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1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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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指出这一点并非说只是源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如此，而是说所有关
于社会的知识皆如此。换言之，并没有一种方法或程序能够保证人们通
过“纯客观”的观察而获得完全的“事实”进而达致普遍有效的真理。
这种真理观原本是科学主义的一种迷幻，人类知识发展的障碍，也是文
化殖民主义得以生存的一种条件。着眼于这一点，“本土化”的本义应
当就是关注己身经验，把一套关于社会的知识牢牢建立在此一经验的基
础之上。这一原则看似简单，实际包含一个复杂过程，它将引发一系列
不间断的省思、辨析和批判，因为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丢开已有的知识
体系去处理任何一种经验，而想要了解自己的经验又不能不借助于他人
的经验。这样，“本土化”同时也就包含了辨识知识之“地方性”的要
求。从建设性的方面来说，这种辨识乃是一种积极的和开放性的对话，


其目的不是排斥，而是了解以及在了解的基础上拓展不同人群共同拥有
的空间。这样一种“本土化”运动显然不是封闭的和排他的，它将一方
面同时容纳不同层次上的诸多目标，从社会调查方法的检验与改进到社
会科学知识范式的建构，另一方面吸收尽可能多的研究者，后者只是“浸
淫于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熟悉中国语言游戏及生活形式的学者”（高承
恕，1982），而不必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中国人。事实上，对于西方文
化霸权最深刻的反省和最有力的挑战首先来自于西方文化内部，而率先
检讨固有研究模式、自觉寻找能够说明中国经验之理论的努力往往也出
自西方学者，举我们熟知的例子就有比如美国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致力
于发掘中国考古材料的理论意义（张光直，1983，1986。尽管在上述“本
土化”理论框架里这种作法比较初级）、史家黄宗智由中国近代史上一
系列“悖论”现象入手探究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黄宗智，1992），以
及相当一批美国学者试图“从内部”来撰写中国历史（柯文，1989）。
应该说，这些学者的工作均程度不同地对社会科学中国化有所贡献。当
然，由于事实上从事于中国问题研究以及“浸淫于中国历史文化传承，
熟悉中国语言游戏及生活形式的学者”绝大多数只能是生活在中国的中
国学者，而且也只有他们对于本己文化负有特殊责任，“本土化”的中
坚就只能是他们。

把“本土化”理解为一项跨越国界、族属的全球性运动，还有助于
揭示这样一件事实，即社会科学（不管它起源如何）完全可以是人类共
有的一种知识体系，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并
非是要造就一种与现有社会科学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而是要通过对其
“普适性真理”的质疑、对其“地方性”特征的辨识以及对其隐含前提
的暴露和批判性省思，使融汇于本己经验。社会科学的传统将因此而更
新，它将从众多不同的经验中获得滋养而日益成熟，那时，“世界体系
中的范型分工”格局将彻底改善，不再是中心制造并输出知识，边陲对
中心亦步亦趋（萧新煌，1982），而是平等多元，大家共享充分的对话
与交流。就此而言，则“本土化”的意义又不只是向内来处理自身的经
验，同时也是向外去创新社会科学共同传统。自然，这是一项极高极远
的目标，而且，最终能否实现社会科学知识创新上的“大同世界”，我
也没有十足的信心。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作为一种认知态度
的“本土化”运动，不但有助于我们提高对自身的自觉与反省，且能够
促进知识的健康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来说，此时此地，“本土
化”不但必要而且可行。

上面的全部篇幅都用来讨论“本土化”问题，这当然不只是因为此
一问题本身的复杂与重要，事实上，前面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几乎所有
相关文献都没有谈所谓“规范化”问题，或至少是没有连同“本土化”
问题一道讨论“规范化”。也许对那些讨论者来说这是一个不甚相关的
问题。因此，如果我们在这里发现有足够的理由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
讨论，那就很可以表明当代中国问题的特殊之点了。

何谓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规范？在我看来，小至学术纪律、引证规则，
大至学术传承、学术道德和秩序，都可以包括在规范的概念里面，而所
谓“规范化”就是要建立学术纪律，确立学术秩序，从而保证知识的有
序增长，并使交谈成为可能。具体地说，它还包含有社会科学研究学术


化的意思。

在过去四十年里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因为受政治意识形态左右而
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学术的独立品格，同时由于长期闭关自守，这种意
识形态化的“社会科学”更显得陈腐过时。尽管最近十数年来完全封闭
的局面已经被打破，真正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正在恢复且已获得相当可
喜的进步，旧有之伪学术仍在全国范围内据有绝大势力。它们自说自话，
继续其伪问题的讨论，并且凭借手中的“学术”权力维持其自身的再生
产。这早已不是单纯的知识现象，因此也不是简单的知识增长所能改变
和消除。另一方面，在业已恢复的学术领域，同样存在自说自话的情形，
这主要是因为经过长时期的封闭，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既缺乏传承，
又没有对现今世界上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的通盘了解，其知识上的判断
因此容易以偏概全，其研究上的定位往往表现了太大的随意性和偶然
性。尽管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但这肯定是多数人的情况。而比这些更严
重的是，学术研究甫经恢复百废待兴的局面，给予学术上的投机者可乘
之机，这些人对于学术既缺乏虔敬之心，也无意于艰苦的学术劳作，他
们不过假学术以谋其私，甚至自觉地去追求知识权力。于是，从不惮其
烦地卖弄新概念到以各种形式公开或半公开的剽窃在这里早已屡见不
鲜，而缺乏一种公正、合理和有权威性的学术评判机制，则使得这类学
术上非道德现象无法得到有效遏制。凡此，皆是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化”
运动所欲解决的问题。

解决“规范化”问题从何入手？回答当然是应该由社会科学研究者
的自身实践开始。事实上，从那些已经提出的学术主张、已经开展的学
术活动和业已创办的学术刊物等方面看，“规范化”运动已经开始。在
学术刊物上建立正式的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通过书评开展严肃的学术批评（《中国书评》1994）不过是这场运动部
分可见的努力。这里，没有必要一一罗列“规范化”已有的表现及应有
的内容，我只想总括地指出，“规范化”在这里可以而且应当被简单理
解为对世界上既有学术成果的继受，这包括遵循已有之规范，全面了解
社会科学传统，掌握国际社会科学界通行的语言，尽管这些规范、传统
和语言基本上是经由西方社会科学家确定下来的。我们应该坦白承认，
西方社会科学家确实领先于我们；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种，源于西方
的社会科学比较我们已知的其他知识体系确能更好地说明发生在我们周
遭的事情，这当然不是因为这种知识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而
是因为这样一种“地方性知识”较之现有其他种种“地方性知识”具有
相对更大范围的有效性，而这至少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
西方社会科学建立于其中的文明在其成长过程曾经大量吸收当时人类已
有的文化成就，其知识体系本身经过长期提炼亦不失为一种认识社会的
有力工具，尤其是，它具有相当的明晰性和可操作性，因而，容易成为
理性的对象而为各种不同知识文化背景的人共同掌握和验证；其次，随
着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工业社会的全球性扩张，不同社会之间的同质性日
益增加，这意味着人类不同经验彼此接近乃至融汇的可能，也意味着原
本产生于西方人经验的知识体系有可能在更大范围里适用；再次，西方
社会科学家并不以说明己身经验为满足，他们也试图去说明其他人类的
经验，而在这样做时，他们并非一味强加于人，而是不断探索、反省，


希望尽可能“从内部”去了解他人的经验。在这方面，他们在哲学上的
深刻省思和人类学研究中的艰苦劳动尤其值得称赞。正因为有这样一种
开放的心胸和诚实的态度，同样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西方社会科学
就较少封闭、偏狭、神秘及其他缺点，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强调这样一种“规范性”似乎是在抵消“本土化”的意义。事实上，
只讲“规范性”确有可能促成我们竭力想要通过“本土化”运动予以消
除的种种现象。然而这种情形与其说是向我们表明了“鱼与熊掌不可兼
得”的两难境地，不如说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同时解决不同问题的有效途
径：通过学习先进来改善自身处境，以开放和健全的心态抵制狭隘的民
族主义和地域观念；通过不断反省批判地吸收域外理论，靠高度自觉来
防止对外国经验的盲从和生搬硬套。换言之，同时开展规范化运动和本
土化运动，保持二者之间适度的张力，乃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之
路。

以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而论，实现“规范化”不易，实现“本土化”
更难。然而这既不是我们放弃这些目标的理由，也不是我们等待“规范
化”之后再谈“本土化”的理由。我们现在就来着手这件事情，这表明
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自觉，有了这样一种自觉，则中国社会科学的
繁荣指日可待。我们今天在此讨论“规范化与本土化”问题，其意义也
在于此。

参考书目

杨国枢、文崇一：“序言”，《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
研究所，1982　年版。
萧新煌：“社会学中国化的结构问题：世界体系中的范型分工初探”，载同上书。
“旅美中国社会学家谈社会学中国化”，《社会学中国化》台北，巨流1986　年版。
高承恕：“社会科学‘中国化’之可能性及其意义”，《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82　年版。
金耀基：“社会学的中国化：一个社会知识论的问题”，载同上书。（以上五篇文章皆转

见《国外社会学》1993，3—4）。
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　年第三期。
甘阳：“中国社会研究本土化的开端”，载同上。
叶启政：“对社会研究‘本土化’主张的解读”，载同上。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　年版。

《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版。
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1992　年版。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版。


规范化与专业化

张静

（一）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与《中国书评》召集座谈，题曰：“社会科
学的规范化与本土化”，八十年代中期在港台国学界热过一阵的题目，
在中国大陆，似曾几番欲“热”，却终归未能热得起来。究其成因，以
我观之，大约同社会科学已有的传统（或曰惯例）及其面对的问题有关。
素有引导意识形态主流抱负的大陆社会科学，所要处理的问题主要不是
理解与解释（understanding　and　explain…ing）社会现象，而是寻找社
会应去的方向，这样一种角色定位谈不上“规范化”的问题，原因是不
存在这种需要。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逐渐失去了往日那种醉于理论
论战，引导当代思潮，指点万里江山的“霸主”地位，不再似往日那么
多人谈，那么多人听，那么多人看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社会科学“和
者”渐少，且日益专业化。社会科学在重新定位，寻找方向：它为何存
在？为谁存在？存在做何？一言以统之：什么是真正的社会科学、且又
能够生根、生长于中国？这种寻找一直持续至今。应当说，这是一项健
康的发展。

这种“寻找”中显现了两股代表性倾向，二者虽不能说完全针锋相
对，却可称是南辕北辙。一是坚定于国学者，感叹有学仁见异思迁，采
西方支离破碎的概念名词套于中国，其知识似无根的浮萍“接不上地
气”；＇1＇另一倾向执著于掌握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并坚持运用之讨论中
国社会现实，于是有大量西方政治学、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以及
社会学概念流行于学刊。这一倾向日益远离国学而去，不再理会“地气”
之说。

（二）

这两种倾向的知识论立场相异，所设问、所关注的论题相异，所运
用的观念与思维手段亦相异。可不可将倡国学者断为“本土化”之列，
而将倡西学者判为“规范化”之行呢？我以为不可。原因是传统国学中
的一部分（例如史学）确有多代积累的自行规范存在，而西学者中间亦
有若干作品是拾得西方零星数语，却延用过去习惯的“论战”之逻辑的。
而且，双方似都注重分析中国本土，这算不算是“本土化”呢？

实际上，“规范”与“本土”未必非处于矛盾的两极不可。因为社
会科学的主流规范、以及主流规范的评判权威们遍布于世界学术市场，
甚至于，对中国“本土”的研究也多在非中国“本土”的地方，中国学
者之作品，只是这一大市场中的一部分而已。中国学者可以自成一派，
自居一区，但如果要进入世界学术体系，如果要求“进去”之后以平等
的身份与其对话，就非得既具备“进去”的专业资格，又得掌握对“本
土”的真知识，两者缺一不可。除非你不想与世界对话，亦不指望影响
世界同仁，一句话，你不打算让中国人关于中国的知识成为世界、全人


类知识贡献的一部分。而如果中国学者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规范”
与“本土”都是必须的。

在我的理解中，“学术规范”的本质并非指一套不可更改的逻辑（否
则就没有世代以来的学术进步可言），它是通过专业认可的“入场券”。
“入场券”可以是蓝的、白的、红的，可以是承继马克思、韦伯、弗里
德曼、凯恩斯或者科斯，但是，倘若你要进入学术专业领域，就必须拿
出专业资格的证据来。它不一定是学位，不一定是一套计算机分析程序，
也不一定是轰动的社会效应和众多追随者，它是一套“做活”的规矩，
而且必须与学术界当下的认可相合。

做什么活都得有规矩，否则任何人无须训练都可随便做得，则学术
将大为贬值。规矩的作用是形成专业“围墙”（boundary）或称“界限”，
获得认可者，进来共事，否则，必被排斥在外，没有“人情”可言。这
种必须的傲慢，是专业质量的起码保证。一个合格的学术专家未必是一
个合格政治家或合格商人，各种角色所需技能不同，故而才各有各的标
准。一个学者不能车出合格零件，就必然通不过车工的专业资格测试。
道理都一样，每一种专业都有自己的围墙，“规矩”正是进入的门票。
“围墙”把守得严密，就可保证学术社区的专业化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