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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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间组织，成员的联结是建立在自愿互益基础上的，。。”（页287）。
一方面，作者认为，在多元互动格局中存在着社团对政府层级结构
的依重和对官方整合的依重（页323—4）“中国现阶段的社团，由于其
半官半民性，则更贴近于政府，明确负有沟通和联结政府与民间的‘桥
梁和纽带’的作用，。。”（页313）另一方面，作者又说：“从功能分
析的角度，我们可以说中国社团组织的‘民间’色彩重于‘官方’色彩，
尽管在组织上它们大多表现为半官半民的性质。”（页129）
一方面，作者告诉我们：“社团是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实行间接
管理的产物。”（页277）“中国现阶段的社团组织大多是在政府行政力
量推动下建立的，。。”（页344）；另一方面，又说：社团管理功能的
产生并不是政府的有意作为，而只是无形中建立的（页298）。而且，“社
团管理功能的产生，是改革后政府为加强新形势下的社会控制与管理的
能力，附加给社团组织的一种外在的职能。”（页284）“。。无论是第
二纵向沟通渠道、横向联系网络还是纵横结合部，更多地是自下而上地
从民间的基础上建造的，。。”。（页314）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社团》作者在处理民间性与官方性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摆动，自然
与论述对象的复杂性有关。社团与政府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理想的连续谱
来表示。一极是政府，一极是社团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社团的官民特征
“比例”以及所发挥的主要功能，端赖于它在这一连续谱中所处的相对
位置。显然，不同的社团与政府处于不同的关系类型之中。有的社团直
接是政府机构的附属物，在人员、经费、物资、权力等方面，都依赖于
政府部门。有的社团则是从政府手中附带地承担一部分管理的功能，其
主要职能不在于此。有的社团则与管理功能根本不发生关系（所谓官方
社团、半官半民和民间社团的划分是也）。其次，即使在半官半民性质
的社团当中，情况亦非简单。从社团的组织方式来看，有的社团是政府
出于管理的需要，从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其领导成员、活动经费亦由
政府包揽，有时索性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像这样的社团，能否称之为
半官半民，其实是大可疑问的）；有的则更靠近民间社团，在组织起源
上，由民间基层发起，然后经历了自下而上的过程（聘请政府干部，接
受政府的领导等等）。在这两端之间，同样存在着许多程度不同的社团
组织（如果要细分的话，民办基础上的官方性与官办基础上的民间性也
是不同的）。显然，要概括如此错综复杂的社团现象，远非一件容易的
事情。
但是，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现象本身的复杂，而是这种摇摆使我们
产生了一个疑问：即作者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和使用的概念，能否有效地
处理复杂的社团现象？如上所说，作者使用的分析概念是“官方——半
官半民——民间”的三分法。从逻辑上说，“半官半民”有可能成为沟
通官民两极的中介，从而消除官民两极的对立（结构上的分离，价值或
利益上的冲突），由此揭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色。换句话说，这
一脉络内的“半官半民”特征强调的是一种“融合”关系。我们在上一
节便是基于此一理解来比较《社团》一书与怀特教授所作的研究的。然
而，《社团》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决不是明晰的。至少，在处理社团的
官方性与民间性关系的问题上，作者所作的与其说是将它们有机地结合
起来，不如说是力图将它们区分开来。这表明在（部分）作者的意识深
处，官方性与民间性依然是对立的，“半官半民”并未被视作国家与社
会关系的一个融合特征，而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暂时杂处罢了。
在“官方——半官半民——民间”分析策略运用上所表现出来的局
限，明显地制约了作者对中国社团与政府关系进行创造性分析的能力，
以及可能取得的成效。
（2）中国社团的发展趋势
作者认为，目前社团的半官半民的组织特性是双轨经济体制的直接
产物。“随着‘双轨制’的消失，这种半官半民性质的社团组织也会发
生变化。”（页336）因此它“不过是一种过渡形式”（页25）。这种
变化的总趋势是官方色彩渐渐减弱，民间特征逐步增强。用作者的话来
说：“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社团的一些过渡性的组织特征会随之发
生变化，社团的民间性质会逐步加强，其‘官办’特性会逐渐向‘官助’
转变。‘官助’与‘官办’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官助’意味着社团不
再由政府直接出面组织，不再通过‘挂靠’方式在行政上直接由政府部
门管理、在权力上间接地借助于政府部门、在人财物上与政府部门合一。
政府将在社团体制趋于成熟的条件下，把行政控制的方式逐渐转变为在
财政上尽量少地给予补贴，在政策上尽量多地给予支持，在管理上尽量
放权，让社团自己管理自己，并逐步将某些可以由社团承担的职能转移
给社团，实现由政府与社团共同担负的，行政与非行政手段相结合的社
会管理与控制。”（页345—6）
社团对国家（政府）的依附特征及机制究竟是暂时性的现象，还是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团制度？这是一个值得作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严格
地说，关于社团官民双重性变化趋势的任何论断，都必须建立在跨时段
的比较研究基础上。因此，我们这里谈的只是一般性的思考。）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其中一个重要的方
面是：在这种关系中那一方占据着重心的位置？（这通常表现为社会自
主性与政府自主性在程度上的反比关系。）因此，对未来中国国家与社
会关系变化的预测或评介，其实涉及到两个不同的问题：（1）国家与社
会关系的演变将趋向于何种方向？（2）这种演变能否达到这样的程度，
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从国家或政府为中
心的关系类型，转变为以社会为中心的关系类型？
第一个问题是相对于原有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而言的，这方面，大
家的认识比较一致，都认为改革过程中，社会领域空间在扩大（民间性
因素增长）；而且，在未来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
第二方面：这种趋势能否达致质的临界点？（许多市民社会论者，赞成
这一趋势假设，当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可选的价值取向）。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关系到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国特色
的理解。具体说来，它是一种过程特色，还是一种本质特色？所谓过程
特色，就是说，现阶段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由于
历史或其他原因，而呈现的暂时状态。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对国家的
依赖性将渐渐减弱，而自主性会逐渐增强，最后摆脱依附性，达致真正
的独立地位。所谓本质特色则是指，尽管改革过程中，社会空间在增大，
独立性因素在增长，但是无论怎样变化，这种独立性始终处于既有的关
系性质或框架之内，换言之，国家仍然处于这种关系的中心和主导地位。
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社团内部的分化现象将在改革过
程中进一步显突起来。其中，有的社团将完成从半官半民（或官方）性
质，向民间性（或民间性为主）社团的演化；但是，由此断言所有的社
团都会如此变化恐怕不当。必须将某些社团向民间性的转型与整个社会
结构中心的转移区分开来。与民间性趋向共存的另一种可能性是，尽管
社团的发展趋势很强劲，但是有的社团依然继续在人员和财政等方面保
持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并且从政府那里寻觅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也就是
说，社团的官民双重性并不是改革过程中暂时具有的特征，它很可能是
一种持久性的社会现象，并由此构成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色。考虑
到中国社会的文化和历史遗产，1949 年以后的社会结构，以及东亚地区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点，设想这一结构的可能性也许并非天方夜谈。［10］
由此看来，中国社团组织与政府关系问题的研究还大有文章可做。
三
在书评的最后部分，我们试图回答上一节遗留的问题，即为什么在
作者选择的方法框架内，无法处理社团半官半民特征的复杂性（由此导
致大量的彼此不相兼容的论述）？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化解
《社团》内在的逻辑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为社团研究的深入进行寻找
新的途径。
为了叙说的方便，我们不妨沿循《社团》一书的研究脉络，来诊断
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开篇阐叙了社团研究的重要性后，作者向我们说明了该研究关注
的三个理论问题：（1）怎样认识社团的性质和作用（页6）；（2）社团
发展与体系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页9）；（3）社团发展与组织体系现
代化的关系（页10）。这三个问题用研究疑问的方式表达出来，便是“这
些新兴的组织（指社团…引者注）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他们是一种什么
性质的组织，具有什么功能，为什么能够如此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经济生
活的诸多领域中；组织体系的新的分权和分工体制与他们的发展有什么
关系，他们是一种新的组织纽带和整合力量吗？他们有可能成为未来中
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变革乃至组织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坚力量吗？”（页5）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将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转化为经验层次上
可操作（验证）的具体命题？换言之，也就是在什么层次上将理论问题
与经验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由于作者提出的理论问题层次很高，其涉
盖面相当广泛。因此，在具体的研究操作过程中，便必须将研究的领域
或范围加以自觉的限定（研究人员所拥有的资金、时间、研究手段和人
力资源等也是显见的制约因素）。这种限定表现为一个渐渐逼近的选择
和排除过程，其繁约程度通常与研究课题本身的复杂性相关。但是，各
别研究无论怎样的不同，至少在两个方面是相同的，即（1）研究领域的
划定，和（2）分析单位的选择。这两个环节处理得恰当与否，直接影响
着研究目的的实现程度。
《社团》一书的作者在处理第一个环节方面，显然非常自觉。作者
首先根据现实的条件，决定采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个案法，将浙江省的
萧山市作为有代表性的典型社区（研究范围的空间或地域限定）。然后，
进行研究范围的问题限定。在书的导言部分，作者指出：“作为一个专
题研究，我们不可能回答有关社团发展和组织体系变迁的全部问题”，
所选定的研究“主要涉及改革与社团发展的关系及其特定问题”（页18—9）。
关于第二个方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正面的论述（笔者无法判断作
者们对此一问题的考虑程度）。但从全书的总体情形看，作者似乎将调
查社区中的所有社团作为分析和论述的基本单位，而不是社团中的某一
特殊类别。这种研究设计和对象的处理方式，即将性质和功能各不相同
的社团类型进行统合化处理，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改革与中国社团的关
系，我们认为是《社团》一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一定意
义上，甚至可以说，全书中出现的其他诸般问题无不与这一方法（论）
方面的缺陷紧密相关。
将社团现象整体作为论述单位，势必无法恰当地处理社团现象内部
的复杂性，从而减弱了理论研究应该具有的深度和逻辑力量。这里，核
心的见解可以简要地概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政府与社团的关系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并呈现不同的性质状
态。具体说来，不同类型的社团由于在成员来源、组织性质、具体功能、
与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等等方面存在着众多差异。由此，它们
在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承当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某种意
义上，这种差异不但反映了它们在目前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也在相
当程度上规定了其在未来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
其次，社团内部的这些差异特征应该提升到研究方法的高度来加以
把握。［11］也就是说，对社团进行类别化处理是讨论这种关系的合理
前提，而不应当眉毛胡子一把抓，把所有的社团都纳入同一个筐筐中来
处理。只有对社团进行前提性的类型区分，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性
的考察研究，才能真正揭示改革进程中社团与组织体系变革之间的关
系；才能发现（或找不到）突破改革瓶颈或避免入陷阱的关键；才能确
定什么样的社团能够（或不能）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变革乃
至组织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坚力量”（页5）。作者曾提及“社团的区域类
型比较在社团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页19），令人困惑的是：为什
么不进一步发问：（同一区域内）不同类别的社团之比较研究有什么意
义？（正是这一忽视产生了如此诸般的问题。）
质言之，为了回答作者提出的问题，研究或分析单位的选择不应该
定位于笼统的社团上，而应该“下降”一个层次，亦即基于不同类型的
社团组织。具体说来，这一分析单位的确定包括两个过程：第一，对改
革前就存在的社团和新兴出现的社团区别开来；其次，在新兴社团内部
进行科学、准确的分类。第一种区分的必要性是由研究问题本身规定的，
即新兴社团与改革的关系（页5）；第二种区分则为我们分析社团的不同
性质和功能、它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在新旧体制转化
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和能发挥的作用提供了可能。
遗憾的是，《社团》一书由于上面提及的问题，在处理这两个区分
方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缺陷。在第一个区分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自身
逻辑的不一致。作者显然迁就了所下的社团定义，将改革前存在的社团
与改革后出现的新兴社团进行混合包装。从研究逻辑上说，若要考察新
兴社团与改革的关系，那么将老社团排除在外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将后
者包括进来，既伤害了研究命题的准确性和清晰性，同时也无利于研究
目标的实现。在第二个区分方面，虽然作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功能、联
结纽带和民间性程度等）对社团进行较为详细的分类，而且这些分类也
确实很有意义。但是，这种分类并没有在整个研究设计中起到应有的作
用。对于作者来说，它并不具有特殊的研究方法意义，而只是作者对社
团现象加以总体性（因而也是一般性）概述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因此，
这种分类处理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研究潜力，由于作者所选择的视角和
分析单位定位的局限，而无法得以展现。
《社团》研究在方法上存在的这一微小缺陷，所造成的负面作用却
是很大的。它为作者制造了好多论述矛盾和难以协调的窘境，更为重要
的是，它使作者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设置了不该
有的障碍。
注释
［1］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虽然已经发表了许多的书籍和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