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38-天下衙门:道尽古代衙门众生相-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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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廷杖”是有名的，午门前也常常打死京官，遑论州县？最著名的一次是明英宗时，山西左参政王来一口气打死十个违制不职的七品县太爷，创下“吉尼斯”纪录。不少人听惯了“刑不上大夫”，岂知这些“小夫”们还是免不了挨挨棍棒的。当然比较起来，又尤以秩外杂职辈享受这等政治待遇的机会更多些。
接下来说说州县衙门中官员的任期。南北朝以前，久任地方的事例极多，习以为常，似乎并没有什么任期的规定。从隋朝开始，中央集权的意识在统治者头脑里进一步强化了，体现在任官制度上，就是州县正官三年一迁，佐式官四年一迁，免得养成尾大不掉或搞起独立王国的后患。这个措施基本上一直传承到宋元，变化也有，至多只是任期时间的上下，但必须调换是大趋势。任期一满，就得离开，去京师或者回老家，再候机会参加选任。
明清时州县官员从制度上讲也有任期限制，但为了鼓励廉政以提高地方吏治质量，常常让那些受到绅民拥护或称赞的官员，特别是正官，一直在衙门大堂上坐下去。如明初时嵩州知州吴祥，还是明成祖年间上的任，一直做到明宣宗年间，足足干了32年，竟死在任上。又如遵化知县李信，也是一做27年。清朝时，康熙辛未年（1691）进士陈汝咸放做漳浦进士，一做便是13年，后来朝廷调其
改任南靖知县，漳浦绅民闻讯挽留，竟把八字衙门围了起来，最后他只好化装成巡逻的骑士，偷偷溜走。不过这些都是开国初期吏治比较澄清时的现象，到后来难得看见，还是通行三年一换。
三年一换或四年一换，并不意味着提升，多数只是转来转去。有的朝代根据考核情况，把官员从小县调到大县，便算是提级奖励了；也有的朝代搞调剂，缺分苦的州县和缺分肥的州县之间，经常对换。《西湖志余》中记有一事，发生在宋朝：参知政事王钦若罢相后出守杭州，某日属县官员全来参衙，见一钱唐县尉苍髯白发，步履踉跄。王钦若很不高兴，想骂他几句后劝其自动辞职，谁知一问下来，这个老县尉竟是和他同年登第的进士。叙旧之余，老县尉写了首诗——
“当年同试大明宫，文字虽同命不同。
我作尉曹君作相，东君原没两般风。”
南宋时胡颖在湖南提点刑狱，有过一篇命令年老知县靠边站的通知，谓：“王知县年龄已暮，精力已衰，而投身於繁剧之地，其以不职得罪此郡也宜矣”，处置方式是另委人暂代，“王知县且燕居琴堂，坐享廪禄，弗烦以事，惟适之安，岂不美与与（引自《名公书判清明集》）他没权力罢老知县的官职，可是有权力叫人退居二线。不过“燕居琴堂”只是过渡，只要他同时往中央一参，老王卷铺盖的日期便不远了。
以上两则事例，在古代州县衙门里都不乏普遍意义。追究原因，一方面是州县官难得升迁及制度导致；另一方面，也是多少人才误在科场上的表现。科举择官，看似平等竞争的人才招聘，但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往往是好不容易才熬出个“清流”出身，发须已见黑白杂交了。拿郑板桥来说，44岁才中进士，50岁当范县令，范县任满又调潍县，前后近12年，已是花甲老人，还有啥升官指望？再如冯梦龙，57岁才考取贡生，61岁放做寿宁知县，做完一任已近65岁，如果落在前文讲到的胡老爷眼里，就是第二个“王知县”了，还不如趁早回家，继续他的通俗文学创作活动。
第三章 《升官图》上弯弯绕四、违制律，老州县·考满诗（2）
可是对于广大平民知识分子来讲，几乎又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可走。尽管州县官的出身资格如作者在前文所述，多至十几种，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但大多数种类都是给有势有权或有钱人家子弟留着的。父兄当官的，子弟从小就有当官资格，根本用不着去科场竞争，一入宦途就是“少年新进”，升迁的时间余地自然要大得多。比如南朝时规定士族20岁就可以当官，寒族要满30岁才能试吏；唐朝规定凡一品二品官员子弟，一当官就是正七品。这都是中国官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顽症，结论就是：熟读诗云共子曰，不如有个好阿爹。
打破任期限制的，还有——种特别禀赋可恃，就是抗疫能力。西南地区有瘴，当地人不成问题，但按照籍贯回避制度，在那儿州县衙门里勾当的官员，一律是外乡人。外乡入水土不服，哪受得’了？因此这里的俸禄总是比别处优厚得多，略如“地区补贴”。可尽管如此，依旧经常缺官。据宋人方勺《泊宅编》说，凡是派到那里去出公差的官员，都不敢逗留：甚至在界外移文索牍。那么在里面做官的人呢，就坚持喝外头运来的泉水，据说瘴疫主要通过这里的水质传染，倘用铜盆贮水，须臾颜色呈黑，故处瘴县者有诗云：“避色如避难，冷暖随时换。少饮卯前酒，莫吃申后饭。”（《泊宅编》卷3）有免疫能力的人，就叫“有瘴县令”，“有瘴主簿”之类，可以超限期地久任下去。这风气一直流传到清代，乃至吏部唱名时，名单上竟有“有瘴”注释。这就是说，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可以服从国家需要，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当然，反过来这也可以作为惩罚官员的一种措施。北宋时新旧党争，纠缠多年，大抵一派得势，另一派就被赶到地方上当州县佐式之类，“有瘴”之地常常是轮流接纳两派谪人的“风水宝地”。
最后该讲一下官员考核了。考核制度据说源起西周。秦汉时对州县衙门的考核内容是“上计”，
原来衙门里都有日常工作记录，叫计簿，增加了多少户口，开垦了多少荒田，抓获了多少盗贼，收进·了多少钱谷，全要记录在案，加以汇编，供上司考核。《汉书·萧育传》上说，萧育当茂陵县令，在年终考核中，排在同郡县令中的第6名；另有一位漆县令郭舜殿，计簿上的成绩更差，被郡守责骂。萧育上前去为他讲情，郡守大怒：“你也不过考个第六，勉强合格，倒还有心思替别人讲情？”即要他自己去郡府中有关科室接受审查。萧育不睬，科室里的办事员过来拖他，萧太爷按住佩刀威胁说：“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竟准备当场辞官。据胡广说，东汉时州县官员考核犹如过关，常发生县令印绶被没收、县丞县尉被缚责的事。足见当时考核之严。
魏晋南北朝时，考核制度逐渐完整化，晋时考查州县官员的标准共五条，一曰正身，二日勤民，三曰抚孤，四曰敦本，五日修人。唐朝时对州县官的考核叫“考解”，带上衙门工作记录去京城受考，自己先写好自我鉴定，在同僚中当众宣读，接受大家评议，每个人都得这样做，颇有点衙门工作评议会的味道。这些鉴定连同评议意见送进京城后，由吏部考功司对照衙门工作记录作出最后评语，优奖劣惩，还发给“考牒”作为凭据。以后任期满了，是调官是升迁还是降职，要参考这些“考牒”。考核
有一般标准和具体标准。一般标准是所谓“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非）懈，具体标准依工作性质而定，比如县丞主簿一类，要考赋役增减，县尉要考抓盗贼多少，学官要考授课时间等。宋朝时也很重视考核、州县官由考课院考，京朝官由审官院考，统称“磨勘”，意为检验复核。任满候选的人，得老老实实地把考核评语填写在“脚色”上。“脚色”就是个人履历的俗称，大约含有“你是什么脚色”的意思，上面有多种项目，如姓名、籍贯、年龄、出身，社会关系，政治面貌（那会儿有新旧党争背景，新党当政时，你得填上“不系元祜党籍”，旧党得势时，最好作一个“不系蔡京、朱、王等亲属”的说明）（引自《朝野类要》），接下来就是有无奖惩记录了，如系惩类，又得说明哪些是属于工作上的错误，哪些是属于品行上的问题，哪些是属于政治上站错队的性质。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写过一件事，很耐人寻味，道是福建有一剧贼叫廖恩的，聚众剽掠，干了许多杀人抢劫的事，后来被招安丁，也有了做小官的资格，和同等次的官员一起参加考核选任。当时在座的有几十个人，个个填写脚色，都少不了有得罪受惩记录，“皆理私罪或公罪，独（廖）恩脚色称：‘出身以来，并无公私过犯。”’这里所云“出身”，系指“进入仕宦”的意思，换成白话说，即“自从参加工作以来，还没犯过一点错误”。试想州县厂僚，事务繁剧，过失在所难免，一进入考核记录，便成为“脚色”中的斑点，倒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反而清白无瑕。廖恩的这份“脚色”，不仅是对考核制度本身的一个绝妙讽刺，也形象地证明了所谓“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乃是中国官场的古来传统。所以这又伴随产生出另一个传统：官员们赴考时，都求“中中”，安保禄位便是满足，这就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明清的考核前紧后松。明代时州县官三年一考，谓之“外察”：清代时州县官也是三年一考，谓之“大计”。明清官场上贿赂风气较之前代益盛，这种外察、大计到后来全流于形式，保以“卓异’或特参“贪酷”的，都是主持考核者的人情或相反。甚至也同大挑知县一样，竟有看相貌身材走过场的。清人赵吉士著《寄园寄所寄》中有一则故事；德化县令应履平任期满后，赴吏部参加考核，文优而其貌不扬，不得列为上等，老应气不过，写一首诗贴在吏部门前——
“为官不用好文章 ，只要胡须及胖长，
更有一般堪笑处，衣裳糨得硬绷绷。”
考官制度连同封建社会官场本身，都已经走进了穷途末路。
第四章 “本朝与胥吏共天下”“本朝与胥吏共天下”
清代“同光中兴”期间，有个被排为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 ）等齐名的大官僚，叫郭嵩焘，常能发表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言论。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一一
“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郭嵩焘所云，特指京朝皇权的分割情况吧？确实，胥吏而能把持封建中央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表现得最为严重的，确实是在清朝。但若把这个问题“下放”到州县衙门来考察的话，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观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朝各代的州县衙门，几乎都是老爷和胥吏共天下。
第四章 “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一、苍王信徒萧王子孙
宋人叶梦得著《石林燕语》记，宋朝时官府中的书吏，每至秋天必醵钱酬神，“问其何神？曰‘苍王’。”苍王，就是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仓颉，书吏另有“刀笔小吏”的通称，常任差事就是动笔杆子做记录、迭文案和算账目，按照中国古代“百工技艺，各祀一神”的规矩，仓颉就成了他们的保护神。历来官衙的正门里向这一边，中间都挖有一个小木龛，里面供一个小神像，人们管他叫“不动尊佛”，其实佛典里没这位“不动尊佛”的座次，他是书吏们对苍王的又一种尊称。为什么要用“不动”呢？原来书吏们最担心被官老爷罢斥撵走，要想老赖在衙门里不动，全靠恭恭敬敬地侍候苍王，求他老人家保佑了。
和门板背后的苍王坐像配套，历来州县衙门里又有所谓“衙神”供奉，叫作“萧王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 里，曾介绍过新官上任，照例要拜“衙神”。其实拜“衙神”最勤快恭敬的不是官老爷，而是书吏们。从渊源上看，“衙神”是属于他们的：所谓“萧王”，就是西汉时的首任相国萧何，萧何是秦朝县衙门里的书吏出身，从此天下州县书吏都自认是他的徒子徒孙，有这么一位名垂史册的祖师爷，大家都觉得挺自豪。
这算闲话，一笔带过，现在该来说说这班苍王信徒萧王子孙们的本来定义了。首先，在古代官场中，吏是一个可以分成广义和狭义两种方式理解的概念。广义的吏即所谓官吏，是官的概念，狭义的吏则专指在官府中承办具体事务的人员，他们和当官的基本区别之一，就是无论品秩多么低微的官员，总是处在一定范围或一定层次的负责地位上，因而总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而吏则不同，从制度上讲，没有任何决策权力。本章 所谓拜苍王供萧何的吏，就是这种狭义上的吏。
其次，吏的出身、选拔、任用、管理和前途等各项，即所谓吏制者，与官制完全不同。先讲出身吧，哪怕是品秩极低乃至未入流的杂职官，都有所谓“一命之荣”，照例是君主任命或吏部除授，列入封建政府正规编制并可依法享受不同的政治待遇，同时也受到诸如回避、考核等制度的约束；但吏则不同，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政府雇用人员性质，特别是州县衙门内的吏员，一般均从地方上拣取“有德”、“有才”的人充任。“有德”的标准是循良无过，“有才”的标准是书写计算，选取的方式则是由“耆老”公议，因此一落入实践，大多是为地方上的绅富所把持了。《汉书·高帝纪》说刘邦曾“试吏”，应劭的解释就是“试用为吏”。他的泗上亭长这个职务，在秦末又叫亭吏。这位刘三的品行，无论如何够不｛：“有德”吧？照样成了吏的一分子，反过来那位像煞有介事读点书儿的韩信，则以“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人们由此可知封建政府的阶级色彩同样通过吏的选用得以强化，亦可把州县衙门的吏员从某种程度上认定为地方绅富豪强势力的代表。文学形象，《水浒传》里提供的郓城县小吏宋江就是现成的一个，他老子宋太公便是当地的庄园主，其“才干”是“自幼曾攻经吏”，而“德行”则是“爱习枪棒，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在“黑道”有“万儿”。
其实，果真“自幼曾攻经史”的人，一般都不肯去做吏。吏和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转个轨道极不容易。秦汉时，以吏补官的事例还有一些，秦始皇甚至做过“以吏为师”的决定，多少有助于吏的社会地位提高。既然“以吏为师”了，许多读书人也就顺其自然地从“试吏”为进身之阶，慢慢爬起，可是有了科举制后，由吏入官的希望便渺茫了，“攻经吏”就是为了应科举，只有失败者才考虑去做吏，更何况还有教书、游幕等其他出路可以选择。元朝时有一段时间停了科考，吏员的出路一下子广阔起来，许多官职都从这些人中间提拔。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官场史来看，算是例外，但即便如此，许多胸怀大志的儒生仍然不肯轻易迈出这一步。如宋濂著《王冕传》上说，著作郎李孝光欲推荐王冕去州衙为吏，王冕骂他道：“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厂备奴使哉？”这话儿说得不错，别看小说中把宋江写得何等有体面，实际上相对于做官来讲，做吏是“备奴使”的，起码从体制上说是这么一回事。宋人吕居｛二曾写过一部《官箴》，开卷就提出当官的须“事君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