中我们谁也不说话。举起手臂划过一株株低矮的树。
我家到了，她说。
但你还没有告诉我万航渡路怎么走呀？
嘻嘻，她神秘地笑了笑，从这里原路走回去，上了天桥，继续折回。
第一部分十七岁
这篇是零四年除夕写的，因为一个人；也就没什么过年的念头。午夜十二点就想想以前大年都是怎么过的。广州一朋友特喜欢华仔的粤语歌《十七岁》。 很自然的，记忆跳过四年，直接飞到那一年。
十七岁
晚会是在夜里一点前结束，之后外面的炮竹声依然此起彼伏。我们在整点钟声时吃完了饺子。姨妈姨父陆续驱车回家。外公安排我和表弟睡在外屋，他和外婆在中屋入眠，里屋的灯始终点着，直到人们看不见旧岁的影子。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我们平躺在床上耐心地等待三刻钟，然后表弟蹑手蹑脚地打开电视，在视屏微弱的光芒下，我从床底的象棋盒子里翻出早已备好的色情光盘。我们下午在地下商场用尽感情、生活以及成人这样的暗语才使VCD专柜老板明白我们是来买色情片的。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收下我手中的20块钱，老板递给我一张就让我们马上离开这里。这是我少年时代买过的第一张色情光碟，很可能这张碟就成为我看过的第一部色情电影。17岁以前我只在两处看到过女人的身体。一次是在电影台放的一部印度电影中，随着那女人一声尖叫，画面就被切换到一望无垠的麦田中，我们从电视报中找到七天后的重播时间，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来等待这不到一秒的裸露镜头，另一次是在《泰坦尼克》；我们调成1/2、1/4，甚至是1/32慢放来品味露丝的乳房，时光被VCD机拉长到32倍，以至于杰克还没画完，就被我外公当场抓住了。
《情色2000》这样的片名成了我和表弟挺到夜里两点还依然兴奋的动力。表弟轻轻划上门插；我将光盘放到机器里。一分钟后，我们明白，可能制片商粗心大意将片名打错了。应该叫《情色1970》，李小龙的电影都比这个新。片子太老了，里面的女主角如果能活到现在都将会成为长寿的奇迹。而且我怀疑那个时代人类的审美还存在着不小的缺陷，我的依据是片子中每一个女人都又黑又丑，而且头发像泡不开的方便面一样打着卷。
“跟我原来猜的一样。”表弟耐心地看了一会低声对我说，“我想的做爱就跟这个差不多，不是亲嘴那么简单。”
“我还真得夸奖你很有灵性。”我说。我又木然看了一会儿，说实话，我实在找不出故事的脉络。由于害怕被隔壁的外公发觉，我们还得像100年前所有好奇的观众那样看无声电影，而展现给我的情节只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在几个男人之间纠缠不休。深思熟虑之后，我下了一个准确的判断： “这个电影不好看。”
“嗯，白花20块钱。”显然我得到了表弟的认同，“加上4块车钱。”
“我们还等了十多个小时。”
我们相互对视了几秒钟，本来我们应该彼此微笑的，然而没有。可能电视的荧光太重了，我们都在对方的面容上读到了无法解释的恐惧。那一年我17岁，表弟比我小一岁。在我刚刚过去的16岁里，我觉得自己仿佛经历了比生命中前15年还要多的事情。这一年我升到了高中，离开我暗恋了三年的女孩子，我在怪自己太多懦弱。这一年我喜欢上了毛姆，我不放过任何一次阅读他的机会。我总幻想自己像《人生的枷锁》（毛姆著）、《日瓦格医生》（帕斯捷尔那克著）、以及《幸运儿比尔》（彭托皮丹著）的主人公那样身上带有艺术家的忧郁气质。我自命为落魄诗人，然而奇怪的是，很多同学看出了我的落魄；却猜不到我是诗人。九九年，我终于用一夜的时间拨开云雾，看到了《维以不永伤》四部的结构，更值得纪念的是缠绕了我28个月之久的王小波风格终于在我的笔下烟消云散。因为考试的作弊事件使得我到新年都感到苦闷，虽然我时常安慰自己这还不算最糟糕，因为老师只是知道我篡改试卷，并不知道我曾找人替考。
我明白为什么我和表弟两个人会感到一丝难以理喻的恐惧。他，包括我，我们完全可以毫无压力，轻松自在地去消磨即将到来的2000年，但我们一旦看了这部电影，我们知道做爱是怎么回事，那么大人的世界便跟在新岁后面向我们袭过来了。
从门下部的缝隙中我们看到灯亮了，随之我外公站在了我们门前。表弟慌忙去关电视，我压住了他的手。我暗示他，电视一关屋里会突然暗下来，更容易被发觉。他的手已经按下去了，电视开着，他不敢松手了。
“干吗呢？”我们听见外婆在问。
“你看看，外屋是不是特别亮？”
“亮什么亮？外面放花呢。”外婆没理他；又回中屋了。
我外公弯下腰向屋子看。门的下部是百叶窗的结构，我们能看到外公的脸，他却只能顺着木条看到天花板。它在反射着电视里裸露的荧光。感谢上帝天花板不是用镜子做的。“确实亮；”他说，“你不信过来看看。”
“天都亮了；有什么的，”我外婆躺在床上没理他，“别把孩子给折腾醒喽。”
我外公推了推门，说：“他们怎么还锁门呢？”
“行了你，大半夜的。”
“不行，明天我说什么得好好搜搜，”外公终于回去了，“指定没睡觉，不知道干什么呢。”
我们长叹口气，关掉电视，抽出《情色2000/1970》；将它像飞碟一样抛出去。然后我们又重新在床上躺下。一句话也没说；外面偶尔有几声爆竹响过。过了很长时间我一睁眼发现自己还没有睡着，表弟居然也瞪着眼看天花板。
“睡不着？”我问。
“我想去厕所。”
“我也是，”我说，“可一开门姥爷就知道咱们没睡了。”
“我有招了。”他说着起身去打开窗户，我跟着跳上阳台脱下裤子。天真的要亮了。几只麻雀在树枝间飞着。外面很冷，尿在下坠的过程就结冰了。我听见冰珠敲打冰面的声音。
“我看就别睡了。”躺在床上他说，“不到七点姥爷就得把咱们弄起来。”
“不管了，”我说，天色已经白得可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