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华是通行证-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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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那,你一生就要两个?”
“至少也在我十六岁生日之前吧,不然多了我就成放荡的女人了。”
“还没成年呢就张口男人女人的。”
“你别笑,不就大我两岁吗?不过你还比他大一岁啦。”
“我没想跟他比。”
“喂,”她说,“我想你了。”
“你说过了呀。”
“我今天送你到广场回来每一辆车的人都特多。”
“嗯。”
“然后我就等啊等的,旁边有一算命的,就先让他给我算算我的爱情。”
“怎么说的?”他问。
“他说我不适合跟黑的男生谈恋爱,他就黑黑的。算命的说我会跟白一点头发也长的人谈恋爱。”
“别以为是我,我就要剪头了。”
“但还可以再长的。”
“人人都能长头发,”他觉得她说话很没道理,“你男朋友也能。”
“但他黑。”
第二部分思念(3)
“喂,你身体怎么样,疼吗?”
“拜托,我又不是处女,你别当你很强。”
“那有没有痒的感觉啊?”他还是不放心地问一次。
“哥哥,痒死啦。”她笑起来,“你明天出来吧?”
“明天我得上课。”
“胡说,你天天逃课的,我以前总看你上线的。”
“我上网是因为我有事要做。”
“你上我一次就想甩我啦?”她又假哭起来,“呜呜呜呜……”
“你别装了行不行?难道我和你真的很熟吗?”
啪,那边挂掉了。他对着手机看了半天,知道她不会再打电话给他了。他把手机又立回两支笔之间,又开始发呆。网络的妹妹,最终还是没有扯进自己的现实世界里来,而发廊的姐姐,他挪动另一支笔敲打着手机想,却又把病传给了我,我再传给你,第一支笔。
他有点累了,想伏在桌前睡一会,一个晚上什么科目也没看下去。大夫说要他早点休息的,只是就这么趴在桌上算休息吗?不学到十点半是不被允许睡觉的。每天爸妈都以为他是从早上六点半学到晚上十点半的,然而天知道这十六个小时是怎么过的?每天都这样苦学,成绩却永远无法提上来,这不是他们隔三岔五往发廊跑头发却从来不见短是一样的道理吗?逼迫,逼迫,学习,学习,这和嫖娼有分别吗?还有用这手机,要不是他说请教问题,谁会给他买这么一个跟学习无关的东西?还有,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呢?连在那么一个招摇撞骗的江湖郎中那里都不敢留下自己的号码,谁还知道自己活着的呢?他解下裤子,看了看书桌下面的身体。算了吧,当掉手机,或者去她家里偷很多钱把他俩的病一起治了,或者,干脆死掉吧。
他在睡前回拨了一个电话给她,他以为她不会接的。
“嘘!”她轻声说,“刚才我妈进来了,我就挂了。你明天还来吗?”
“不知道,”他将口里的唾沫泯成一团倒吞回去,说,“我想你了。”
第二部分赵思远(1)
这篇就想说个花样,貌似讲一个故事,快结尾时突然跳出另一个故事,再由题目来判断我更想讲哪个。那女孩叫赵点点;以后的小说我还会写到的。
赵思远
罗伟在还有七个月就要做爸爸的时候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想起来就像是一篇庸俗的故事或是他早期导演的电视剧情节——当所有人都被告知要善待他之后,自己才独自跑到一家私人医院那里得到验证。现在的疑惑都能解开了。为什么他父母要从市郊搬过来,说是因为郊区太闷了;为什么一个多星期前他胸口疼痛的消失,使得他以为长期困扰他的肺炎终于得以康复,而他妻子还苦着脸求他再陪陪她,至少等孩子出世再去着手下一部电影的准备工作。确实是最好的打击,他把病历卡撕掉时想,看来只能给自己一部等待死神来临过程的纪录片了。
调转方向他开车去了一趟制片厂。坐在办公室里他对着摄影机呆板地做不出任何表情。“好,您现在欣赏的短片是《一个人的死亡》。”他冲着镜头说,随之拿起笔在左上角写下“导演:罗伟”。他知道这在屏幕看起来效果会很差,而且还是反着的。“制作:罗伟”。他继续写着,“摄影:罗伟”,“主演”,他顿了顿,已经写不下了,就一板一眼地喊道:“罗伟!”
之后他不去管开着的摄影机,把桌子上的东西一件件整理干净。“大烂了。”他对着话筒叫道,“我甚至还没做好成名的准备就死掉了!”真是没运气,过去的十六年里,他做了三年剧务、五年美工,拍了累计二百集的电视剧,四百八十集的情景喜剧,年初他刚争取到一次导演电影的机会就死掉了。“好了,《一个人的死亡》拍摄结束。”他面对满是字迹的镜头说,“谢谢欣赏。”
下楼时几个朋友冲他招呼。他想是不是应该喊一声,我他妈的得癌症了。你们对我尊重点,再尊重点!
一切都变了,一下子想法啊,计划啊,以至生活态度都发生了改变,就连性观念也在变化,昨天晚上他还和妻子美美地发生一次性行为。以后还做吗?他问自己,和一个癌症病人做爱。
“我知道孩子叫什么了!”入睡前他对妻子说。
“上星期你就想好名字了。”
癌症会导致失忆吗?“叫什么?”
“男孩就叫罗志平,女孩就叫罗蕊竹。”
“不叫这个,不管是儿子还是姑娘,都叫罗思远。”他做出决定。
“这名字对男女都不公平。”他妻子反驳。
“没关系,我们只叫它十几天。”
“什么?”
“我前天去医院了,周家桥的那一家。”他坐起来靠在床头,“全面做检查,我跟医生说我还独身,没结婚,没父母,得的什么病就跟我说吧。”
“什么病?”她装得有点过了,显得太心不在焉。
“肺炎。”
“天啊,”她抚着自己胸口道,“我还以为好了呢。”
“过两天我让爸妈回去住,咱们去把罗思远打掉吧。”
他妻子背过去一下子哽住了。“别想太多,会好过来的。”
“没太多,”他钻下去睡进被子里,“我现在是什么都不想了。”
入冬前他把父母送走了。 他在医院问自己还能活多久。大夫总是在强调各种可能性。
“不化疗,不保持乐观心态,不吃那些浪费钱的药,还能活多久?”他直截了当地问。
“半个月,不是不是,”大夫试图找一个精准的时间 ,“我是说半个月之后可能会倒下。”
“躺床上等死?”他眯着眼睛看墙上的人体图例。
他发现自己记性越来越差了,上午他和朋友电话聊了一个小时,到下午就忘记是哪位朋友。这还不是最坏的,更糟糕的是往昔的记忆常常飘到他眼前使他不清楚接下来要干什么。
“我想我们应该把孩子打掉。”有一天他建议道。
“我跟你妈妈说过,她希望把孩子生下来。”他妻子说。
“那是因为她就我一个儿子而我还没有孩子。”
“嗯”。
“但我不想你有了孩子的时候却没有了男人。”
“我也不想,”她闭上眼睛,“我们能挺过去的。”
“你可以挺,”他喊起来,“而我那时候已经不在了!”
12月中旬他们去了医院,他在走廊等了几个小时。四处充满着乙醚的味道。真奇怪,记忆又浮在眼前浪费了他一个上午的光阴。
“你一定要活下去,好在六个月后别让我单独面对你妈妈。”她出来后把他从座位上摇醒。
“你听到孩子哭了吗?”他问
“没有,但我让他听到我哭了!”
“他知道他叫赵思远吗?”
“什么?”她不明白。
第二部分赵思远(2)
“弄混了,”他揉揉眼睛,“我刚才记起过去的好多事。”
他们相互扶着拦了一辆出租车。他摸着她的手背望着路旁的树。“这是我第二次陪女人堕胎。”
“你说过的,上一个是你大学的女朋友。”她顺着他的目光看着窗外,“你妈妈知道会伤心的。”
“我有遗书,写清楚的,没什么,那时她的儿子都死了。”
“你别想了。”
“挺难过的,自己创造一个生命,又把他杀了。”他说。
“不是你的错。”
“但上一个孩子也是我要求打掉的,而且那还不是我的。”
“别人的?”她摸摸丈夫的头,看看前方快到家了。
“我也不知道是谁的。”
“我那时以为是你的。”
“她是被人强奸的,五个人,工地的民工,我那时全看见的。”
“你没说过。”
“我跟她说我晕了,根本就不是。只不过被那民工打了几拳。 我就趴在地上,没敢出声。我装死,我害怕了。”
“在哪里?”
“有一天晚上,在一个树林里,快二十年了。”
“你们在亲吻?”
“嗯,我刚才不停地想那情景,五个喝醉了的民工把我举起来摔。我就趴在地上听着她喊我名字。”
“别想了,这不怪你。”
“怪我的。他们一走我就起来了,我骗她说我晕过去了。”
“后来没报警?”她问。
“没有,她怀孕了,我陪她去打胎。”
“她现在还好吗?”
“没联系了,我后来离开了她。你知道我不行,我真的没办法和一个知道我负了她的人一起生活。”
“你们给死掉的孩子起名赵思远?”
“她起的。她在气我。她姓赵,但她就说那五人里应该有人和她一个姓。我也不清楚思远是什么意思。”
“赵思远,”她轻声念着,同时看到熟悉的风景,成串的树挂垂在路旁,一些轻雪在空中飞舞过许久粘在树枝上。几个男孩将帽子盛满雪跑去扣在女孩子的头顶,“司机,到了,别开了。”
“你?”他忽然激动地指着前排,“我们两个的谈话你都在听。你却一语不发。你在学我?”他傻笑起来,“你就是装晕倒的人。”
第三部分擦燃火柴,闪耀光芒(1)
截止到明年十月,大师已经二十年没有推出能再次令人敬重的作品了。十几年里他都无法避免地被介绍为“《二分之三》的作者”或者是“那个写出《二分之三》的人”。时间已经证明《二分之三》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永恒的经典。到那时人们也会记得,他有时不免悲哀地想,“那个写出《二分之三》的人”也只写出这本巨著。
夏天的一次聚会上有个年轻人向他暗示了这一点,没有比这再委婉的忠告了。那个年轻人说:“凭着那部传世之作,您可以此生都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几个作家附和了他这一说法。之后他们继续高谈文学、艺术,以及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高谈着最近正在创作的作品。大师第一次感觉到一丝落寞,尽管他从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即使到现在他以为他们也只是作家。大师只有一个,不管他的才华耗尽与否,可骨子里的关怀没有变,单凭这一点关怀,再加上已有的成功作品,他就无愧于大师的荣誉。
他是如此的自我,以至于他常常对朋友自嘲自己已经自信到自大的地步。但他相信这只是自信,几十年来他都是这么认为的。“至少自我膨胀”,他猜想,“还不是我当前这个状态”。秋末他给友人写信时还提到这件事,他求友人告诉他,起码在对方的眼里,自己是不是真到膨胀到了自大的地步。他把信寄给魏宁,那是他臆想中的朋友,因其《二分之三》里细致的刻画在十几年前就被喻为华语最出色的文学人物之一。他知道没必要守在家里等回信,他选择出外旅游来放松心情。然而他终于发现自己老了,除了整天窝在宾馆睡觉已无任何激情去游山玩水。意外的是他到家时收到魏宁的来信。空荡的信纸中央只有一句话,简短而确凿:“你没有变,你还是你。”他抱着来信一天之内就索回了以前那么多被偷走的信心。虽然他知道,这八个字是在四川托一个宾馆服务生写下的。
躺在藤椅上他算了算,三十岁之前他用了十年的时间做杂役,写《二分之三》,再花两年的光阴等待成功,为了能成为职业作家,可以毫无所累地写作。二十年里他写了十几个短篇故事却篇篇幸运地被几家文学杂志让来让去最终发表在《故事会》;他写了六个长篇却被批评为三流电视剧的流水账脚本。由此他成就了肥皂剧皇帝罗伟,那几年整天下午的讨论剧本令他羞愧自己居然为赚钱与这种人粘在一起。后来这种人也因肺癌病故了。在罗伟的追悼会上他转变了自己的想法。“即使是再差的导演也比成不了大师的作家强,”他在墓前手持鲜花想,“就像花总是比草值钱。”
罗伟拍了大师的五部作品。生前大师始终没有将《二分之三》毁在罗伟手里。最后一部长篇他没有来得及拍,似乎是出于忠心,大师收回了《白色流淌一片》的拍摄权,没有再给年轻导演什么机会。
“或许是该认真地做一次忏悔,”他坐在桌前写道,“我曾做错太多事情,多到我已没有精心去专心做一件好事。”他的笔尖停了停,在后面加了个括号,“写一本好书。”十几年断断续续写那六部长篇故事,不管批评界的威力有多大,他内心总有个声音告诉他写这些垃圾不过是工作的一种,就好比他拿出同样的时间做买卖上班一样,他还有个比《二分之三》更严肃的长篇在脑子里呢。可是真奇怪,第六本书出版的那天他开始察觉心中那个严肃长篇的文学都流到那本书里了,他的才华被偷走了。
第二个春天四位立志写作的年轻人来拜访了他。他们环坐在大师的身前聆听经典是什么。“文学的经典。”他铿锵有力地说道,“你们觉得像我的《二分之三》翻译为十三国文字赚二十二种币纸的钱就是经典吗?”他语气有些激动地反问。答案是摇头,而出乎他所料,两男两女像军人一般整齐地点了点头。“稍等一下。”大师起身将他们丢在客厅,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或许需要个管家,”倚在被上他想,“在这个时候能把这些文学流氓撵走。”四个人在客厅候了三十分钟后,呼喊起大师。之后还是发生了令人尴尬的事情,赶来的警察将门踹开时看见大师站在阳台装作老年痴呆一般敲着额头道:“噢,我记忆越来越坏了。”
大师也忘记阅读经典给他带来的感受了。印象里仅仅是文字的解释凸现于感受的表面:“经典,能令聪明人激动的作品。”
四月份他买来了罗伟拍过的所有电视剧。连续看了十几个下午也无法搞清里面的人物关系,尽管他知道这些都是他写的。想想也是,这么多年了,写了几百万字,大师能记起来的人物只有魏宁,还有他的几个性伴侣。
因为买得多,换种说法是罗伟拍得多,碟店老板又送了他一套动画片。那时是日暮时分,春天的风似乎要将地球翻转。躺在床上他看着动画片激动地哭了出来。夜里他叫朋友送来了原著。只有两页,然而同样令人激动。五年前他曾生出过这样的迷信,何时体验到经典的感受,那就离再次写出经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