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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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部分。它依赖于“自由”，即学术的自由探索和理论的自由竞争。而
自由与规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存在着公正的秩序，才能保证学术
自由不是若干个人的，而是全社会的。
既然要自由地探索，就会有学术上的分歧以至冲突，解决的方法，
就是学术讨论、争论以至竞争。具体的形式，就是批评与反批评，理论
的挑战与应战。批评的意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向另一种理论的挑战，对
于被批评者来说，批评可以使得他思考得更为周密，理论表述更为无懈
可击，更可以激发他对自己理论的拓展。因此批评与反批评做为一种制
度，对于学术发展的促进作用，要高于任何个人。
但若要批评与反批评的制度发挥作用，就必须有恰当的规则，否则
批评与反批评就不会达成上述的积极后果。一个不太好的倾向，就是将
学术意识形态化。所谓意识形态，就是对一种主张的简化的表述，它可
以帮助大众理解相对复杂的理论和政治主张。但意识形态的形式不易引
入学术讨论中。因为学术讨论需要的是细密的分析，而简化的表述会忽
略许多概念的细微区别，掩盖问题的复杂性，损害学术研究的质量。更
为严重的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往往年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将意识形态
的因素引入，就相当于将政治因素引入。我们知道，一旦如此，就很难
有公正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了。
因此我们一直主张，要小心谨慎地将学术与意识形态分开，推而广
之，要避免将学术之外的因素引入到学术领域。在学术批评中，我们主
张第一不要怀疑对方的动机，第二不要怀疑对方的智力。一个理论，只
接受两种形式的批判，一是逻辑批判，一是经验批判。在此之外的所谓
批评，只能被认为是对学术讨论的干扰。当然，这样的主张和原则，目
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并且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法官强制大家这样做。
因此自律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还自称是知识分子的话。
社会科学与学者志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王焱
1917 年11 月，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应一个学生团体的邀请，在
慕尼黑发表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著名演讲。八十年过去了，今天
的社会科学，已经远非韦伯时代的规模面目可比，然而韦伯的这篇演讲，
却依然以其深邃的思想力量而跻身二十世纪的经典著作之林。
韦伯不仅仅是当时德国渊深博大的学术大师，同时又以非凡的政治
远见与洞察力蜚声于政坛，以致后人曾经慨叹，韦伯最终未能投身于政
界，乃是德国人最大的不幸。他一生出入于学术与政治两界，一日之内，
乍冷乍寒，却能严格把握住两者之间的分际所在。当时的德国在欧洲列
强中还处于后进地位，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艰难竭蹶，民众情绪躁动不安，
德意志民族的头顶上正乌云密布。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韦伯却没有论
及听众最关心的政治问题，反而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态度，探讨了作为理
性化时代的知识类型，社会科学能否成为满足人们终极关切的志业问
题。这就涉及到杜会科学的政治与伦理意涵。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系统，同时也可以视为一
种社会建制。
社会科学是伴随着近代社会一起诞生的。它为自身取得自主性的制
度背景，则是大学渐次摆脱中世纪教会的监控，成为独立的知识堡垒。
而在德国，直至1870 年，作为普鲁士科学院院长和柏林大学校长双重身
份的科学家杜布瓦—雷蒙（Dubois－Reymond）还在演讲中说：“柏林大
学，依着我们的建校目的说，就是索朋霍伦王朝的王家思想卫队。”迄
于韦伯时代，德国的大学依然处于依附政治的附庸地位。韦伯为此在报
刊上发表了不少讨论德国大学问题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里指出，俾斯
麦“使德国强大，但使德国人矮化”的强权政治下，不仅德国人失去了
公民的自重，以及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即使大学的成员在政治权力面
前，也无法维持知识独立，他们失去了担当学术角色的尊严感与责任感。
为此，韦伯在他的演讲中力图为社会科学确立两项学术规范：一、社会
科学家为世界祛除巫魅的权利不受约制。二、学者没有牺牲理智的权利。
前者要求学术在建制方面的独立，后者则是对学者人格的内在规范。
社会科学由于它所具有的理性化品格，天然就预设了一个开放的、
理性的社会，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科学才能够得到长足的发
展。反之，我们也能以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开放与
理性化程度的标尺。
将近二十年前，走向开放之路的中国开始了对现代社会科学的重建
与引进。那个时候，这一新生的社会科学在建制方面，依然不过是金字
塔型政治体制的一种延伸，而在知识方面，则不得不依附于主流的意识
形态。晚近的经济改革，对于学术而言，虽然具有化解僵化意识形态的
作用，却又产生了一种商业性的拉力。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在社会
世界中依然缺乏驻足之地。处于这一背景下，《中国书评》作为《中国
杜会科学》的姊妹刊起自民间，以刊发社会科学学术书评为主，标举“提
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评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的宗旨，引
起了学术界的瞩目。这一现象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借用清代学者章学
诚的话来说：“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
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也。”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书评》选集，邓正来兄命我略缀数语，
以附骥尾，援引韦伯旧事，兼志所感，聊以应命。
祝贺《中国书评》选集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汪晖
听说《中国书评》选集在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感到高兴。《中
国书评》创刊的时间并不长，但已有一定影响。概括地说，这份刊物有
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这是一份学术书评杂志。国内的书评杂志以及报
纸的书评专栏已经不少，其中以《读书》影响最大，历史最长。《读书》
的宗旨是“以书为中心的文化评论”刊物，因此，虽然它也发表若干书
评，但评介的并不都是学术书籍，也更多地注重思想的阐发和提出问题。
《中国书评》则以学术著作的评论为中心，强调学术的规范性和学术评
价，在这方面，它不仅有自己的明确定位，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第二，《中国书评》注重学术规范，注重在东、西方学术的沟通。进入
九十年代以来，先有《学人》讨论学术史研究，后有《中国社会科学季
刊》倡导学术规范，论题虽有所不同，但都注重学术规范和学术制度的
建设。关于学术规范以及学术规范的本土化问题，知识界有许多不同的
看法，也应该展开讨论。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学术界的学术评价与大
学、研究机构的学术制度明显地存在分歧和差异。许多学术刊物，特别
是学报，没有完善的审稿机制，学术界也没有必要的书评习惯。加之有
些报刊、出版机构和作者喜欢市场操作，无原则吹捧。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民间的学术书评刊物，对各种学术著作进行评论，对于完善和改进
中国的学术评价机制是很重要的。我希望有更多书评刊物出现，也希望
现有的学报能够普遍地开设书评栏目。第三，作为一个学术书评杂志，
《中国书评》发表了一批年轻学人的书评文章，他们视野开阔，有相当
的学术训练，从而使得这份刊物的质量得到了保证。
我希望《中国书评》能够长久地办下去，为中国的学术事业作出更
多的贡献。值此选集出版之际，写上几句，以表祝贺。
让问题在讨论中推进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王炜
《中国书评》在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出了十期，就像大家所说的，
对那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的建
立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一段时间，在《书评》中，编作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现
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建立的问题的关注。在我看来，其实学术
规范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独立的问题，学术活动是人的社会活动之一，
其规范不可能不与社会的其他规范有关联。比如，剽窃，其实与偷窃在
道德层面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经常说的，学术与政治分离，但就是在学
术规范比较健全的西方，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我的意见是，说学术规范，
不要带有绝对、普通、单一的观念来设计。学术活动就是与其他人类社
会活动有关联的经历，其规范也是与其他社会规范有复杂关联的。
学术规范是自然生成的，这观点大都可接受，现在大概没有人设想
要立一套规范让别人接受，似乎也不可能。但是这样一来，带来的问题
是，会有不同的规范，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派，不同立场、角度，尤
其说到一些细节。我想，规范是否也有多样性问题？也有宽容问题？那
么宽容的限度有吗？是什么？往常理解，规范就是一种普适的东西，不
可多样，而是标准化，那么怎样解决这种矛盾？
《中国书评》就是在这种讨论中生成，并产生影响的，她的复刊，
会带来新的推动力量。问题不一定是要在有结论的意义上的解决，而是
在讨论中推进。
《中国书评》的新起点
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
《中国书评》出版虽然时间不长，但面世以来，引起了各方面的关
注，尤其在学术界发挥着重要意义，它对学术规范的建立，重要的社会
研究——包括对国外社会的研究的引进——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它涵
盖面大，冲击力强，所引起学术研讨比较激烈，可以说，它是九十年代
具有巨大推动作用，最有影响的学术刊物。
《中国书评》有一个特点：它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专业，而是对整
个政治科学、人文、社会研究有一个总体把握，包括思潮或学术流向问
题。《中国书评》从1994 年建刊到现在已有很大的变化，《中国书评》
起初反映九十年代初一些社会科学问题，包括大家思考的一些问题。而
到现在，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其中包括思潮发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中国书评》的复刊，也要有一个新的考虑、
新的姿态和新的研究方法。从而找到《中国书评》办刊的切入点。九十
年代初《中国书评》注重学术规范的建立问题，而到现在这个问题是不
是还是那么突出，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从这个角度提出和大家一起讨
论，切磋。以便找到今后《中国书评》的发展姿态，并找到其发展的方
向。
序言：建立中国的学术传统
邓正来
自七十年代末始，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推进，按照沃勒斯坦等
认识西方社会科学制度化的知识理路，我们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认为中
国生活世界中的场域分割在意识或不意识的境况下也相继展开，而其间
最为重要的标示即是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和社会场域之间的边界在与历
史安排的互动和与当下各种情势的应对过程中不断明确。这当然是在对
发生在生活世界的这种分割所隐含的预设以及这种分割本身不予追究的
前提下达致的一种判断，但是如果我们暂且不对它们进行检讨，而是将
现实经验层面的这种分割置于“现代性”的背景中来审视，那么我们就
至少可以认为，这一不断展开而且还将持续展开的“分割”，不仅对前
此的政治经济社会统合为一体的生活世界安排构成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
称之为“革命性”的冲击，因为它会在确定彼此边界的过程中形成各种
具有“自主性”意义的资源和资本，而这些资源和资本将转化成不同场
域的行动者提出各种诉求的基础，进而有可能在制度和结构层面引发政
治安排、经济制度以及社会规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根本性变化。这里需要
指出的是，对此一具有“革命性”冲击的场域分割构成支配作用的乃是
以“现代性”为基础的认识世界的社会科学知识图式，而且更为重要的
是，这种知识图式还在与社会实践进行互动这一更为深刻的过程中逐渐
改变了国人原来认识和理解生活世界的图式，并在此一基础上经由知识
生产结构的安排而使这类知识图式得以按制度化的方式进行生产：我们
必须承认，这种制度化的知识图式——亦即相应的以经济学、政治学和
社会学为核心的中国社会科学——在九十年代初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知识图式转换过程中的
产物，同时也是促进此一知识图式转换并力图强化此一转换的极为重要
的制度性空间之一，因为它的宗旨之一就是主张“提升中国社会科学”。
然而毋庸置疑，通过直接生产这种社会科学知识而力图建构起中国学术
传统的努力，从逻辑的角度上看，至少忽略了对建构什么样的学术传统
——亦即学术传统建构的方向——这个问题进行追问，而这个问题涉及
到对这类知识图式赖以为基的认识论、方法论乃至意识形态的反思，涉
及到对知识类型及其之间的关系的审视，更涉及到对这种社会科学的植
入和制度化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变化之间关系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一言
以蔽之，它涉及到社会科学规范化和本土化的问题。
显而易见，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需要相对集中地对反映了既有的
知识和盛行的学术趋向的学术论著进行专门的评论或批判，需要相对集
中地对社会科学规范化和本土化等问题展开研讨，而这就需要有一个相
对独立于知识生产又与知识紧密相关的公共性的制度性空间以及立足以
其上的学术批评为支撑，因为这些问题的特性就在于它们一方面是以学
术共同体的建构和存在为基础的，而另一方面关于这些问题又不存在先
验且可以为人们视为当然的定论；应合着这种关于如何建构中国学术传
统的思考，以“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评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
要求”为唯一宗旨的《中国书评》，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姊妹
刊物以完全独立的方式于1994 年出版了。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建立《中国书评》这个批判性公共空间的考虑，
关键之处并不在于谁有资格或谁有权力为知识共同体“立法”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一是以某些人拥有排他性发言或“讨论”的空间或
特权为前提的，二是以非知识共同体成员“规范”知识生产为前提的，
然而作为纯学术的书评刊物，《中国书评》以完全独立的方式（并不意
味着与其他场域的规则不存在互动关系）出版，其本身就消解了上述两
个前提；也因此，建立《中国书评》这个制度性公共空间的考虑，其关
键之处毋宁在于主张，作为知识共同体的一员有权利和有资格参与其所
在的知识共同体的“立法”过程，有权利和有资格就知识共同体制定什
么样的“法律”问题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只有在互相交流、讨
论和批判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为知识共同体所接受的知识生产规
范；尽管这种知识生产的规范不仅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