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1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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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和不同的“经济制度”，在经济分析中就相当于不同的“限制条件”，
在这些不同的限制条件下所得出的针对具体情况的“对策结论”，自然
也就是不同的。其次，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道德观、价值观（比
如不同的“平等”观，不同的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观念），也会
导致经济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不同的“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和不
同的经济制度），因为不同的价值观意味着个人或社会具有不同的偏好
目标，人们想要“最大化”那个一般性目标函数即所谓的“幸福”（“效
用函数”）具有不同的内容，决定着人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再者，社会
是分成利益集团的（有的情况可称为“阶级”），不同集团的利益是相
互冲突的，他们都可以利用经济学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捍卫自己的“阶
级利益”。就这一点而言，经济学与其他一些科学也没有什么差别，比
如人们既可以利用物理学原理造核电站服务于人类，也可以用同一些基
础理论来造原子弹杀害人类。当然，这不否定经济学家本身（特别是理
论经济学家）应该更多地超脱利益的纷争，更多地追求全社会的“共同
利益”，更好地执行“利益纠纷仲裁人”的职能（布坎南语），但即便
如此，经济学家自己要先明确，社会各方有着共同的利益，但不可避免
地存在着利益的冲突；经济制度改进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冲突各方的利益
更好地加以协调，防止因一方利益受到过多损害而导致激励不足或社会
动荡，使经济效率得以改进，使社会福利不断增加。
以这样的方式看待经济学，我想可以给经济学“现代化”、“中国
化”等等问题一个基本的解答，那不过就是学习与掌握一切人类已经发
展起来的经济科学基础理论，既包括西方人发展起来的也包括我们中国
人自己发展起来的种种理论与分析方法，把它们应用到中国的具体条件
中来，它们自然也就具有了“中国化”的特征。不应该有“有中国特色
的基础理论”，也不应该有“到处适用的实际对策”。
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
学”的基本内容是不可取的，我们可以“借鉴与运用”的只是那些具体
的分析工具与一些针对实际问题的政策分析（比如那些因政策观点分歧
而形成的各“流派”的种种政策主张）。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种“颠
倒了的”论点。在由西方人在最近一两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中，
对我们最有用、最应该认真学习的，恰恰是那些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基
础理论，那些“基本的”内容与方法；而西方人具体应用经济学理论来
分析某些国家、某种特殊历史发展阶段、某种特定文化背景而得出的某
些具体的结论、具体的政策、具体的作法（以及具体的“政策流派”），
“借鉴”时就得多想想我们面临的具体条件。如果我们掌握了基本理论
与方法，我们对我们自己所面对的各种具体条件肯定比“外人”更熟悉
得多，就可以自己来“应用”，得出适合于我们自己的“最优的”具体
结论，包括最适合于我们自己的具体制度安排、具体政策手段、具体发
展战略，并进而为经济科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本身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只有只学“皮毛”的东西而没有学好、掌握好基础理论，才会发生“照
搬西方”或“下错药”的问题，而且才会总是老去请别人来“当顾问”，
自己总也拿不出高明的办法。
实现了基础理论的一般化意义上的“现代化”和“与国际接轨”，
同时实现了具体应用意义上的“中国化”，我们中国经济学家才能以中
国特色的东西，为人类的共同财富经济科学，添加上更多新的东西。
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
——与樊纲先生商榷
崔之元
樊纲先生在《经济科学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再思考》一文中提出，“经
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
段性’、无‘阶级性’的”；因此，“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
＇1＇。
构建一种理论，追求其普遍性，是我所赞同的科学态度。但是追求
其普遍性，并不等于该理论已经有了普适性。在数学基础理论中，我们
还有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波兰学派等等，难道经济学家们比数学们还
更容易“团结在一个旗帜下”？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目前正处于深刻的“范式”
（paradigm）危机之中。所谓“范式”危机，即科学共同体成员迫于日
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不再共同接受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
＇2＇下面几个案例，足以展示这一“范式”危机的严重性。
案例1。“行为理性”的含混
樊纲先生将“行为理性”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
但是，西方经济学家已发现越来越多种的“偏好序”，根本不能够用效
用函数来表达，如“字典式偏好序”就是其一。不能用效用函数表达的
偏好序，自然也无从“最大化”。这给将“行为理性”等同于“效用最
大化”的所谓“基础理论”带来极大混乱。
案例2。微观基础的动摇
樊纲先生提到的另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基础理论，是“关于总需求与
总供给平衡关系的理论”，即“一般均衡理论”。但总需求函数是建立
在个人需求函数基础上的，而芝加哥大学新任校长的研究工作则证明，
对个人需求函数限制（如连续性、零阶齐次性等）并不对总需求函数构
成限制，意即“一般均衡理论”是没有“微观基础”的。＇3＇这一深刻研
究成果，已使不少经济学家改行，不再从事“一般均衡理论”的无效研
究。
案例3。科斯定理还是科斯谬误
樊纲先生提到的又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基础理论，是“关于制度形成
与演化的理论”。这自然使人想到他在其他论著中所推崇的科斯定理。
但是，“科斯定理”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著名的不完全信息经济学
创始人JosephStiglitz 教授（现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直呼“科斯定理”
为“科斯谬误”。＇4＇“机制设计”理论的创始人 Leonid Hurwicz 最近
证明，即使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假定下，科斯定理仍不成立；若要其成立，
则必须加以一个极强的限定，即人的偏好序均是“平行偏好”。＇5＇这一
最新证明，使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科斯定理最多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
复。
案例4。众多的“不可能性定理”
上述三个案例，已充分说明西方经济学家对“基础理论”莫衷一是。
更能反映“范式”危机的，还有近年来日益涌现的“不可能性定理”。
例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Bengt Holmstrom 是“委托——代理”理论的
创始人，却证明了一条“不可能性定理”，团队的“纳什”努力均衡、
帕累托最优和预算平衡三者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该“不可能性定理”
的深刻含义是，不仅有“代理人”的“败德”（moral hazard）问题，
还有“委托人”的“败德”问题。＇6＇进而，单靠狭义“经济人”的假定，
是不可能设计出最优激励机制的。
总之，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说明目前并无普适的，为人们
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对理论普遍性的追求，不可混同于认
定某理论已具有普遍性。因此，我们中国学者就不只有“应用”“基础
理论”的份儿，而且还有创造“基础理论”的任务。我相信，经济学基
础理论的百花齐放，正如数学基础理论的百花齐放一样，必将扩展我们
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想象力。只要我们勇敢面对现实中的重大新问题
（即经典“范式”中的“反常”现象），就有可能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
克服目前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上做出有世界意义
的贡献。
注释
＇1＇《中国书评》1995年5月号。
＇2＇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1983 年版。
＇3＇详见崔之元：《再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1995年2月号。
＇4＇Joseph Stiglitz，On the Economic Role of State， Basil Blackwell，1989。
＇5＇Leonid Hurwicz，“What is the Coase Theorem？”，Japan and World Economy，1995。
＇6＇见崔之元：《科斯定理：真知灼见还是同义反复》，载：《中国发展》，1994，1。
＇7＇ Bent Holmstrom，“ Moral Hazard in teams”，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82。
规范的张力与限度
许纪霖
关于学术的规范化和本土化问题，已经在中国学术界讨论多时。这
一讨论的发生学语境是不言而喻的，即在中国向世界开放，全球的知识
系统日趋一体化、同时又更加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学术研究如何在
与世界接轨的同时，逐步形成本国自身的风格、理论和学派。作为这场
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理论探讨，尽管已经涉及到一定的方面，但仍有一
些基本的问题尚未提出和解决，比如，所谓的学术规范究竟何指？有没
有一种通用于各学科、各学派的元规范？如果有，它究竟以什么样的方
式存在？如果没有，各学科、学派之间如何沟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
在规范化方面有何不同？学术的规范化是否是普遍的、必然的、绝对的
律令？有无例外？规范化作为一种现代学术的律令有没有自身的合理限
度？规范化与本土化各处于问题的哪一个层次？本土化的实现最有可能
在哪一个层面上突破？。。本文限于篇幅，只能集中讨论其中规范化方
面的问题，关于本土化问题，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有初步涉及，＇1＇至于
进一步的深入讨论，只能留待以后，作为另一篇文章的主题了。
一
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术规范究竟何指？在元话语层面是否存在着一个
学术规范？在本质主义受到当代哲学全面清算的今天，＇2＇也许这是一个
无法作出本质性回答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对这一问题加以
必要的理解和阐释。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在论述语言规则时，认为我们根本无法为语言活
动下定义，因为语言作为一种游戏没有其固定不变的性质，各种语言游
戏之间只有“家庭类似”的特点，不同的游戏就有不同的规则。规则是
无法言说的，只有通过参与游戏活动本身，我们才能体验到什么是游戏
的规则，规则正是在游戏过程中才得以自我呈现。＇3＇
从语言学的角度说，学术活动可以说也是一种高级的、人工的语言
游戏，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它不可能有一种共同的本质，我们只能
以一种“家族类似”的方式来理解它。与此相联系，学术规范也是无法
脱离具体的学术过程抽象地加以理解或概括，规范总是具体的，总是与
一定的学科或范式相联系。各种学科或范式的规范在性质上也是一种“家
族类似”，我们无法在实质的意义上确定一个普遍的、必然的、绝对的
学术规范。这情形正如球类竞赛规则一样，各种球类游戏都有自己不同
的竞赛规则，而且有些规则都呈现出一种“家族类似”的性质，但是并
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球类竞赛元规则。
不过，关于这一问题，在当代西方学界，无论是英美哲学还是欧陆
哲学仍然是一个分歧很大的问题。在英美科学哲学领域，在有没有科学
进步的元标准问题上，一直形成两种意见。波普、拉卡托斯尽管反对传
统的证实主义原则，持一种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立场，但他们仍然认为
元标准是存在的，波普将它定位于理论的可否证度，而拉卡托斯则认为
可以根据与科学史或标准的科学实践活动的符合程度加以判定。而库
恩、费耶尔本德这些科学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则坚持元规范的虚
妄性。他们认为各种相互竞争的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纯粹取决于人们非理性的选择，费耶尔本德甚至提出“怎
么都行”的相对主义口号。＇4＇在欧陆哲学内部，德国的哈贝马斯与法国
的利奥塔就有没有哲学的元话语和元叙事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哈
贝马斯为了捍卫现代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坚持将交往理性作为一切
语言活动的元准则，而利奥塔则以为，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发展到当代
在范式上是不可通约的，那种整体主义的元话语、元叙事将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只能是不同范式的局域性话语。＇5＇
这些一流思想家究竟孰是孰非，是一个也许永远不可能确切有答案
的形而上的问题，自然不是我们这里能简单解决的。从我们所讨论的特
定问题来说，只能这样说，在后现代哲学文化语境之下，不可能有一个
跨越不同学科或不同范式的、适用于所有时间和领域的实质意义上的元
规范。在元规范的问题上，我们只能同意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以一种“家
族类似”的特征来描述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这一点，将成为我们
接下去讨论问题的基本理论预设。
二
既然那种实质性的、整体性的元规范不复存在，那么，我们所指称
的学术规范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正如前述，规范总是具体
的、局域性的，它不是一种独立的、自恰的存在；规范总是与一定学科
或范式相联系。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学说表明，“科学研究纲
领”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范式，分为硬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其中硬核部
分，除了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之外，就是该范式特有的方法、规范、范例
等等。＇6＇另一位美国科学哲学家拉雷·劳丹（ Larry Laudan）也有类似
的观点。他认为一定的研究规范是与一定的“研究传统”相联系的。所
谓“研究传统”不是个别的理论，而是一种理论的系列，或者说理论的
谱系，它是在长期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每个“研究传统”
都有其区别于其他“研究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信念、禁忌和规则、方法。
＇7＇拉卡托斯和劳丹都是以各自的理论话语丰富了库恩的范式理论，我们
可以从中看到，一定的学术规范总是从属于一定的学术范式，它同该范
式特定的形而上理论假设、禁忌系统一起，形成了信奉该范式的共同体
成员所必须遵守的公共规则。
维特根斯坦说过，遵守规则不是私人性的行为，规则总是具有公共
的、约定的，“当我遵守规则时，我不选择，我盲目地遵守规则。”＇8＇
这就意味着，对学术规范的遵守，是拥有某个共同范式的学术共同体的
公共行为，对于共同体全体成员来说，不是一个选择性的行为，而是不
得不服从的行为。因此，今天我们说中国学术界缺乏学术规范，或者说
要重建学术规范，首要的问题还不是学术规范本身，而是如何自觉地形
成学术研究的各种范式和学术共同体。正是因为我们在学术研究之中在
范式上缺乏自觉，缺乏学术传统的自明性归属，所以才无规范可言；即
使自认为有规范，也匮乏一定范式和共同体归属。
我想，只有中国的学术界在不同的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中组成不同的
学术共同体，并且形成多种范式的竞争，我们才能对自己的研究范式有
一种理论上的自觉，才能真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