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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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危机）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危机所决定的。哈贝马斯关于各种
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的论述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的。这种片
面夸大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作用的观点反映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
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的确，我们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
在着严重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但却不能因此而否认经济
危机的存在，否认经济危机是主导性、基础性危机。哈贝马斯的错误在
于他过高地估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被合法化所威胁的程度，似乎合法
化、思想文化成了社会生活的唯一支柱，忘记了一个社会存在以及维护
统治还有更基本的东西——经济基础。
第三，关于如何看待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问题。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基
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主要是关于自由资本主
义社会的危机理论，已不适应于当代或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趋势的
分析，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了。这是他在《合法
化危机》和其他著作中反复强调的一点。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
中，危机已不再主要在经济系统中出现，而是转移到政治和文化系统，
主要的危机形式不是经济危机，而是合法化及动因危机，即使尚未转移
的经济系统的危机，也不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那种危机形式，而是以新
的形式出现。因此，哈贝马斯要用他自己的危机理论特别是合法化危机
的理论来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实现危机理论的“现代化”。在
这里，我们不必去全面论证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在当代的适应性问
题，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足以说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强大生命
力，那就是哈贝马斯为了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观点，论证在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未消失时，不时地偷运马克思的经济危
机理论，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价值规律及阶级关系
等方面的观点来说明问题。
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相距甚远或背道而驰
的。这一理论的方法论及理论根据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方法，而是马克斯·韦伯的社会政治理论。他明确承认他的危机理论以
韦伯的观点作为主要依据，在《合法化危机》一书的第三章中还专门讨
论了他的危机理论与韦伯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关系。哈贝马斯的许多概念
和观点直接取之于韦伯的著作，他关于“合法化”、“合理性”的概念，
关于合法化问题在当代社会的中心地位，合法化的论证方式等观点都是
从韦伯那里承袭下来的。日益离开马克思主义而借助于韦伯的理论乃是
哈贝马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的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特
点。
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还表现在于：他主要是从
改良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趋势的。尽管他对当代
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作了全面的揭露和分析，但是他的分析批判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推翻或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从维护整个制度的目的出
发，分析危机的病根，寻找解救良方，揭露矛盾和危机，是为了寻求摆
脱这些矛盾和危机的对策，提出改良主义的建议。因此，正如有些前苏
联学者所指出的，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把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批判理
论的主要成分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稳定以及充分发展“合法的”资本主义
国家的总目标结合起来。显然，哈贝马斯的这种改良主义立场与早期法
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特别是马尔库塞的激进批判立场相比，大大地后
退了一步。
注释
＇1＇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波士顿英文版1975 年，页45—46。
＇2＇参看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页53－54。
＇3＇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页46。
＇4＇＇5＇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页47。
＇6＇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页62－63。
＇7＇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页67。
＇8＇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杜1989 年版，页188—189。
＇9＇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 年版，页184。
＇10＇哈贝马斯：《交往与杜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 年版，页184－185。
＇11＇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页197。
＇12＇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页202。
＇13＇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页78—48。
＇14＇参看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页74—75。
＇15＇参看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页48—49。
＇16＇参看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页78。
＇17＇参看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页45。
＇18＇参看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页50。
“恰亚诺夫主义”：成就与质疑
——评A。B。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
秦晖
一、恰亚诺夫：“农民的新马克思”？
恰亚诺夫（A。B。чaянов）（1888—1939）是俄国十月革命前形
成的“组织与生产学派”的头号代表、新民粹主义思想家、农业经济学
家。他少年成名，25 岁时作为俄国农学研究中心彼得罗夫——拉祖莫夫
科学院的副教授已发表了13 本专著，42 岁被捕入狱时已有专著60 多种，
单篇论文更多得难以统计。＇1＇早在二十年代，他的思想就已在国际上产
生相当影响，尤其在德、日等国，不仅翻译出版了他的许多著作，还由
此引发了一场农民问题论战。＇2＇在俄国国内，他的思想先遭到自由派学
者（布鲁茨古斯Б。Д。БРУЧКУС、立托欣科л。н。литошенКо、普罗柯波维奇C。H。проКрпович等）和德国农经学派
（曾任帝俄农业—农民问题顾问的一批德国学者及其俄国弟子们发展的
思潮）的强烈批评，后又受到革命后居于“官学”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土
地学家”（克里茨曼л。Кричмaн等）的猛烈评击，从而引起了广
泛的关注。由于恰亚诺夫及其学派的影响，莫斯科在二十年代上半期一
度成为“国际上农民研究的麦加（圣地）”＇3＇，而恰亚诺夫本人则以“一
般性的、古典的小农理论家”闻名于世。
恰亚诺夫思想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1861 年“农民改革”后，俄国
农民在形式上成了独立的家庭经济主体，“小农”问题顿时突出起来，
作为俄国现代化之路上的关键问题受到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俄国传统“知
识分子”强烈的人文精神＇4＇和当时大举输入俄国的西方近代实证科学方
法是使这种关注迅速升华的两大动力。前者造成了19 世纪七十年代民粹
派的“到民间去”运动，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医生、教师、经济学与统
计学者纷纷抛弃城市生活而试图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后者形成了八十年
代以后著名的“地方自治局农业工作者”群体，开始了有史以来直至第
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系统性的科学化实证化的农村统
计与调研工作，40 年间仅出版专著就达4000 多种，其中数据信息比重极
大，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民研究资料库与最活跃的农民研究学
派群。
而恰亚诺夫的活动则是这两大动力的合流。作为“自治局农业工作
者”学风的传人，他集当时著名的“预算研究”、“动态研究”等学派
之大成，在严谨的实证基础上对自治局学者40 年的成就进行了理论总
结。而作为新民粹主义思想家，他又对自己理想中的“农民乌托邦国”
充满热情并积极投身于现实社会变革进程。他认为俄国首先需要的不是
技术意义上的农学，而是“社会农学”。这门学问一方面是一个认知性
的“社会测量体系”，另一方面又是个“创造新的人类文化、新的人类
自觉”的运动。＇5＇恰亚诺夫抨击工业社会的弊病，认为“都市文明的时
代已经过去了”＇6＇，因此那种“新的人类文化”与“新的人类自觉”是
以农民文化的“复新”为基础的，为此他强调“社会农学”家必须是“农
学家——组织者”（aгроном…оргaниЭaтор），即既是
学者，又是农民社会的组织活动家，学术研究与参与社会改革的实际操
作并重。这与民粹派“到民间去”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恰亚诺夫对此身体力行，他作为“全俄地方自治局联合会与合作社
联合会”的主要活动家积极参与革命前俄国的改革进程，1917 年革命中
又创立了农村研究者超党派的大联合组织“农业改革联盟”。苏联新经
济政策时期重视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因而当局一度颇为倚重恰亚诺夫。
然而当“全盘集体化”开始后，“小农理论家”恰亚诺夫的厄运便来临
了。1930 年苏联宣布破获“劳动农民党”，恰氏与组织——生产学派的
所有主要成员均被指为这个虚构的“党”的头头而被镇压，恰亚诺夫本
人于1939 惨死在劳改营，他的思想一时似乎被遗忘了。
然而随着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凸显，随着典型资本主义和
苏联式社会主义这两种“工业社会”积弊日重，探寻“第三条道路”的
呼声日高，随着西方文明自我批判与反思进程的发展与后现代主义、绿
党思潮的崛起，恰亚诺夫被“重新发现，”并从六十年代起出现了“恰
亚诺夫热。”20 多年来这股“热”从英语世界而欧陆诸国而第三世界及
俄罗斯，从农业经济学而蔓延至其他学科领域，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恰
亚诺夫著作（及多卷本著作集）的各语种译本也在各国纷纷出现，其中
一些重要著作甚至在同一国、同一语种有多个译本＇7＇。1987 年前苏联正
式为恰亚诺夫及其同仁们平反并称许他为“合作制的大理论家”后，“恰
亚诺夫热”又在他的祖国俄罗斯兴起了。
恰亚诺夫在世纪初的“先见之明”无疑是当代人们对他感兴趣的最
初原因。尤其是经历了农村改革“奇迹”的中国人，对他的诸多“预言”
一定十分惊讶：关于农民家庭农场生命力、稳定性和家庭经营在农业中
的相对“优越性”的见解，关于未来农业的主体仍将是小农农场而不是
“农业工厂”、农业资本主义化主要靠“纵向一体化”而不是横向的“农
民分化”的论点，关于“非资本主义”的未来新农村应走产前产后服务
社会化与乡村工业化之路的预言，等等。尤其是他在《农民乌托邦》中
描绘的“1984 年俄罗斯”，从“小城镇主义”、“离土不离乡”到乡镇
企业、从合作制到家族温情与传统社会关系与现代理性化决策程序的结
合、从每户均分份地上的家庭耕作到非农产业中的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
层”体制，都为今人似曾相识。而恰亚诺夫本人及其学派的思想与经历，
也令人想起中国的“乡村建设”派。
然而恰氏在今日的魅力当然不仅在于这些表层“预言”的应验与否，
甚至也不仅在于他为此作出的理论证明（虽然这些证明在农业经济学上
的价值是今人公认的）。实际上“恰亚诺夫热”的影响今天已远远超出
了农业经济领域。恰氏的思想被一些评论者称为“经济人类学”、“后
马克思”或“农民的新马克思”理论、“启蒙与当代发展理论”、“新
民粹主义”、农民主义（Peasantism ）”等等。“恰亚诺夫主义
（Chayanvism）”与“恰亚诺夫的（Chayanovan）”等词汇也出现了。
＇8＇正如本书第二个英译版T。Shain 作序指出的：“本书被不同信仰、不
同国家和不同学术门派的分析所广泛使用。它引起的误解和它的启蒙作
用在效果上常常同样有意义”；“左派、右派、中派都引证此书，。。
恰亚诺夫被欢呼为农民的新马克思、创立激进的新政治经济学的英雄，
而旧的思想统治则以同样程度的仇恨来攻击他。”本书“形成了不同的
理解，吸引了各方的注意，不但为学界提供了定义、分析模式、语言符
号，还常常成为国家或国际间组织的政治纲领的基础”。＇9＇
那么恰亚诺夫到底作出了什么贡献？我以为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恰亚诺夫的“社会农学”是当代农民学研究的“源头活水”
之一，他的一系列见解是如此有生命力，以至今天他仍被认为是当代农
民学三大派之一的“实体主义”（经济学中制度学派与农民研究中新民
粹主义——后现代主义传统的综合物）的头号代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
说，作为一门学科的农民学（至少在西方）正是从60 年代的“恰亚诺夫
热”中奠定的。
第二，由于恰亚诺夫及其所代表的俄国自治局农业工作者首先跳出
了以“经济人”的逻辑预设为前提的经济学古典传统，转而从农民本来
的心理状态出发去分析其经济行为，同时首创大规模采用“参与观察”
的人类学方法对农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与微观研究，因而从理论与方法
两方面都为经济人类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因此恰亚诺夫如果不是“经
济人类学的奠基者”的话，至少也是“对当代人类学思想有很大影响”
＇10＇的人。
第三，在社会—政治思想史上，“民粹主义”，“新民粹主义”的
定义问题与恰亚诺夫是否算得上这些“主义”者的问题一样，是极为复
杂与界定不明的。但如果不过分拘泥于定义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恰
亚诺夫是那些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苏联式社会主义、而立志要寻找
一条从农民社会传统到现代化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人们中的佼佼者。
在这一点上，他与中国的乡村建设派可有一比，而且客观地说，无论在
理论建设还是在社会改革实践方面，在学派延续时间与在国际上的影响
方面，前者都远远超过后者。
然而对一个思想家来说，最大的“贡献”往往也易于引起最多的争
议。对所有以上三点，人们对恰亚诺夫都是见仁见智的。例如就他的“宏
观理论”即经济人类学思想而言，恰亚诺夫明确拒绝了当时势力甚大的
两种倾向：德国历史学派否认对经济生活可以进行理论概括的倾向，与
古典学派企图以一般理论（实际上即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概括所有经济
现象的倾向。恰亚诺夫认为每一种经济制度都需要概括出它自己的理
论，也只能概括出它自己的理论。建立“农民经济”乃至其他“非资本
主义经济”的理论是可能的，但这种理论必须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理论的、
自己的基本范畴与逻辑体系，而这正是当代经济人类学赖以建立的方法
论基础。
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曾经热极一时的传统经济学中研究不发达经济
的分支即发展经济学陷入了危机；它基本上沿用古典与新古典学派的分
析方法，多数范畴出自“资本主义中人”的先验假定，因而“如果认真
地反思，它没有什么东西是站得住脚的。”＇11＇这导致经济学的人类学化，
即理论上摒弃唯古典主义而趋于多元化，方法上改变纯文献的与客位的
角度而采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主位研究”原则，力图搞出不发
达社会“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而不仅仅是向发达国家靠拢和“发展”
的理论。六十年代对恰亚诺夫的“重新发现”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