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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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六十年代对恰亚诺夫的“重新发现”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趋势，
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被看作当代经济人类学中一系列非资本主
义社会“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著作中的滥觞之作。这些著作有：波耶克
的《二元社会经济学与经济政策》、达尔顿的《部落与农民的经济学》、
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的经济学》、鲍尔丁的《爱与怕的经济》、斯科特
的《农民道德经济》、弗里德曼的《食物的政治经济学》等等。＇12＇
然而，经济人类学在矫“发展经济学”之失的同时，是否也走向了
另一个谬误的极端呢？假如一切经济学原理都只具有相对性质，所谓“发
达”与“不发达”也就失去了客观尺度而变得无意义，文化人类学中的
“文化相对主义”在这里便变成了“经济相对主义”。每个民族都有“自
己的”经济学（而不仅是有自己的经济发展实践），那还谈得上什么一
般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谈得上什么“市场经济”以及趋向市场
经济的“改革”？许多经济人类学家把农民经济称为“道德经济”、“爱
与怕的经济”等等，认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定不适用于农
民，建立在此假定基础之上的全部经济学也被认为对农民无效。而在研
究这些据说是不想发财而只关心“爱与怕”的人们的经济心理与经济行
为的学问中，农民被看成“由宁愿贫困的人组成的亚文化群”，他们的
贫困“意味着拒绝成为富人的心理代价”。＇13＇这样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
已经受到当代一些农业经济学家（如T。W。Schultz 等）的批评，而且也
无法解释诸如中国农村改革这样的经验事实。
二、“微观理论”与劳动—消费均衡说
与恰亚诺夫的“宏观理论”即其经济人类学思想相比，他的“微观
理论”即对单个农民农场（“家庭农场”或“劳动农场”）运行机制的
静态分析更为精致，影响更大，引起的争议也更多。展开这一理论的《农
民经济组织》（OргaниЭaчияКрестъянсКого。。 хоЭя■ртвa。M。1925）一书因而也被公认为恰氏最重要的著作。本
书1923 年以《农民经济理论》为名在柏林先出了德文本，两年后经增订
补充以现名在苏联出了俄文版，此后译本众多，有日、英、法、荷、西
诸文；其中日文、英文都出了两个版本＇14＇。
恰亚诺夫在本书中指出：农民家庭是农民农场经济活动的基础，而
家庭经济（他在此抽掉了产业界定，即并不仅指农民家庭经济为然）以
劳动的供给与消费的满足为决定因素，当劳动投入增加到主观感受的“劳
动辛苦程度”与所增产品的消费满足感达到均衡时，农场的经济活动量
便得以规定。而由于生物学规律，家庭规模与人口构成中的劳动/消费比
率呈周期性变化，因而农场经济活动量也随之变化。正是这种“人口分
化”而非“经济分化”形成农户间差别的主因。农场经济活动中各种均
衡关系的实现依赖于土地、劳动与资本这三要素，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
制约着农场活动的适度规模的实现与偏离。在农民农场中，这三要素的
“组织”方式迥异于资本主义农场，因而两者的运行机制与规律也完全
不同。作为国民经济中一分子的农民农场正是以这种独特性质影响整个
国民经济结构，这可以从对经济地租、土地价格、资本利息、农产品市
场、劳动供给等几个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中清楚看到。了解了农民农场
的这些特性，就可以正确评价其发展前景——这前景不是“大生产”消
灭家庭农场，而是通过合作—服务的“纵向一体化”把无数小农联系起
来并使之成为社会化经济的有机细胞。
这一整个分析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其一是来源于边际主义的劳动—
消费均衡论，其二是来源于“生物学规律”的家庭周期说。而前者又更
为关键。可以说，“劳动—消费均衡论”对于这个“农民的新马克思”
的重要性，犹如劳动价值论对马克思的重要性。当年批判恰亚诺夫的苏
联官方学者正是抓住这个关键，以劳动——消费均衡论的基础是边际主
义为由，指责恰亚诺夫是“反动的”奥地利学派的门徒。今天看来这种
贴“标签”的做法太不足取，恰亚诺夫对此的反驳是可以成立的。的确，
正如人们已指出的：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的边际分析与分析者所持的社会
政治立场是两回事，既便要否定奥地利学派本身，也不能仅以它使用了
边际分析方法为由。而对于恰亚诺夫，我们首先要弄清其独创性究竟何
在，然后才能评论这种独创是否可取。
关于恰亚诺夫上述理论的渊源可以指出两点：其一，关于农民家庭
经济自有其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行为逻辑的论点，恰亚诺夫以前的俄
国学者、尤其是民粹派学者早已说过。如先于他40 年的n·A·索科洛夫
斯基就曾指出：“支配小经济的规律完全不同于大经济，。。农民所追
求的目标不同于大土地所有者。对后者来说生产利润是首要的，而对农
民来说它仅具有次要的意义。。。哪怕毫无收入，只要能提供养活家人
和牲畜的资料，他就要干。从农民的观点看，可以经营的农业地块的最
低限度，并不取决于他的家庭及其牲畜的工作能力，而是取决于其家庭
和牲畜的最低限度之需求。。。那种不能取得任何纯收入，不能充分利
用全家劳力和畜力的独立农民经济之所以可能，原因就在于此”。＇15＇
但显然，这种表述远不如恰亚诺夫的表述更有逻辑性。
其二，尽管恰亚诺夫自己也承认他的分析得益于奥地利学派，但笔
者认为劳动—消费均衡论的更加公理化的描述实际上早在该学派之前许
久就由戈森提出过。而且戈森的表述比恰亚诺夫更严密更富于逻辑美。
恰亚诺夫没有提到戈森关于“劳动的反效用规律及其在最大化享受方面
的应用”的学说，但我们知道这一学说当时在俄国学界颇受推崇。＇16＇
因此笔者不能苟同那种把劳动—消费均衡理论的“发明权”归于恰亚诺
夫的流行评论。然而，戈森是把劳动—消费均衡论视为普遍规律的，而
今人多批评这一法则“不适用于分析雇佣劳动”＇17＇。在这一点上恰亚诺
夫则有先见之明：他明确把这一规律视为家庭劳动经济所专有，并以此
区别于雇佣劳动经济。所以说，恰亚诺夫虽未发明劳动—消费均衡论，
但他首先指出了此论对于农民经济的专适性，并因此把前人关于“小经
济的独特规律”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其独创性盖在于此。
然而这种独创是否成功？这就涉及人们对“微观理论”更为要害的
一种批评：由于劳动—消费均衡论假定农场的“经济活动量”只受劳动
供给的制约而不受其他要素（如土地、资本等）供给的制约，而这一假
定很少得到满足，那么这种学说有多少可信性？如果我们姑且认为在“传
统农业”范围内资本的作用不大，那么土地呢？当代一些质疑者甚至走
得更远，如美国的“半恰亚诺夫主义者”M·萨林斯在其颇有影响的《石
器时代经济学》一书中以他对美拉尼西亚等地部落经济的人类学调查为
据，力图表明即使在土地供应弹性较大的原始经济中，边际主义分析也
是无效的。他因此只承认“微观理论”两个基础中的一个：承认家庭周
期的生物学宿命论而否认劳动—消费均衡理论。＇18＇而更彻底的质疑来自
当代最热心的恰亚诺夫宣传者之一T·沙宁，他连生物学宿命论的作用也
表示怀疑：生物学的家庭周期太长，与社会变动的趋势相比其作用太缓
慢，因而难以说明农户经济的变化。＇19＇
应该如何对待这些质疑？其实就连恰亚诺夫自己也有些含糊其词。
他一方面强调“微观理论”在地广人稀条件下比地狭人稠条件下更起作
用，在村社制下比在土地私有制下更起作用，另一方面却又认为这一理
论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印度、中国及日本等等；不仅适用于份
地制，而且适用于土地租佃与私有制，只有资本主义农场例外（见英译
本82—84 页）。他还一般性地相信，这种分析是农民研究的“有效工具”
（29 页）。今天我们怎样评价他的这种自信？无疑，他的分析适用于俄
国，尤其是1917 年废除土地私有成份后、1930 年集体化以前的苏俄村社
农民。这是本书以大量统计分析证明了的。特别是他从“动态研究”学
派的成果中引用的长达30 年的农户跟踪调查具有相当雄辩性。他据此以
“人口分化”说来否定当时官方学派的“阶级分化”说，这一否定已被
证明是有道理的。＇20＇不仅地广人稀的村社俄国是如此，笔者认为在一切
存在着某种地权平均机制或地权不均限制的传统农村中，“人口分化”
都是一种重要因素。至于地广人稀还是地狭人稠，在这里并非关键。因
为从恰亚诺夫的论证看，他所谓由劳动—消费均衡所决定的农户“经济
活动量”主要是个相关性概念而不是个绝对值概念，即是说“活动量”
随C/W 比率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说这“活动量”是否足够大。因此例
如说，土改后至合作化前中国农村中被大加渲染的“老少组”与“好汉
组”之间的差异，用“人口分化”来解释就远比用阶级差异、“两极分
化”来解释更为合理。中国农村改革恢复家庭经营后在市场关系尚不发
达的地区，乃至历史上中国的名田、占田、均田制时代，“微观理论”
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人口分化”的因素也是存在的。甚至在地
权已经相当“硬化”的传统农业时代，如中国均田制崩溃后的宋明诸朝，
由于人身依附与超经济强制因素的羁绊，“经济因素”的作用仍受很大
限制，因而“人口因素”在农民经济的“多样性”中仍起着相当作用。
明清时形容贫富变迁，常说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宋人有云：
“余自识事以来四十年矣，见乡闾之间，曩之富者贫，今之富者，曩之
贫者也”。＇21＇像传统理论讲的那种“阶级分化”是难以解释这种循环现
象的。而恰亚诺夫从统计学上归纳出的C/W 比率循环周期（在其统计样
本中为37 年）却接近于上述年限，这恐怕不能仅视为一种巧合。因此笔
者认为，恰亚诺夫的“微观理论”至少对于传统农村而言是有价值的。
当然它不能解释一切，同时作为一种理论抽象，也不能或不必要求它与
感性资料完全吻合。
不过今天应当指出这一理论的重大缺陷。根据“微观理论”，恰亚
诺夫认为导致农民分化（用他的话说是农民经济的“多样性”）的有“人
口因素”和“经济因素”——后者指“市场条件，价格水平、土地稀缺”
等，而“人口因素起着主导性作用。”这一论断会遇到两种危机：第一，
正如前引许多质疑者指出的：在市场关系浸润日深的情况下，“经济因
素”作用渐增，因此“人口分化”为主流的时代如果说曾经有过，那么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多半是永远过去了。”＇22＇但这个危机
对恰亚诺夫理论来说还不是致命的，因为他在提出其理论模式时已经讲
到现实的复杂性和“经济因素”随市场化进程而增长的可能。但作为对
传统农民经济的一种理论模型，他是有理由把市场因素抽象掉的。问题
是第二，倘若在传统条件下市场关系不发达，这一理论可免除“经济因
素”的挑战，然而“超经济因素”呢？恰亚诺夫理论的致命缺陷，在我
看来，就在于他的模式中影响农户经济变迁的只有“人口因素”与“经
济因素”，然而传统农民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却是这二者之外的第三因
素：身份、权势、等级壁垒、人身依附等超经济力量。而且市场的作用
越小，“经济因素”越不活跃，共同体对个性的压抑越强烈，“习俗—
指令经济”的色彩越浓，这第三因素的作用也越大；而恰亚诺夫的模式
却完全无视它的存在。如果说恰亚诺夫在分析单个家庭农场经济行为内
在动因时不提这种因素尚有可说，那么他在论述“单个农场如何形成社
会的一部分”、“单个农场通过怎样的社会纽带而结成一定的社会整体”
时，在论证“农民农场作为社会构成部分的组织形态学特征”时，不提
这一因素就很成问题了。
如前所述，恰亚诺夫反对夸大俄国农民村社中的“两极分化”是有
道理的。然而他避而不提的是：这些“无分化”（只有“人口因素”导
致的“多样性”）的村社在传统上只是普遍贫穷的灰色背景，而权贵们
的穷奢极欲正是以这一背景为条件的。个人（或“家庭”）性质的“剥
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缺乏，在这种条件下常常意味着“剥削者的公
社和被剥削者的个人相对立＇23＇。就在本书俄文版问世时，苏联政府首脑
李可夫曾感慨地说：我国的农民倒没怎么“分化”，可是他们穷到这种
地步，以致于比利时的贫农按我们的标准就得划为地主！＇24＇事实上，在
由“习俗—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影响农民经济活动的首要因
素与其说是从“人口因素”渐变为“经济因素”，不如说是从超经济因
素渐变为经济因素更确切。竞争性“阶级分化”不发达常常意味着等级、
身份壁垒的严峻，同等级人群中的平均主义往往与等级间的境遇悬殊并
存。“朱门”之外有平均，“冻死骨”中无分化，以“经济因素”为基
础的分配不仅同“劳动—消费均衡”相对立，而且也“同以个人之间的
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25＇
恰亚诺夫只谈前一方面显然有片面之虞。
在当时鼓吹竞争汰劣的古典经济学与倡导大生产优越性的苏联官方
经济学都一致对小农作出“末日审判”的情况下，恰亚诺夫及其学派独
持小农生命力与稳定性之说。70 多年过去，事实证明了恰亚诺夫的预见
力，这是“恰亚诺夫主义”为世所重的原因之一。然而恰亚诺夫对这一
事实的解释仍是可商榷的。第一，恰亚诺夫不是从农业的产业特性、而
是从“家庭劳动经济”的形态学特性来解释这一现象。然而在笔者看来，
产业特性的作用应当是主要的。＇26＇因为农业中（不同于工业）“兼并”
过程受到的自然限制不仅存在于“家庭农场”经济中，也同样存在于使
用雇工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中。第二，具体就传统农业而论，由于
恰亚诺夫关于劳动—消费均衡关系决定农户经济活动量的公式实际上有
赖于土地（及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供给弹性化这一前提（在俄国则具
体化为有赖于村社份地分配制这一前提），因而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直接用这一前提解释恰亚诺夫所说的那些现象，即：传统共同体对个人
权利及以这种权利为基础的产权刚性化的压抑是自由竞争与“经济分
化”难以出现的原因，不是更合乎逻辑吗？换句话说，真正的界限究竟
何在——是在恰亚诺夫所说的“家庭劳动”经济与“雇佣劳动”经济之
间，还是在农业与工商业的产业畛域之间，或是以传统共同体为基础的
制度和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制度之间，——这恐怕是恰氏理论所遇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