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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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较长过程之中才能完成的任务，它取决于新的材料、新的视角、刻
苦的工作以及正常的学术空气。就《乡村》一书而言，赞扬与批评的意
见，都要求在转换过程中必须遵守一些原则。我们认为，从目前国内外
研究的状况观察，主要有两点：（1）不能简单地使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
的标准，解释中国近现代化历史；或者实际上站在西方标准之上来观察
中国的特殊性，用传统文化决定论，以及更为狭隘的权力斗争论解释迟
滞中国发展的历史原因。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史学理论、视角、方法的
大量引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国内的学术研究，但是在基础研究还十分
薄弱的情况下，缺乏严肃批判的抄袭、套用现象并不在少数，这自然无
助于对历史的准确解释；（2）不能用割断历史的办法解释历史，否定过
去的现象是错误的。当代中国史学中否定过去的现象，通常只是表明了
史学只不过是政治的附庸。历史发展的轨迹不可能是简单的直线运动，
当史学家站在今天的基点上观察历史时，眼前所展现的应该是一个连续
发展的结果，而不应只有断裂或空白。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都表明，由一场激烈的政治革
命到和平建设，其主要任务与运作形式的转换往往是十分困难的，难免
会有曲折和挫折。目前，中国学者已经有条件着手进行更深入的社会基
础研究工作，与西方学者相比，国家干预及市场问题只是在不长时间以
前才成为热点，诸如民主主义、平民社会构成、基层组织的社会学人类
学分析等问题还都停留在表象认识上，还没有真正从正面讨论革命问
题。因此，《乡村》一书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
《乡村》著者为力求学术研究的严肃性，故结论的语言是批判性的，
但绝不是悲观的。著者肯定了革命对农村发展的改造作用，论述了建国
以来农村中生产、技术、教育的进步，也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解决
中国农村问题的希望端倪。全书借用鲁迅散文《过客》中的迷失过客的
形象为结尾，尽管历经艰难，步履跄踉而又前途莫测，但却仍然义无反
顾的前进！前进！＇31＇不懈地探寻那前人未曾走过的、变革中国同时又保
留中国特征的、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的脊梁。Fried…man
教授等人近来又开始了对其研究的追踪调查，以完成继革命之后中国改
革巨变的续篇，我们期待着更为准确更具启迪的力作早日问世。
注释
＇1＇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Mark Selden with Kay Ann Johnson，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参见Kathleen Martford and S。M。Goldstein编著的前言，Single Sparks：China’sRural Revolutions，Armonk，N。Y。：M。E。Sharpe，1989。MarkSelden：《他们为什么获胜？》，
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 年5
月版，页605
＇3＇这些作者有关革命过程的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关系的代表作有： Edgar Snow，Red StarOver China，1938。Agnes Smedley，China Fights Back，1938。JamesBertram，North China Front，。。
1939 George Taylor，The Struggle for North China，1940。Marrison Forman，Report from Red
China， 1945。Theodore White and An…nalee Jacody，Thunder Out of China，1946。Anna Louis
Strong，The ChineseConquer China，1949。 Jack Belden，China Shakes the World，1949。William
Hin…ton，Fan Shen：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 in Chinese Village，1966。这些
著作无论是史实记载还是个人评论，长期以来都得到学术界广泛的重视，大部都已翻译成中文出
版。
＇4＇同注释＇2＇
＇5＇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munist Power： TheEmergence
of Revoluntiorary China 1937…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1—7。
＇6＇最先发表的是Donald G。 Gillin，“Peasant Nationalis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munis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ⅩⅩ。。 Ⅲ，No。2（February 1964）。Gillin
以为下层农民只是由于旨在改变自身社会经济困难的政策而参与革命的。事实上， Johnson 本
人在几年以后也修改了早先的片面论断。然而，由此而引发的“为什么江西失败以后根据地能够
建立起全国胜利的基础”的讨论，却成为国际学术界激烈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参见EdwardFriedman 和Mark Selden；《抗日战争最广阔的基础》，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
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年11 月版，页88。
＇7＇日军收集整理资料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因而也研究如何争取民众，其对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认识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农民的支持，首先在于利用民族主义感
情，其次则是巧妙地使用了各种动员技巧。可参阅：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中
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9 月版。
＇8＇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农村革命的区域研究最突出的有“延安模式”与“华北模式”之分，
Mark Selden 早期就是研究陕甘宁边区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华北的重要性给予了更多的注
意。实际上，华北的地位和经验，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在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
都更为重要。又有人依据领导改革开放的领袖群的情况，提出“太行道路”，则是过于牵强了。
＇9＇“过密化”概念的核心内容在于以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换取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
化。黄宗智（Philip Huang）认为这是在高度人口压力之下，伴同商品化而形成的现象。“过密
化”曾被翻译为“内卷化”。参见黄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4 月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 1992 年 9 月版。 Kang Chao 认
为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已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过量人口是解释中国技术发展停滞的主要原
因，而中国剩余人口得以生存在于其分配机制，决定这一机制的是家庭制度，这是与欧洲明显不
同的。Kang Chao，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An Economic Analysi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7。
＇10＇使用“全能主义”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的代表当推邹■（Tang Tsou），邹以为全能主义
政治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领袖分裂成三派：改革的社会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原教
旨主义。《乡村》著者接受了这种分析。可参阅：Tang Tson，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11＇自大革命时期以来，华北地区农村始终存在着以红枪会运动为主的会门斗争，其内容
为反军阀、反土豪劣绅、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平息土匪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也主
要是利用农民中自发地抗捐抗税倾向相号召，或是顺应农民在灾荒年中的抢粮吃大户斗争。与南
方相比，斗争较为分散，坚持时间也不长。
＇12＇刘一皋：“对查田运动研究的几点再认识”，《江西社会科学》， 1994 年第2 期，
页70。
＇13＇傅尚文：“冀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展概况”，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抗日
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年10 月版，页209。
＇14＇魏宏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年5 月版，
页234。
＇15＇《对山东工作意见的报告》， 1942年4月28日。
＇16＇黄宗智的“过密型商品化”说明越是贫苦农民对市场的依赖也越严重。实际上这种现
象在中国学者的早期农村调查中多有反映，陈翰笙对山东潍县、安徽凤阳、河南襄城烟农的调查，
发现越是贫苦农民就越依靠种植美种烟草取得现金收入。《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上
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年4 月版，页23。中央农业实验所进行的农家记帐调查也发现副业和
工资收入对于佃农更为重要。吴文晖：《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年
版，页200。
＇17＇彭真在1941 年的报告中对冀中区的政权组织和北岳区的党组织成份构成的分析充分
说明了这种现象，在华北根据地可以说是种普遍现象。《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
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10 月版，页40—42，202。
＇18＇高化民：“对富农经济判断失误是农业合作化加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党史研究》，
1986 年第1 期。
＇19＇刘少奇在1950 年1 月23 日就东北富农问题谈话认为战时的变工互助不可能发展成为
将来的集体农庄； 1951 年5 月 7 日又就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讲单用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
办法不可能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参见薄一波：《若干重要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5 月版，页188、197。
＇20＇1952 年4 月至8 月，由农业劳动模范为主组成的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回
国后对集体化的好处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耿长锁讲的参观感受，可参见《新华月报》，1952 年
12 月号，页131—133。
＇21＇Prasenjit Duara 的书评，载Journal ofAsian Studies，Vol。51， No。1， February1992， pp。143…145。
＇22＇Arif Dirlik：“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
季刊》（香港），1995 年冬季卷。
＇23＇Philip Huang，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Modern China，Vol。17
No。3， Julyl991。中译本参见《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年
11 月版。
＇24＇参见斯诺：“大河彼岸”，《斯诺文集》第四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英语记
者费里克斯·格林（Felix Greene）也认为公社化运动起自农村，并非官方强加的，中国革命火
种深埋于中国的土地之中。《觉醒了的中国》，北京出版社1981 年3 月版，页133、417。
＇25＇《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页100。
＇26＇同⑤，P。7。
＇27＇参见Duara 著作的导言部分。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China，
1990—1942，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28＇参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6 章，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1 月版，页313—374。该章把农民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处理成不相称的联盟。
＇29＇CarolR。Ember 等人认为“历史上有典型性的革命都发生在工业化最多只是刚刚开始的
国家”，“当反抗以推翻统治集团而告成功时，结果常常是建立起一个比前政府更为严厉更为专
制的军事专政政体”，这些革命并未带有真正的变化。这种观点在西方学者进行比较史学研究中
较为广泛。《文化的变异》，杜杉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年2 月版，页545。
＇30＇《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页615。
＇31＇《鲁迅全集》卷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10 月版，页179—185。
中国的“美国通”：务实乎？误事者？
——评沈大为的《美丽的帝国主义：
中国眼中的美国（1972－1990 年）》
于滨
国人关注天下事者，美国多为注意之中心。从双边关系上说，这与
中美之间几十年的风雨恩怨不无关系，半个世纪以来，两国时而刀枪相
见，势不两立，时而联手为盟，一致对敌，双边关系中起伏无常，难见
平顺与平等。在观念（percep…tion）上，美国人往往认为中国是最难以
捉摸的对象，即便是在双边关系的“蜜月”阶段亦是如此；而在中国人
心目中，美国似乎永远是天堂与地狱的混合体，具有天真无邪与自私自
利的双重特征。也许正是这种斩不断、理还乱的情结，铸造了中美之间
百年来的某种特有关系，亦吸引和造就了一批批中国的“美国学”学者。
这批中国的“美国通”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如何看待美国？他
们为何对美国持某些观点而不持另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是如何形成的？
它们对中国的对美政策和双边关系有什么影响？对以美国为研究对象的
“美国通”们，这些问题难以作为正式的课题加以探讨。但对关注中国
对美政策的美国的“中国通”们，这无疑是谜中之谜。沈大为先生（DavidShambaugh）的近作《美丽的帝国主义：中国眼中的美国（1972 至1990）》
（以下简称《美帝》），不失为一次有益的探讨。
一
《美帝》一书是沈大为先生十年潜心研究的结晶，最初是以他在密
执安大学的博士论文形式完稿。沈大为先生称他在研究、写作过程中，
走访了数百名在政府机关、研究单位、大学和新闻系统任职的中国的“美
国通”，翻阅了包括大量内部材料在内的文字资料。最终以七章三百页
的篇幅，概括和分析了1972 年中美关系解冻以来中国的“美国通”们观
察美国的方式方法，他们的意识形态背景，思想理论基础，中国“美国
学”界的组成及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这批中国的“美国通”们分别对
美国经济、美国社会、美国政治及外交的分析和看法，以及这些观点对
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影响程度。
中国的美国学界是指在政府各部门、研究机构、学界等领域中研究
美国问题和制定对美政策的人的通称。其规模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中
美关系的演进和深化，这一领域也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目前拥
有六、七百人之多的“职业的美国问题观察家”（professional American
watchers）（页277）。而1972 年中美关系刚刚起步时，其人数还不足
现在的一个“零头”（fraction）。按照沈大为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个
“蒸蒸日上的行业”（growth industry）（页278）。
按照沈大为先生的说法，中国的“美国通”们在中国对美政策中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他们如何看待美国呢？沈大为的结论之一是，
决定中国的美国通们观念（perception）的最基本的因素是他们各自的
“职业”（professional role），而非诸如个人经历，占有材料的能力，
文化因素，以及对美国的了解程度，等等其他因素（页40）。换言之，
这些“美国通”对美国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与他们所在单位的利益息
息相关。因此，在沈大为所称分为“马克思主义学派”和“非马克思主
义学派”的中国的“美国学”界中，“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存在于学
界、中央党校、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
单位。而“非马克思主义学派”（作者定义为“国家学派”statism 和“多
元主义学派”pluralism）则广为分布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社科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