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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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这可能是为什么现存的模型只考虑一个变量的原因。特别地，如汪
丁丁所指出的，将企业家能力并入生产函数是否能保持凸性假设是一个
问题。目前，我正在与他人合作改进这个模型，但我们的努力能否成功，
仍是一个未知数。
还应该指出的是，我的模型都是静态模型。如果考虑动态过程，就
涉及到人们如何从观测到信息（除财富外）修正对企业家能力的判断问
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张春霖博士从80 年代后期就开始研究企业理论，他的博士论文《企
业与市场组织》（1990 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在国内经济学界很有影响。
90—94 年他先后在牛津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做访问学者，读了大量的文
献，对现代企业理论比较熟悉。回国后他进入国家经贸委工作，从事企
业改革政策研究，发表了几篇很有分量的文章。他的书评不只是一篇书
评，可以说是对我的理论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发展和应用。他将中国国
有企业目前的治理结构特征概括为“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这是
很有创新意义的。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既不同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
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以内部人控制为特征的治理结构，也不同于传统
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性控制，可以说是过渡时期的特征。进一步，他将行
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的实质概括为“企业家缺位”，即企业中还没有
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无论内部经理人员，还是行政官员，都既不是资
本所有者，也不是资本所有者选定的利益代表，他们不可能为自己的决
策后果承担责任。而“企业家缺位”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所有者的行为
障碍。国有企业的资本一部分来自代表全体居民的国家，另一部分通过
银行来自居民个人储蓄。但无论居民作为整体还是个体都不具有作为所
有者的行为能力。居民作为整体，没有与国家谈判、签约和履行契约的
能力，因此不可能影响经营者的选择和投资决策。作为个体，居民在与
银行的交易中，国有银行出于绝对垄断地位，居民除把资本存入银行外，
几乎再无别的选择，银行的国有性质也使得居民没有必要考虑存款风
险，因而也没有兴趣关心银行的资金如何应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
有行政干预，我们得到只能是“劳动雇拥资本”的制度。行政干预可以
理解为对“劳动雇佣资本”的修正，类似于市场经济中以信贷分配取代
自由信贷。这种修正的实质是，行政机关决定哪些内部人可以按通行的
利率“雇佣”多少资本。但是，负责资金分配的行政官员并不是真正承
担风险的资本所有者，他们不可能象市场经济中的资本所有者一样把资
本的分配过程当作选择最有经营才能的经营者的机制。这就造成了“企
业家缺位”。
张春霖文章的第三节在简要地概述我书中的主要结论之后，提出了
使民有资本与经营能力结合的几种途径。特别值一提的是，他分析了中
国目前资本分布格局的两个特点：一是财富的分配比较平均，大多数资
本所有者拥有的资本数额是微不足道的；二是在经济转轨时期，由法律
上的和制度上的不健全，拥有较多资本但无经营能力的个人更容易出现
（如他所说，利用制度上的漏洞取得财富与真正的企业家能力不完全是
一回事）。这两个特点一方面决定联体企业家的主要地位，另一方面也
决定了金融中介机构的重要地位。他强调，金融机构的中介服务可以较
大的节约交易成本，提供专业人才和知识的利用率，获得来自分工的利
益。
张春霖文章的第四节分析了如何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解决国
有资本所有者的行为障碍问题。在有些方面，我与他的主张是一致的或
相近的。不过，我对国有制比他更没有信心。当然，我们之间在这一点
上的差别可能主要不是来自认识上的，而是来自各自工作性质的差别，
他在政府部门工作，考虑建设性的意见多一些。我在学校工作，扮演一
个批评者的角色也许更为恰当。
张春霖文章的最后一节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经济学理论的“制
造商”与“用户”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理论与实际结合不好的原因既
有“制造商”方面的，也有“客户”方面的。我多同意这一点。不过，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过去批评“理论脱离实际”多，而对决策者应用理
论的能力强调不够。经济学家有权利发展各种理论，至于如何用理论指
导实际，主要是决策者的事情。身处高位的决策者应该多扪心自问自己
有没有识别不同理论的应用价值的能力，而不应该动辄批评经济家“胡
说八道”。理论就象一张交通地图，拿着地图走错路大概是你自己的问
题。另外，理论有它自身的逻辑，经济家要追求理论的完美性和彻底性，
过分强调理论服务于现实必然损害理论的发展。当然，经济学家也要对
现实经济问题有一个好的直感。
张曙光教授是国内知名的、非常受年轻经济学者尊敬的老一代经济
学家。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在成长过程中从他的著作中受益匪浅。他能
为我的书写书评，使我感到非常荣幸。他的书评的第一节在概述企业理
论发展史的基础上评述了我的理论；第二节讨论了与我书中的观点有关
的几个理论问题；第三节讨论了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问题。这里，我仅
就他在第二节提出的几个理论问题作点评论。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产权与交易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想强调
以下几点。首先，如张曙光教授在书评中所指出的，产权和交易是同一
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交易是产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产权本身就包
含了交易权，没有交易权不能称为真正的产权，至多只能是不完全的产
权。另一方面，只要有产权存在，交易就会出现，交易只能是产权的交
易，离开产权谈交易是没有意义的。其次，书评中提到盛洪博士多次转
述的科斯“交易高于产权”的论点，我想，如科斯真是这样讲的，我们
也只能联系上下文理解，大概只能是“在这个意义上，交易高于产权”，
否则，一般地说“交易高于产权”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大概是“如果允许交易，产权就会出现，并且，交易是实现产权最优分
配的一种手段；如果不允许交易，产权是没有意义的”。但在这个意义
上理解“交易高于产权”，与我们在第一点中说的“交易和产权是同一
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允许交易，就等于承认产权。
当然，这里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实际上的产权与名义上的产权的区别。
在如中国目前这样的变革过程中，有权交易的人在名义上可能并没有产
权，但这里的问题只是实际上的产权没有在法律上明确界定（或交易者
只是所有者的代理人），而不能说不存在产权。进一步，从不允许交易
到允许交易可以理解为产权本身的变革，否则，如何理解交易权被一些
人拥有而不被另一些人拥有？概括起来说，“交易高于产权”这样的话
只能在讨论问题时在某种意义上讲，把它抽象为一个命题在理论上是误
导的，不论这样的命题是由科斯提出，还是盛洪自己提出的。
进一步，在涉及到企业制度的问题上，有必要把财产所有权
（property rights）与企业所有权（ownership of the firm）加以区
别，这就是我想强调的第三点。当我们把企业理解为“契约”时，我们
实际上是把企业看作人们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市场也是人们交易
产权的一种方式）。财产所有权是指对财产的使用权、处置权（包括交
易权）和收益权；企业所有权一般定义为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当人们
通过企业这种方式交易产权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谁拥有剩余索取权和
控制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财产所有权是交易的前提，企业
所有权是交易的结果。进一步，企业所有权只是一简化的说法，事实上，
企业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剩余索取者和控制者，存在的只是什么情况下什
么人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将资本所有者定义为企业
所有者本身是不正确的，正如马克思批评的将金银定义为贷币是不正确
的一样。如果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的所有者，那只是因为资本所有者更
适合做企业所有者，因而是交易的结果，而不是因为资本所有者天生就
是企业所有者。这一点正是我的论文想要证明的。说股东是企业所有者，
债权人不是企业所有者，也是一种简化的说法，严格地讲是不准确的。
较为准确的说法是，在企业处于正常运行时，股东是所有者，而当企业
处于破产状态时，债权人是所有者。即使这个说法也不完全准确，因为
它没有考虑工人和经理以及客户和供应商。经济学家发现难以界定企业
边界的原因就在这里。再进一步，因为企业成员之间的交易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象市场上买东西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准确地界定什么情况
下准是企业所有者也是很困难的。比如说，理论上讲，正常情况下股东
是企业所有者，企业如何运转是股东的事情，与债权人无关，正常情况
下企业如何运转影响非正常情况（破产）出现的概率，比如说，破产往
往是由不恰当的投资造成的，因此，债权人不可能不关心企业如何运转。
债务合同中通常附加有关企业投资方向的限制条款以及债权人对重大资
产变动有发言权的条款的原因就在这里。法律一般规定股息支出不能超
过利润结余的道理也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给定其他情况相同，负债越
高的企业受债权人干预越大的原因所在（日本企业中债权人的权力大于
美国企业中债权人的权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企业的负债率远高于美
国企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企业所有权的边界是模糊的。但
是，企业所有权边界是模糊的并不等于导致企业出现的财产所有权边界
也是模糊的。林毅夫教授说产权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硬
预算约束。如果他说的产权是指财产所有权，那么，他的说法在逻辑上
是不成立的，也不符合事实。如果他说的产权是指企业所有权，那么，
他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硬预算约束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指对企业的盈
亏承担责任，那么，对所有者来说，预算约束从来都是硬的（当然“硬”
是一个相对概念）。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只能由中国自己承担，美国不
可能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负责；意大利国有企业的亏损只能由意大利
自己承担，中国不可能对意大利国有企业的亏损负责。如果林毅夫说的
“硬预算约束”是指让企业内部成员（工人和经理）对企业的亏损负责，
那么，他事实上已经把企业所有权由国家转给工人和经理了，国家充其
量不过是一个债权人。如果所有权不重要，为什么要把所有权转给工人
和经理呢？如果工人和经理索取剩余，而国家承担资产风险，我们就走
到了地地道道的“劳动雇佣资本”的体制。
从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监督看，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从一开始就
是所有权的改革。这个观点贯穿在我书中的四个附录中。张曙光教授说
我“主要着眼于考察产权关系的变革，没有同时注意从契约关系调整加
以分析”，这是一个误解。
张曙光教授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企业制度发展的三种形式和三
个阶段。他将古典资本主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后现代式企业制度”
作为企业制度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三种形式。如他所说的，“后现代式企
业制度”是他自己定义的，目的在于说明“管理者分享部分剩余”、从
而管理者“具有了企业所有者和财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这种现象。他
认为，表面上看，这与资本家出任管理者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这
里存在着一个反向过程”：“不是委托权选择代理人，而是代理人变成
委托权；不是委托权的初次分配，而是委托权的重新分配；不是资本雇
拥劳动，而是劳动雇佣资本”。他认为，我的理论可以解释前两种企业
制度，但无法解释第三种企业制度。现在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管理者分享部分剩余是股份制企业的题中应有
之义，这一点我在书中的第4 章中已经强调过，也是委托一代理理论的
基本结论，这里不再多说。我理解，张曙光教授心目中的“后现代式企
业”主要指苹果电脑（Apple）、康柏（…paq）、数字设备公司（DEC）
这样一些高科技企业。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高科技企业是如何发
展起来的。谈到高科技企业，不能不提到风险资本（venturecapital），
风险资本就是为那些有想法但缺乏资本的人准备的，可以看作是“新的、
年轻的企业家寻求快速增长的早期融资工具”（early…stage financingof new andyoung panies seeking to growrapidly）风险资本可能
来自老的富有的家族、个人，也可能来自私人合伙公司或大的机构投资
者。设想你心中有一个想法（如新产品），你预期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
想法，如果进入市场，有大利可图，但你没有足够的资本开始你的事业。
如果你去银行借钱，即使你说的头头是道，你大概也只能失望而归。你
要走的第一步是倾其全部私人储蓄并将自己的房产全部抵押给银行得到
一点抵押贷款，然后带着你的想法和计划去找风险资本企业。风险资本
企业会有专职人员仔细听取你的想法，审查你的计划书，并确信你确实
是倾其家产于你的想法，因为这是你对你的事业的信心的表现。平均来
说，你大概有2％的可能性说服风险资本企业向你提供资金。假定你成功
了，风险资本企业同意向你的企业注入资金。作为回报，你必须把企业
的部分所有权交给风险资本家，必须接受风险资本企业的代表进入董事
会。风险资本企业当然不一定要求在董事会中占绝对多数，但这依赖于
他们注入的资金的多少和企业成熟到什么程度。但无论是否占绝对多
数，风险资本企业不会是哑巴董事。你变成董事会聘任的经理（当然也
是内部股东和董事）。因为企业的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你的努力，为了
使你努力工作，风险资本企业不大会同意支付你多高的工资，你的收入
主要依赖于企业成功后股票的升值。如果企业失败了，你什么也得不到，
因为风险资本企业购买的实际上是有投票权的优先股，在企业失败的情
况下剩余资产全归风险资本企业所有，如果企业成功地活到公开上市，
这些优先股自动转换为普通股。即使这样，风险资本企业也很少会一次
性地提供给你企业所需的全部资本。在每一阶段，他们只提供你足够走
到下一阶段的资本，然后再考虑是否注入所需的新资金。如果企业在第
一阶段成功了，制造出了样品，为了进行试生产和市场销售，企业需要
更多的资金。如果风险资本企业认为是值得的，再注入新的资金，风险
资本企业在总股本中的比例上升，在董事会中的位置增加。如果第一阶
段没有成功，风险资本企业可能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