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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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到底有多少人是从那个阶层或群体本身出身的？有多少是从另一个阶
层或群体出身的？这些社会地位的迁移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比如，《分
层与流动》中指出家庭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家庭
被视为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的关系被社会重视。由
于家庭家族被重视，结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犯上，株连九族，
满门抄斩。”遗憾的是，除了阐述一些知识分子的家庭历史之外，这本
书没有集中讨论这个“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单位”在流动过程中的
作用，尤其是没有论及在各社会阶层中家庭的特征和结构。同样的，我
觉得《分层与流动》对于一些决定性的社会流动因素缺少系统的介绍：
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政治面貌；性别因素；等等。就这些方面来讲，
《分层与流动》恐怕有些浅尝辄止的意味。
由于这些问题，我以为《分层与流动》在结构上有点死板，甚至有
点不适合这个研究课题。同不少其他国内外学者一样，在分析当代中国
的社会结构时，李先生首先把它切成几种主要阶层：农民、工人、干部、
知识分子、个体、私营业主等。我们应该承认，这样归纳中国社会是颇
为常见的现象，不光是中国国内的学者，而且许多国外的中国专家都好
象惯于理所当然地操作这样的社会分层的模式。但是，把社会视作蛋糕
并将其切成几“块”阶层的作法是有其局限的，特别是会忽视或误解分
层与流动过程中的各种互相制约的现象。换言之，社会分层与流动并不
是一个已切成块的蛋糕，而是一个由社会、经济、教育、政治政策等制
度化因素制约的动态流变的过程。但是李强和许多学者采用的那个“蛋
糕”模式却是相当静止的。比如说，社会学者发现，在原社会主义东欧
和苏联，决定代际流动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前一代的个人财产或社会地
位，而是教育投入，从而他们认为，一个人在职业和社会上的地位是由
他的教育程度和政治因素来决定的。那么，在中国这个亚洲的社会主义
国家也能得出上述结论吗？在第七章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的讨
论中，李强提供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数据并做了个案研究，对于了解教
育成就的要素有些启发意义，但令读者感到遗憾的是，在讨论其他阶层
时作者没有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家庭环境、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之间的互
动关系，结果没法作出比较可信的结论。在本书最后一章作者提出了两
个颇有意思的观点：（一）“笔者对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发现，首先是
身份的区分。身份的区分使中国形成了一些身份群体，例如，前述的农
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等，都是一些身份群体。”（页389）此外，
和许多国内外社会学者一致（比如A。Walder，路风，李路路和王奋宇），
李强先生强调指出在这个身份制度中人们工作单位的关键作用，即：“一
个人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与他所工作的单位密切相关。就连一个人的社
会地位之高低，也常与他所在的单位有关。单位的地位高，级别高，单
位工作人员的地位也随之较高。”（页390）这些看法都获得社会学界的
公认，但既是如此，又何必再把中国社会统统预先划成几个大“块”阶
层而最后加上这一点？
总而言之，李强先生的《分层与流动》一书是一部可读的专著，但
也反映出其研究中的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李强
先生所用的研究材料特别丰富，研究方法深入浅出，但是在概念和操作，
实证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框架之间缺乏精练与协调。近年来，一个常见的
现象是研究社会科学课题时，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往往进行大量的实
证研究，吃苦耐劳地收集原始数据，然而后来这些数据却被国外研究者
拿去进行“加工”，作系统的科学总结，结果中国方面被视为一个“配
角”。这个情况当然是同中国研究机构的财政和人事问题有关系，但我
觉得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社会学者没有把实证研究和严格的理论探索同
化。这恰恰是《分层与流动》一书没做到的，虽然它包括许多有意义的
部分。如果按我当初提出的三方面的标准来看，它还是个半成品。
机构、制度与个人：
——中共秘书工作的历史发展及其影响
张小劲
在中国，秘书群体人数众多且分级繁杂，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秘
书机构规模庞大且无处不在，更是人们切身的体验；最有意思的是，秘
书还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谋生之路和升迁之途。＇1＇也许正是因为这样，
中国的高等和中等专科教育机构近年来正以空前的热情大规模地从事
“秘书培训”的工作，仅开设所谓“文秘专业”的高等院校就有150 家
之多。它们不仅以此广开生源，甚至还将秘书工作推崇为专门的学科—
—“秘书学”。＇2＇所有这些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在当今世界上也算
是相当独特的社会和政治现象。
与这种趋势相适应，秘书和秘书工作也成为大陆出版界近年来常盛
不衰的热门选题之一。粗粗考究起来，这些出版物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由与“秘书学”有关的工具书或教科书构成，主要用以说明现今
党政机关秘书工作的职务须知、岗位要求、程序规范和应用技术。例如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的《实用秘书工作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的《实用秘书大全》，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的《秘书与管理》、高
等教育出版社（1989）的《中国现代秘书工作技术》以及1992 年出版的
“中国秘书理论与实践丛书”（包括《中国秘书发展史》、《秘书学导
论》、《秘书工作》），档案出版社则早在1990 年便推出了14 卷本“党
政机关秘书工作丛书”（其中包括《党政机关秘书工作概览》、《秘书
人员修养与队伍建设》、《怎样当好领导人秘书》、《怎样当办公室主
任》、《政务接洽与领导活动安排》、《文件收发与处理》、《公文撰
写与核稿》、《催办检查》、《查办工作》、《秘书公关技巧》等等）。
其种类之多已数不胜数，但由于它们的实用性和读者用户的特殊性，这
些书籍的销路相当可观。
第二类则更加引人注目，主要包括那些曾经在党政高级干部身边工
作过的各种秘书所撰写的个人回忆或是他人为其中那些鼎鼎大名的秘书
们所写的人物传记。前者主要有汪东兴的《汪东兴日记》（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李锐的《庐山会议纪实：毛泽东秘书手记》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由本人口述整理而成的《胡乔木
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高智和张聂耳的《（毛
泽东）机要秘书的思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年版）；程
华的《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北京：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年版），刘
振德的《我为（刘）少奇当秘书》（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
前林彪办公室秘书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
春秋出版社1988 年版）和官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年版）、原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之妻并兼
其个人秘书的水静所写的《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南
昌：江西文艺出版社1992 年版）等等；后者主要有叶永烈的《毛泽东的
秘书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陈伯达传》（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3 年版）、《胡乔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年版）、以及董边为其丈夫所编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等。这些书籍往往披露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
的历史事件内幕或重大决策的出台过程，从十分独特的角度反映了中央
最高层次的工作制度、内部分工和机构建制，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个人性
格和生活习惯等等，因而不仅成为好奇心炽烈的一般平头百姓争相购买
的读物，而且成为一向苦于有关资料难寻的专业研究者难以替代的信息
来源。
就学术研究价值而论，《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1949）》（以
下简称《简史》，引述内容只注页码）则更应列为一本必读之书。它不
仅超出上述分类之外，更因为其史料价值之高和提供的研究素材之多，
最值得我们加以研究解读。本文将试析其中部分内容以证明这一点并希
图引起读者的注意。
一、中共秘书机构的建立与健全
《简史》特别强调秘书和秘书工作机构对于中共整个组织机构的重
要性。它详细叙述了中央和省一级党政军各级秘书职位和秘书机构设
立、发展和变迁的历史，用大量的中共中央文件、会议记录和私人书信
等原始材料证明：从中央到地方，中共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的建立、健
全大都是以其中秘书机构的建立或开展活动为主要内容和关键标志的；
中共组织发展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秘书机构的发展史。
按照《简史》的叙述，中共建党之初，实际上既无秘书机构也未设
秘书职位，为数寥寥的中央领导人事无大小均是自己动手，而其他办事
机构也并未设立，于是中共党员往往是在中央文告的一般性指导之下以
个人身份进行活动。1923 年的中共三大终于通过了《中共中央执委会组
织法》（页13），在草创中共秘书制度的同时又对中央到各大区的中共
领导机关构成作出了决定。其中规定，在中共最高领导机关——中央执
委会内再选出五人，分别担任委员长、秘书和会计，与另两位当选代表
共同组成中央局，负责日常工作。从此，中央秘书不仅成为常设性职位，
而且开创了中央秘书同时也是中央领导成员的先例。（页14－15）而在
其他组织机构中任职的秘书也大体如此。（页15－16）可以说，中共组
织机构中自有设置以来，秘书就取得了与众不同的实权地位。
既有秘书职位之后，秘书业务便开始大量发展；而身兼中央主要领
导人的中央秘书显然无法应付剧增的工作需求。于是从1925 年下半年起
中共中央即考虑专设秘书机构的问题（页20），1926 年6 月中共四届三
次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执委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决
定增设中央秘书处，由中央秘书长负责，“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页
20）。这是中共中央组织机构发展中的一次重大进展：此后，中央秘书
长的职务不仅一直延续下来而且成为整个组织机构运转的中枢环节，出
任这一职务的均是资深领导人。＇3＇而另一方面，其后建立的中共党政军
各级领导机关均设立了类似的秘书工作机构以及领导这一机构的秘书长
职务。（页19）当然，从中央秘书到中央秘书长，其地位和职权有升无
降、有增无减，这一定规也在各级秘书长身上体现了出来。在某些情况
下，秘书长的职权之大往往是令人惊异的，以致于所谓“秘书长专政”
成为中共组织中人人皆知的熟语。＇4＇
1927 年初大革命失败、中共的组织活动受到严重的破坏和镇压，但
合法空间的丧失反而更突显了秘书机构作为组织机构运转核心的重要
性。因此，同年召开的著名的“八·七会议”即决定以重建秘书机构为
中心恢复被国民党破坏的各级组织。（页67）1928 年中共“六大”后新
建的政治局以更加明确的态度继续从事这一工作。（页69—74）1928 年
10 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委对中央的报告大纲》（页114—118），
1929 年10 月《中共中央秘书处过去的缺点和最近的工作计划》（页68
和118），1930 年1 月的《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组织及其报告大纲》，不
仅强调秘书处“是中央尤其是常委工作的执行机关”，而且规定它对各
下属省委秘书处的工作有领导监督之责和业务指导关系。（页68）这些
举措强化了中央秘书处的权威地位，进而开始造成了一种隐存于正式的
组织机构形式之内、以各级秘书机构之间的纵向联系为特征的权力网
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而没有太大的改变。＇5＇
从这个层面上来观察，后来在1941 年组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只不过
是中央秘书机构的进一步健全而已，它顺理成章地承继了原中央秘书处
的地位与作用。当然，这种健全也具有深刻的意义和长久的影响：随着
中央组织机构的发展和人员的增多，处在战争年代那种物资贫匮的条件
下，中央办公厅不得不同时承担着为中央直属机构组织供应、生产和分
配有关物资的职责。（页192—194 和328—330）各级秘书机构也与之相
应地增设有关功能。（页350）就其后来的影响之所及，我们可以看到，
在抗日根据地时期开始形成而在建国后终于确定的“单位体制”下，各
级政府、各个机构的秘书部门通常都控制和掌管着所在机构内部各种有
形与无形资源的筹集和分配。＇6＇而这显然进一步加重了秘书机构和部门
的权力。综上所述，在整个组织体系内与其他机构相比较而言，各秘书
机构间的联系是一种层级性且具实质内容的联系；而在任一机构内部，
秘书部门又是最关键的实权所在。
二、秘书工作制度的发展与演变
从《简史》对中共秘书机构、特别是中央秘书机构的典章制度的历
史形成过程的描述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发展特征：尽管秘书工
作的目的是为着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提供服务，但由于中共中央早期为
着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方便而设在上海，因此当时制定工作制度的关注点
在于如何更好地对付视共产党为非法的国民党政府及其特工机构，例如
各种秘密工作的规定包括文书的隐形书写、全国性秘密交通网的建立、
秘书工作人员的保密纪律、秘密电台的管理等等（页35－139）。只是在
中央迁到根据地、特别是后来常驻延安而处在相对安全和稳定的环境之
后，秘书工作才真正走上正常轨道，工作制度的发展重点转到了协调内
部关系、围绕着中央领导人新的办公制度而制定各种公文处理程序和上
通下达的沟通规定，例如制定中央与各地中央局秘书机构之间的文件交
换和行文制度、文件送审传阅制度、时事动态汇总研究制度等等。（页
186—247）但后一种制度发展处处留下了毛泽东个人的深刻印记，这并
非是因为他曾以图书管理员作为其第一份社会职业、后在中共“一大”
时曾任大会临时秘书、又出任中共自有设置以来的第一个中央秘书而享
有“中共秘书工作的开创者”之称，（页391）而是因为正是在他争取和
掌握中共最高领导权力的过程之中由他主导完成了秘书工作制度的建
设。由此也可看到，后一种制度发展显然受制于当时党内斗争的状况，
但同时也成为规范当时党内意见分歧和冲突的一种措施。
在这方面，《简史》为我们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历史事实证明。在1935
年1 月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
委并受托与周恩来、王稼祥共同负责军事指挥工作。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