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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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去冲击党委和政府。作者写道：“1966 年春，毛政治阵营的三支力
量——军队、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希望破灭的青年——逐渐融合成相对紧
凑的联合阵线。。毛泽东周围的激进官员和军队领导人开始在城市不满
现实的人中寻求支持”。（页129）这是根本没有的事。作者说法的不准
确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时间不对。直到1966 年5 月底，群众的作用
尚未显于舞台；第二，误解了文革派的行为方式：他们从未主动到不满
现实的人中去寻求支持；第三，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毛的个人魅力：
群众，不论是学生还是工人，只要有机会，都愿意为毛尽忠效力，甚至
牺牲生命。
二月逆流和武汉事件是作者具体分析各种力量的事例，作者的分析
和论述表明他对情况很不熟悉。对于二月逆流，作者只知道大闹怀仁堂
事件，但更为重要的是遍及全国的“二月镇反”，军队在各省镇压造反
派组织，大批逮捕拘禁（在四川、湖南高达几十万），抓捕或驱逐到各
省为中央文革小组充当联络、指挥的“首都红三司”的人。镇压的起因
多为造反派冲击军区，作者显然不知道中央文革和军队在这方面惊心动
魂的较量。在讨论武汉事件结束时，作者觉得仅指出毛泽东和周恩来对
陈再道抱有善意是不够的，认为林彪同样如此（页183），作者在这里大
错特错了。事实是，林彪竭力把武汉军区的“路线错误”渲染成“兵变”，
从而搞掉陈再道的老上级徐向前，这涉及到了军内更大的、更高级别的
派系之争。
尽管作者正确地指出，文革期间毛从未完全控制局势，他有时会向
干部、军队或群众组织让步，但他的了解仍然是抽象的，在分析具体情
况时就会出偏差，这里仅举两例。
1967 年2 月5 日，毛泽东批准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由于叶剑英
等人的反对，2 月12 日毛召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使他们于2 月23 日将“上
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是毛向党内、军内抵制文
革派的一次退让。但作者却认为，公社应该导至直接民主，由于名不符
实，毛才决定改名（页165，175）。这种对民主的迷恋，并非属于毛泽
东，而只为作者自己所有，书中甚至认为，“革委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
生的。”（页581）
从1967 年底到1968 年初，毛泽东和文革派要求造反派克服派性，
《解放军报》还发表社论，强调“支左不支右派”，这也是毛泽东改变
原来方针的一次战略退却。在1967 年1 月，毛下达军队“支持左派”的
命令，导致军队在东北等地镇压、取缔保守派组织。同年7 月，他公然
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这段时间，毛是要彻底摧毁保守派，群
众组织进入革委会的只能是造反派。但夏季之后，毛改变了态度，不再
坚持“革与保的路线斗争不可调和”，对群众组织，只要求联合，不再
苛求是否为左派。比如广东的“东风派”，曾被定为保守派，但在这一
政策变动之下，也和造反派“红旗派”平起平坐，签订协议，进入革委
会。大多数造反派不愿转弯，坚持“路线原则”，他们高叫“支左”，
意为只有他们才能得到军队支持，进入权力机构。“支左不支派”是针
对他们的，是从以前“支左”政策后退，是让地方军区支持保守组织取
得合法性。但作者将其用意理解反了，以为是要让未得到地方军区支持
的一派（即造反派）参加革委会。（页191—192）
三、对红卫兵运动及派别斗争不清楚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以及复杂的派别斗争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为引人注
目的现象。与其他问题相比较而言，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最为详
尽和深入的。李鸿永、陈佩华、安德佳和斯坦利·罗森在70 年代中期发
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代表了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丰硕的研究成果。
《剑桥中国史》第15 卷的作者论述这方面问题时基本上是照搬他们的材
料和观点，这本无可厚非，但上述学者研究的不足和缺陷也就随之带入
此书。再加上本书的论述不可能像上述4 位作者那样充分细致，因此本
书关于红卫兵的种种说法显得零碎和混乱。
简单说来，上述4 位学者研究的不足之处有两点，一是看到保守派
和造反派（本书称为“激进派”）的派别斗争，而不知道在大多数情况
下，保守派被彻底打垮后，学生的派性斗争主要表现为造反派内部两派
的斗争；二是对学生参加什么派别的原因分析太简单，不全面。下面来
看看本书论述的几点主要失误。
第一，对派别斗争过程不清楚。作者断言，“从一开始，红卫兵运
动就为严重的派性所困扰”（页150），这是不对的。首批红卫兵无例外
地奉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6 年10
月以前，红卫兵运动是他们的一统天下，不容他人置喙。之后，在中央
文革派的支持下，才出现造反派的红卫兵，两派的斗争才愈演愈烈。作
者还说，1967 年1 月以后，一部分学生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不能进入权力
机构，群众组织又分裂为保守派和激进派（页579，582），情况并非如
此。1967 年1 月之后，情况大体上可分为两种。在北京、上海等少数几
个大城市，局势稳定，军训开始。这时保守派已不存在，有合法地位的
造反派分成较激进和较温和的两派（虽然温和派被指责为吸收了不少前
保守派人员），比如北京的“四·三”派和“四·四”派。而在全国多
大数地方，由于“二月镇反”，在1966 年底垮台的保守组织纷纷卷土重
来，造反派多被取缔或自行瓦解。只是在4 月之后“反击二月逆流”，
造反派才重振旗鼓，依各地情况不同，迅速地摧垮保守派，或艰苦地把
保守派压下去。
第二，完全不知道派别的分化和发展。大致说来，各地的保守派红
卫兵组织，如北京的“联动”、上海的“总部”在1966 年底至1967 年
初已被冲垮，有的地方在2、3 月份有过复兴，但随后又被压垮。以后的
派别之争基本上在造反派内部进行。如北京的天派、地派，四·三派、
四·四派；山西的“红总”和“红旗”；河南的“二·七公社”和“造
总”；同时，河北的“大联指”和“狂人公社”；湖南的“长河高司”
与“湘江风雷”和“省无联”；云南的“八·二三”和“炮兵炮”，成
都的“红成”和“八·二六”，重庆的“八·一五”和“反倒底”等等。
只有广东、广西、辽宁、江西、新疆、内蒙、西藏几个地方保守派和造
反派的斗争贯穿始终，直到双方共进革委会。在大多数地方，进革委会
的两派指造反派中的对立两派。因此，作者说各地组成省革委的群众代
表是保守派与激进派（第584 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说错了。作者在
全书中论述派别斗争一直只讲保守派与激进派，从未涉及造反派内部两
派，表明作者不了解实际情况。因此，作者把北京天派地派的斗争当成
与广东“东风派”、“红旗派”一样的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斗争（页582—583），是完全错了，虽然这错误显而易见来自李鸿永。＇1＇
第三，对学生派别归属原因的误解。作者认为，参加造反派的人是
党的阶级路线的受害者，因此倾向于攻击党的机构，而保守派是既得利
益者。（页151—152），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如前面所说，运动开
始时只有所谓“红五类”子女才能干革命，保守派和造反派都只能这些
人当。作者的观点无法解释大学中为什么有那么多造反派。因为按作者
的说法，上大学的人是阶级路线的受益者。诚然，如作者列举的统计数
字说明的（页151），保守派中出身好的居多，造反派中出身中等或差的
居多，但这并不是学生们根据自己利益自觉选择的结果，而是运动过程
造成的。如前所说，红卫兵的发起者推行血统论，他们排斥和虐待非“红
五类”，当1966 年10 月份中央文革批判血统论，“解放”受压制的学
生时，他们自然而然地站在保守的“老红卫兵”的对立面，追随中央文
革小组当造反派。这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对少数首领而言情况是这样的：
少数干部子女出于本能要保自己的父母，也出于以往政治运动经验主动
积极地打击传统的“阶级敌人”，但他们不知道这次运动目标和以前不
同，毛泽东要打倒的正是他们父母这样的老革命；最早的造反派是这样
的人，他们政治嗅觉灵敏，善于揣测毛泽东的意图，能从社论中筛选出
与平常情况不同的信息。作者提到，在搞“教育革命”时，保守派强调
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造反派倾向于批干部
子女享受的特权教育（页588），这显示了两派组织成份差别引起的对立，
情况确实如此，但这是以后的事，它不能说明派别划分的原因。
第四，不知道两派分野的焦点。作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学生之
间的分歧围绕着60 年代初的教育政策所导致的错误方针”（页150—
151）。如刚才所说，这是不确切的。应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应该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在运动初期和整个运动中都是所有学生的共
识。分歧在于是不是要完全听工作组的话，反工作组算不算反党。几乎
没有什么例外，反工作组的学生都被视为造反派，不管在此之前是否反
对学校党委，也不管以后立场有什么变化。反对工作组意味着和派遣工
作组的上级——省委或市委发生冲突，因此和那一段时间主持中央工作
的刘少奇相对立，这正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所期待的。
第五，对派别和后台的关系不清楚。作者说：“对于产生的分歧，
文革小组一般站在激进派一边，解放军站在保守派一边。周恩来表面上
站在双方之间斡旋，实际上则倾向于保守派。”（页583）这不确切，只
是对文革小组说对了。军队并非一律站在保守派一边，尤其是当保守派
已经不存在时，军队只能在剩下的造反派的不同派别中作选择。说周恩
来实际上倾向于保守派可能不错，但他的公开表态从来没有和文革小组
不一致。比如在保守派和造反派斗争最激烈的两广，周恩来于1967 年4
月中旬在广州宣布为在“二月逆流”中被镇压的造反派平反，于8 月下
旬支持广西造反派“四·二二”。
四、对经济损失认识不足
作者断言：“经济上，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中国遭受的损失惊
人地小。”（页211）“混乱基本上限于1967、1968 和1969 年3 年，工
业和运输业的破坏最厉害，但只是在1967 和1968 年。”（页501，译文
有改动）“工人的罢工、工人与红卫兵的冲突，用铁路运输将红卫兵带
往全国各地串联的做法，只使中国产量下降了两年，仅仅如此而已，至
少在短期内是这样。”（页503—504）
作者的说法令人震惊，它与每一个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的直接观察
不合。人们记得，在1966 年后4 个月到1967 年初，1300 万以上的学生
可以在全国旅行。1967 年春季、夏季全国处于“全面内战”状态（不少
地方武斗延至1968 年年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多数生产单位处于全
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每一个单位对干部、群众的揪斗和批判以及批判“经
济主义”对于人们生产积极性造成巨大打击，这一切造成的经济损失怎
么可能“惊人地小”？
作者列举了一些工业和农业数字产量以支持自己的判断（这些数据
的准确性令我怀疑，但现在无法详细讨论数据统计问题），但作者似乎
忘记了，这些数据既不全面，也不直接说明问题。以下最能反映文革中
经济损失的数字不难知道（比如柳随年、吴敢群主编的《“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国民经济》，出版于1986 年），但作者却未引用：1967 年财政收
入比前一年减少25％，1968 年在此基础上又减少13。9％，两年工农业总产
值损失达1100 亿元；1966 年至1976 年国民收入共损失5000 亿元，这相
当于以前30 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30 年全国固定资产总和。
中国领导人断言，文革使中国的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一说法得
到了中国经济专家和广大人民的认同。说文革，而且是其中破坏最甚的
两年中国经济遭受的损失惊人地小，不仅使人费解，而且要令人气愤！
作者认为文革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基本上是短暂的”（页507），只
限于1967 至1969 年3 年，这也不对，10 年间经济的起伏挫折发生多次。
比如，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经济形势日见好转，但毛
和中央文革马上来了个“批林批孔”，使一大批刚回到领导岗位的干部
无法工作，派性斗争复燃，局势动荡不宁。1974 年国民经济指标大部分
未完成，主要产品产量低于上一年。1975 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在各条战
线搞整顿，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但紧接着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使刚开始恢复的经济秩序又陷于混乱，使得1976 年全国国营企业亏损总
额达177 亿元，国家财政收入比上一年下降。
作者的谬误不仅在于断言文革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低、时间短，更在
于认为这种影响“是大多数国家都不时经过的”（页507），这意味着是
正常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作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
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奉行独特的发展战略和
伴随此战略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页507）作者看到中国经济长
期、一般的问题固然不错，但忽视文革这场浩劫的异乎寻常的破坏性就
不对了。1000 多万人在大半年占用国家的水陆运力去搞大串连，大部分
地方用机枪、大炮、甚至坦克、船舰战斗，大学连续6 年停止招生，研
究生连续12 年不招生，这还不算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吗？下面仅用一个例
子反驳作者的观点。
作者说，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影响，是使得计划官员软弱无力，失
去主动性，他们明哲保身的办法是：以前怎么做，现在就如法炮制（页
508、509）。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他们被迫执行各种“革命”政策，
放弃以前行之有效（至少是相对合理）的方针，比如搞高积累、与国力
不相称的外援（以“消灭帝修反”）、为备战而把工厂迁到边远的山区、
放弃生产指标、成本核算、质量检查、考勤奖惩，等等。
作者说：“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没有波及中国农村。。理查德·鲍姆
在对中国农村文化大革命详细研究时发现，中国报纸报道了在1966 年7
月至12 月有231 个地方发生了农村骚动。在这些骚动事件中，42％发生
在郊区县，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周围；另外22％发生在距大中城市
50 公里的地方。相比之下，不到15％的骚乱事件发生距城市100 公里以
上的地方。”（页211，译文有改动）这段话充分证明西方研究者受消息
来源限制而得到的错误印象。如果作者知道四川泸州地区武斗双方参与
者均上万人，知道湖南道县参与杀人和被杀者均逾万人，广西宾阳县在
11 天中就死人3 千多，他就不会说上面的话了。
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