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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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第4 页）。对我们来说，模型中采用的一个经济学的标准假定也是
值得一提的，这就是，个人的行为目标是效用最大化。在模型中，个人
的效用取决于收入和努力两个因素，前者可以来自工资，也可以来自资
本的增值和利息。因此，这一假定的一个含义是，个人作为资本所有者，
有能力也有条件做出相关的决策，行使其所有权，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
目标。
《理论》的分析得到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在均衡状态下，个人将被
划分为四种职业。经营能力高、个人财富多的人成为企业家；经营能力
低、个人财富多的人成为纯粹资本所有者；经营能力高、个人财富少的
人成为管理者；经营能力低、个人财富少的人成为工人。用《理论》表
1。1 的符号（第8 页），这四类人可以分别用E、C、M 和Z 表示。在这四
类人中，C 和M 联合起来，形成另一类企业家：“联体企业家（jointen…terprene…ur）”（第146、193、211 页），就是说，二者联合之后
执行与E 类企业家相同的职能。对联体企业家的分析，使《理论》的正
式模型不仅适用于解释古典资本主义的业主制企业，而且可以进一步解
释股份公司的出现。从这样的角度研究股份公司，《理论》还得出了一
个含义深刻的结论，即，股份公司的特征不在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
而在于企业家身份的分解（第7 页）。
从《理论》的模型和结论中，我们首先可以引申出的一点启示是，
企业家的产生是经营能力和资本所有权结合的结果。现在，我们先沿着
这一线索，运用《理论》提供的概念框架，考察一下在现实中，民有资
本所有权如何能与经营能力结合，产生出企业家，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发
挥什么作用，然后再将国有资本和民有资本相比较，指出国有资本面临
的特殊问题。
2。民有资本所有权和经营能力结合的基本途径
民有资本所有权和经营能力结合的可能途径至少有以下几种：
（1）那些既拥有足够数额的资本又具备足够水平的经营能力的民有
资本所有者，通过直接拥有并经营企业，成为E 类企业家。为了进一步
的分析，我们把E 类企业家再分为两种（参见第138 页）：E1，他们自
己所有的资本足够满足其企业的资金需要；E2，他们自有的资本本身不
能满足企业的资金需要，但能满足企业外部融资的需要。
（2）经营能力较低的资本所有者中的一些人（称之为C1），或者由
于他们具有识别他人经营能力的能力，或者由于某种（偶然的或花费成
本的）原因，掌握了M 类人中某些人（M1）的经营能力的私人信息，他
们能足够准确地认定M1 的实际经营能力。这样，C1 就可以雇佣M1
［4］，
二者合作开办企业，成为联体企业家（不妨称之为C1M1）。为简单起见，
我们假定所有的C1M1 都和E2 一样，有外部融资的需要。
《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个人财富是公共信息，经营能力是私人信
息。在多数场合，《理论》假定，资本所有者了解他人的经营能力的唯
一途径是观察其个人财富。但在分析联体企业家的产生时，《理论》采
用了一个更为现实的假定，即，某些人可能比另一些人对某个人的经营
能力有较多的知识，同时，通过某些花费成本的交流活动也可以获得关
于某个人经营能力的某些不完全的知识（第191 页）。这样，就使C 类
资本所有者有可能在M 类人中发现自己可能的合作伙伴。
（3）经营能力较低的资本所有者中的另一些人（称之为C2）选择与
E2 或C1M1 合作，开办股份公司。C1 同意由E2 或C1M1 负责经营公司，自己
则享有普通股东的权益。
应当说明的是，《理论》的结论以表1。1 的方式（第8—9 页、第211—212 页）表述之后，C 类资本所有者与E 类企业家之间可能的合作关系
就不容易看出来了。实际上，在第三章中，这种合作关系是一个相当关
键的内容（详见第3。4、3。5 节，第133—144 页）当然，在第三章中，
《理论》所明确考虑的只是一种可能的借贷关系，而我的看法是，C 类资
本所有者与E 类及C1M1 类企业家之间也可以形成一种小股东与大股东的
关系。不过，小股东选择大股东的机制，与《理论》第三章中放款人选
择借款人的机制实质上是相同的。
（4）经营能力较低的资本所有者中的第三种人（称之为C3）选择与
（E2＋C2）或（C1M1＋C2）合作，但不是与之合股，而是借款给他们，成
为他们的公司的债权人。
这样，就所涉及的资本所有者而言，我们有三种可能的企业形式：
E1；（E2＋C2）＋C3；（C1M1＋C2）＋C3。所形成的企业家也有三种：E1；
（E2＋C2）；（C1M1＋C2）。
3。金融中介机构的意义
企业家产生于资本所有权与经营能力的结合，而结合的方式则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和经营能力这两种资源在人口中的分布格局，这是
从《理论》第4。7 节的例子（第196—197）中可以得到的一点启示。在
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这两种资源的分布格局如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
题。不过，粗略的看，至少有两个特点是比较显著的。其一，财富的分
布比较平均，而且，与做E 类或C1M1 类企业家的要求相比，大多数资本
所有者所拥有的资本数额是微不足道的。其二，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
由于法律上的和制度上的不健全，拥有较多资本但却缺乏经营能力的个
人更容易出现。利用法律和制度的缺陷获取财富的能力与真正的经营能
力或企业家能力不完全是一回事情。当然，纯粹从理论上考虑，假如改
革者能改变财富的分布格局，企业家的形成会更容易一些。但在实践中，
人为地改变财富分配格局，其成本之高经常使这种改变对社会来说变得
不值得。事实上，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贫富差距一直是一个制约条
件。如何在社会可容忍的范围内，以较小的贫富差距拉大换取较大的效
率提高，一直是决定改革和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研究企业
家产生的途径，应当将财富的分布格局视为在短期内是给定的。
两种资源分布格局的这些特点一方面决定了联体企业家的重要地
位，另一方面也决定了金融中介机构的重要地位。对E1 类企业家的形成，
金融中介机构无用武之地。但在另外两类企业家的形成过程中，金融机
构却可以充当C1、C2、C3 的角色。当然，一个金融机构不是作为一个而
是作为一批资本所有者的代理人，充当这三种角色。因此，财富分配较
为平均和个人拥有的资本额较小等特点，意味着金融机构的中介服务可
以较大幅度地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专业人才和知识的利用效率，获取来
自分工的利益。如果我们把充当这三种角色的金融机构分别称为I1、I2、
I3，我们就可以有另外四种派生形式的企业家：（E2＋I2）；（I1M1＋C2）；
（I1M1＋I2）；（C1M1＋I2）。大致来说，I3 是商业银行通常扮演的角色，
I1 和I2 则更多地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角色。其中I1 和I2 的区别类似于
现实中的战略性投资者与财务投资者的区别。
那么，金融机构从何而来？和普通工商企业一样，金融机构也既可
以由国有资本开办，也可以由民有资本开办。民有资本开办的金融机构
可以由上述第（2）、（3）、（4）三种途径产生。暂时撇开国有资本的
特殊问题不说，即使民有资本开办的金融机构，其行为能否符合效率原
则？显然，这是四种派生形式的企业家能否形成的关键。金融机构的行
为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重要的一个是它自身和C 类资本所有者的
关系，即它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C 类资本所有者利益的约束。前面
的分析已经表明，由上述第（2）、（3）、（4）三种途径所形成的企业
本身就可以是金融机构。因此，C 类资本所有者在金融机构中的地位可以
是C1，但主要是C2 和C3 两种。例如，存款人在银行中的地位是C3，投资
者在投资基金中的地位接近于C2。对于企业家的形成而言，金融监管的
意义之一就在于充分保护C2、C3 在金融机构中的利益，使之成为对金融
机构行为的有效约束，以保证其行为尽可能符合效率原则。在转轨时期，
金融机构在专业知识和信息上对C2、C3 的优势尤为显著，强化C2、C3 的
利益对金融机构的约束也显得尤为重要。当然，国有资本目前仍在金融
业中处于垄断地位。因此，金融机构要在企业家的形成中发挥作用，还
有待于国有资本所有者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
3。国有资本所有者的特殊问题
国有资本所有权如何与经营能力结合而产生出企业家，是一个更为
复杂的问题。不过，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如果国有资本所有者的行
为能接近民有资本所有者的行为，则国有资本配置的效率就可以接近民
有资本配置的效率，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路就可以走通。因此，核
心问题在于国有资本所有者的行为。如果国有资本所有者能象民有资本所有者一样行事，则前面所述的民有资本所有权与经营能力相结合的途
径对国有资本所有权也同样是敞开的。
国有资本所有者的行为问题与民有资本所有者的问题有不同之处。
民有资本所有者的行为障碍，是由于其可选行为的空间受到了人为的限
制，只要取消这些限制，民有资本所有者自己就会寻找与经营能力结合
的途径。国有资本所有者的行为障碍，不是由于其可选行为的空间受到
了人为的限制，而是由于，以现有的组织结构，它本身就没有作为资本
所有者参与市场交易的行为能力。这不仅是因为行政机关没有能力作为
行为规范的资本所有者参与市场交易，追求资本增值的最大化［5］而且，
我们也找不到哪个行政机关能行使国有资本所有者的全部权利，承（，） 担国
有资本所有者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现实的情况是，从中央到地方，众
多的政府部门都在行使属于国有资本所有者的权利，但没有一个部门能
承担相应的责任。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第二节结束时提出的问题：如何改变相关的制
度条件，消除资本所有者的行为障碍？
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
两项应作为企业改革重点的“配套改革”
按照一种通行的说法，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属于
与“企业改革”相区别的“配套改革”。但是，前面我们的分析所表明
的实际上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应成为企业改革的
重点内容。因为，资本所有者行为障碍，其实只是计划经济所留下来的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金融体制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公司制度的要求不相适
应的一种表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关系到图1 中交易①、②、③发
生的制度条件，金融体制改革则关系到交易④、⑤发生的制度条件，只
有通过改革改变这两种制度条件，资本所有者行为障碍问题才能解决，
企业家才能通过资本所有权与经营能力的结合而产生。由于国有资本在
金融中的地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又直接制约着金融体制改革。如
果这两项改革不能取得应有的进展，企业家缺位的问题就不能解决。没
有企业家，也就不会有真正的“企业”，企业改革要做的一切事情就都
只能由两种人来做：或者是政府行政机关，或者是内部人。
由此看来，“企业改革”与“配套改革”的区分的确有误导的作用。
实际上，企业改革要达到它的目标，其内容就应当是以公司化改制为中
心而组合起来的若干项“配套改革”。除了“配套改革”，“企业改革”
就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名词。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解决前面所述的国有资本所有
者的行为能力问题。为完成这一任务，改革需要在机构和规则两个方面
展开。
在机构方面，改革的任务是明确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主体。由于
国有制本身的性质，这一主体必然是一种“联合所有者”，即由一个行
政机关和至少一家企业组成。前者是“国家”的具体代表，后者是作为
资本所有者进入市场交易的主体。两者缺一不可。按照一种被广泛同意
的设计，前者称为国资委，后者称为国资公司。
在规则方面，改革的任务是为国资委和国资公司提供有效的激励和
约束，使这个“联体所有者”的行为尽可能接近于民有资本所有者的行
为。例如：
（Ⅰ）硬化国有资本所有者的预算约束，强化居民对其的监督。为
此，国有资产经营预算与公共财政预算要分离，二者间的拨款要受到代
表居民或纳税人利益的机构的严格监督。国有资本所有者不能不受监督
地借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从居民手中征集资金，弥补自己因经营亏损等原
因形成的资金缺口。
（Ⅱ）限制国资委及其成员的职能，使之摆脱社会经济管理职能，
专心于做“运动员”，而不兼做“裁判员”。
（Ⅲ）限制国资公司的资产组合，包括其资产中股权与债权的比重，
股权在企业间、行业间的分散程度，防止这些公司的控制者为追逐权利
而牺牲所有者的利益。
金融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是改变图1 中交易④、⑤发生的制度环境，
使上一节所述的民有资本所有权与经营能力的结合能顺利进行。这方面
的改革也包含机构和规则两方面的内容。
在机构方面，改革要有利于创造出竞争性的金融市场，改变几家国
有银行垄断融资渠道的局面。只有这样，民有资本所有者才能在企业家
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为此，一方面需要在国有银行之外发展非国有
银行及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另一方面需要加快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进
程。后者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解决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问题（参见张春霖，
1996）。
在规则方面，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比较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明确界
定并有效地保护民有资本所有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各类金融机构的行
为，使之尽可能接近效率原则的要求。
不难看出，展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实际上也
就是培育竞争有序的资本市场。
综上所述，我们用《理论》的概念框架、主要结论和分析方法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企业家问题，所得到的基本政策含义是，企业改革应
当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为重点，在机构和规则两方
面展开，促进竞争有序的资本市场的发育，解决资本所有者行为障碍的
问题。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理论》的理论基础，就可以发现，得到这样的
政策含义是很自然的。如《理论》所指出的，企业的契约理论的共旨就
在于，企业乃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第11 页）。换句话说，企业是各类
要素所有者在市场上发生的契约关系的产物。这正是企业的契约理论研
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对契约理论而言，企业的问题归根到底必
然会成为市场的问题，尤其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问题。《理论》
虽称为“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但其基本分析框架显然是契约理
论的。所以，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