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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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评价变成了可有可无的软任务。经济学著作的书评之所以变成广
告，水平不高，经济学的科学批判之所以不能很好开展，与我们对成果
评价的忽视有关，与人员评价同工资晋升拴在一起的制度关系更大。
颠倒成果评价和人员评价的关系，忽视成果评价而片面重视人员评
价，还表现在学术委员会的工作上。目前，各研究单位都设有学术委员
会，也都制定有学术委员会工作条例。就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学
术委员会工作条例”来说，在“职责和权力”一章中规定：学术委员会
“有权评议重要科研成果”，“负责评定副研究员（含相当职务）的任
职资格，对拟聘研究员（含相当职务）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作出鉴定”，
“审议优秀中青年学者破格晋升高级专业职务的资格”＇10＇。这里一个是
“有权”，一个是“负责”，提法上有所区别。从实践来看，职称评聘
基本上是年年都搞，学术委员会都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但重要科研成果
的评议，据笔者所知却从未搞过，学术委员会是有权不用。不仅如此，
除了职称评定以外，学术委员会也很少开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名
誉机构。就是职称评定，由于不是建立在成果评价的基础之上，很多也
只是根据印象画圈打叉而已。很多研究单位也只在年初制定科研计划，
年终汇总统计科研成果，很少对本单位的重要科研成果组织定期评价。
科学评价的方式和组织
科学评价的方式很多，有书评、评论会（或讨论会）、评奖活动等。
书评和讨论会已如上述，鉴定会和评奖活动是近几年来科学评价活动中
经常使用的方式，对推动科学进步和理论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
不少问题，需要略作分析。
目前，由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大都在项目完成后，聘请
若干专家学者组成成果鉴定委员会，对项目完成情况及其成果的科学水
平进行评审鉴定。这是一种很好的科学评价组织和评价方式。凡认真去
做了的，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一些项目未按项目管理办法的规
定进行成果鉴定，就算自动通过。不仅如此，有些鉴定会也与书评的水
平差不多，往往是赞美褒扬过多过头，批评讨论不足；一些鉴定会也是
搞搞形式，走走过场，只有宣传效果，而无科学意义。
评奖活动也是一种重要的科学评价方式和评价活动。目前，经济研
究方面的评奖活动不少，有国家级评奖，也有省部级评奖，还有企业单
位的评奖；有专题论文评奖，也有会议论文评奖，还有报刊征文评奖。
在这些评奖活动中，有的如孙冶方经济科学组织得比较好，已开始逐步
建立了一些评奖的程序和制度，评出了一部分好作品，并给予了适当的
奖励，对推动经济理论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不少可改进的地方。
有的组织得比较差，评奖机制很不健全，评奖工作的主观性、随意性很
大。有的凭印象评判，有的按照自己的观点决定取舍，凡不符合自己观
点的通通枪毙，尤其是在评奖活动中渗入了大量人事关系、地方关系等
复杂的非科学因素，把科学的评价活动变成了庸俗的人事平衡关系。甚
至有时政治气候和政治考虑也成了评奖的决定因素。结果是不仅埋没一
些学术价值较大的创新之作，也评选上了一些不够格的平庸之作。因此，
改进和提高现有的评奖组织和评奖机制非常必要。鉴于孙冶方经济科学
奖是经济理论方面最重要的评奖活动，在经济学界享有比较高的威望，
现提出以下几点改进意见，仅供参考。
（1）进一步减少评奖数量，著作1—2 部，论文2—4 篇，宁缺毋滥。
（2）改变评奖时限，如1992 年度评选奖励1990 年及其以前的作品，
给予1—2 年进行评论和检验的时限。
（3）把评奖活动建立在文评和书评等科学批判的基础上，待评选著
作不仅要有专家的推荐，而且要有专家学者写的严肃的评论文章。
（4）对评选上的作品再组织进一步的评论，既可推动科学讨论，又
可总结检验评奖工作。
（5）对奖励作品，要写出奖励决定和简单评价，指出其理论上的前
进之处和实践上的应用价值，并公开发表，以利监督检查。
注释
＇1＇参见拙文：《推进经济政策理论的研究探索——评郝云宏等著〈经济政策学〉》，载：
《经济文献信息》1989 年第8、9 期。
＇2＇笔者的评论仅限于书评，不涉及书评所评的著作本身。书评写得不好，决不意味着所评
著作不好；书评写得好，也不意味着所评对象就是佳作。
＇3＇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4、25 卷，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
＇4＇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
＇5＇让—帕斯卡尔·贝纳西：《市场非均衡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年版。
＇6＇罗纳德·科斯、阿尔钦·道格拉斯·诺恩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7＇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年版。
＇8＇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年版。
＇9＇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 年版。
＇10＇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察室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规章制度选编》，经济管理出版社。
规范化与本土化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双重挑战
梁治平
一年前的今天，我有幸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在京
举行的周年纪念会，并且在会上以《季刊》作者身份作了简短发言。那
次发言的主旨是要说明，清除伪学、创新秩序、全面建立学术规范，既
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当下最急迫的任务，也是我们对于中国文化之重
建可能有的一种贡献。末了，我提到所谓“中国社会科学”问题，大意
谓：倘若“中国社会科学”这一名称并非毫无意义，那它一定不只是简
单指发生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而应当是与中国人之特殊经验有着密
切关联的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说，它必定产生于是种特殊经验，且能
给予这种经验以最有力的说明，而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富有启发性的概念
体系的产生，或可视为“中国社会科学”成熟的标志。
显然，当时我谈的即是一个关于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话题。不过，以
那样一种简单方式提出如此重大而且复杂之问题，现在看来是太冒失
了。事实上，此一主张所涉问题既深且广，绝非一次简短的即兴讲演能
够说明，而在当日，我对于相关之问题，既不能说已经过深入思考，更
不敢说已达致通盘了解。因此，今天有可能重新提出、审视和思考这个
话题，在我实在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
讨论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应当紧扣中国的历史与现
实，这一点毋庸赘言。因此，下面不妨先回顾这样一种主张在中国的提
出及发展。
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以下简称“本土化”）之主张始见于三、
四十年代，而以当时社会学家倡导尤力。中国社会学前辈学人吴文藻有
感于社会学长期作为知识文化市场上一种舶来品而不能扎根于中国土壤
的事实，明白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其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
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揉和一
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
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
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由
吴氏推动、组织而编纂的《社会学丛刊》即是实践此一主张的一项有代
表性的成果。这段历史或可以视作“本土化”运动在中国获得发展的第
一个阶段。
“本土化”运动第二阶段始于八十年代，且同样以社会学家为主力。
在大陆，社会学在被取消将近三十年之后重新恢复，其性格更趋实用化，
即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标，自觉地变成“应用社会学，一门为人民
服务的社会科学”（费孝通，1994）。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发展或如有
人所说乃是早先由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燕京社会学派所开创的中
国社会研究及社会科学本土化传统的继续（甘阳，1994），然而这种继
续在理论上是贫弱的。且不论对“本土化”问题作深入的理论思考在八
十年代的中国是否可能，社会学恢复伊始所取的姿态实有抑制理论思考
的一面。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在台湾进行的“本土化”问题讨论明显更
富有理论成效。在经过数年酝酿之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于1980
年召开“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嗣后并出版了会议论
文集，从而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讨论（萧新煌，1986）。这些讨论不但
在空间上超出台湾而延展于香港、美国且引起大陆学者的关注与反响，
而且相当自觉地和深入地审视了与“本土化”有关的诸多问题。我们今
天讨论“本土化”问题理应在此基础上进行。
这里先引述《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1982）一书编者关
于“中国化”的一般论说。“中国化”被认为在现阶段至少具有以下几
项目的与意义：“（一）使社会及行为科学的研究更能反映与配合中国
历史、文化及社会特征，如此则有关中国社会及中国人的研究活动才能
更为有效，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才能更为可靠。（二）强调对中国社会的
重要与独特问题作系统性研究，以有效了解与解决有关中国社会与中国
人的各种实际问题。（三）使中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者恢复其独立
性与批判力，以形成自尊自信的自我概念，维护健全的专业意识。（四）
使中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者能在研究工作上推陈出新，以对世界的社会
及行为科学提供独特的贡献，进而消除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过分西方化
（特别是美国化）的色彩，摆脱中国社会及行为科学在世界社会及行为
科学中的附庸地位。”（杨国枢、文崇一，1982）。把这段话与前引吴
文藻关于“中国化”的论说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完
全一致，比如，二者皆强调理论与事实的契合，都注重社会科学解决实
际问题的效用，都把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学者群视为“中国化”必有的
一项内容，而它们所要对治的病症，即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学长期不融于
中国社会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生搬硬套、食“洋”不化等等，也在很
大程度上相伺。这里还要特别指出一点，即无论四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
的“本土化”运动，其中都包含有文化上反殖民主义的要求。这种所谓
“民族情绪”在西方文化霸权被从其内部动摇的八十年代表现得尤为突
出。当然，这两次运动都不曾为狭隘的民族意识左右而变成民族情绪的
发泄，相反，它们都持守理性的立场，或对中国社会生活有深入的调查
与研究，或就“本土化”理念作细致的梳理与探讨，从而保证此一运动
得以健康发展。
以上对华语世界（主要是大陆和台湾）社会科学（主要以社会学为
代表）本土化运动作了简单回顾，现在的问题是，今天在这里继续“本
土化”问题之讨论是否有必要，若有，“本土化”之主张是否包含前述
论说中各主要之点，又是否越出其范围而有更深一层的意蕴，以及，这
里提出“本土化”主张会不会产生负面效用，如若可能，则此负面效用
都是什么，如何防止和对治。最后，回到本文题目，“规范化”问题缘
何提出，其与“本土化”主张之间是否具有内在关联，若有，是什么，
等等。
最近四十年里社会科学在大陆之特殊经历产生了一系列复杂问题，
这些问题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是独特的。不过，就“本土化”问题
产生之背景而言，仍有许多问题是上述华语世界社会科学者过去和现在
所共同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这些地方，社会科学是西方舶来品。
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乃至替换社会科学只是强化而非改变了这一事实。这
固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原本也是舶来品，同时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一旦
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就立即沦为教条，它在社会科学研究里面造成的理论
与实际脱节只能更加严重。当然，完全受政治意识形态支配的“研究”
是否还能够被视为“社会科学”是大可怀疑的。进入八十年代，相对正
常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始恢复，但在长期的封闭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大大
落后于世界，于是有了新一轮的西学东渐和留洋热潮。这时，我们面对
的问题与当年吴文藻们和七十年代台湾学者想要解决的并无不同。一样
地生搬硬套，一样地食“洋”不化（最近的事例是以“后”为尚，从“后
现代”而“后”一切概念）。当然这只是引发“中国化”或“本土化”
主张的一种较为表面的现象。摆脱通过输出学术思想、方法、概念而实
施的西方文化霸权，最终获得学术地位上的独立与平等，也未尝不是“本
土化”运动的一项合理动机。只是，稍有不慎，这种合理动机也有可能
演成一种狭隘的民族情绪，而借“本土化”之名宣泄。盲目排外是一种
国人曾经有过而且处于某种情态之下容易产生的冲动，这种冲动既非理
性，危害亦显彰，这里可以不论。我想指出的毋宁是另外两种“负面效
用”。第一种可以名之为“族属的本土化”。属于这一类的人认为中国
的历史、文化及各种社会问题，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有最真实的了解与
最真确的说明，所有外国的研究者无论怎样终是隔靴搔痒。这一类的看
法被R。Merton 概括地叫作“局内人说”（lnsider Doctrine），并予以
逻辑上的有力驳斥（转见金耀基，1982）。关于此类观点，这里也不拟
多谈，我只想指出，这种看法在我们周围就有，它貌似有理，实际不过
是狭隘民族心理的一种较为隐蔽的形式罢了。第二种“负面效用”来自
上面提到的“合理动机”本身，具体说即是把“本土化”主要理解为反
对文化殖民主义或所谓西方文化霸权这样一种情形。这里我想指出的
是，过多强调“本土化”的这一内涵，可能遮蔽包含其中的知识论问题。
而事实上，“本土化”运动不但应当是社会学的，同时也应当是哲学的
（最近读到台湾社会学家叶启政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在那里把“本土化”
理解为一种研究上的认知态度，而且明言“本土化”的“核心任务是哲
学的”（叶启政，1994），真是深得我心。从知识论的角度看，社会科
学移植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首先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这些理
论、学说、概念、范畴、方法、分类乃至术语都源于西方人的经验。这
里我所谓经验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它
是融合了特定历史、文化、价值和旨趣的积淀物，而由这里产生的知识
不可能是普遍的、恒定的，相反，它只可能是“地方性的”（C。Geertz
语）。指出这一点并非说只是源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如此，而是说所有关
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