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38-天下衙门:道尽古代衙门众生相-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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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奴使”的，起码从体制上说是这么一回事。宋人吕居｛二曾写过一部《官箴》，开卷就提出当官的须“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事兄，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百姓如妻子”。瞧，连老百姓也可享受“父母官”之“家属”待遇，只有“群吏”不能，公然以“奴仆”视之。难怪心高气傲的王冕要把李孝光的好心肠当驴肝肺看待了。
既然是低人一等的“奴仆”，所以一旦进入吏道之后，除了有本事去考个功名来以外，甚至花钱捐官的资格还不及平民。明代宪宗时，山东发生饥荒，为筹措救济费用，国家大开捐银买官之门，不少州县吏员都趁机出钱，买个当官的出身．御史杨守随专折建言，以为“爵赏不可以无律，名器不可以假人”，要拍卖官爵也不能卖给做吏的人， 和卑贱的社会地位相适应，吏员的俸禄也是很低微的。西汉时吏有“斗食”之称，意思是年俸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其实这还是高级衙门里的待遇，州县吏禄连这个数目也达不到。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可知多数小吏的额定岁入，还抵不上一户五口的农夫家庭。东汉时的情况，大约比西汉时更不如，王符、仲长统、崔*等著名政论家都呼吁过增加小吏俸禄。不过这同北宋时的吏制比较，又算不了啥了。据沈括《梦溪笔谈》披露，“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这简直和北魏百官无俸的用意一样，公然是要吏员以非法收入为生。因此王安石搞变法时，样样开源节流，却又舍得为吏员定禄并列入各级政府的正当财政支出，求得“以绝请托之弊”。这种把保证吏禄与促进廉政联系起来考虑的认识，为以后历代统治者所接受，是以从南宋以后，州县吏员的收入较之从前毕竟要改善得多，但仍然只能从纵向相比上、从制定名份上讲，倘若做横向比较的话，也还是微乎其微。明人沈榜所著《宛署杂记》内，保存了一份宛平县吏员的“工资单”，一般在县衙本部机关供职的吏员，每年的“工食银”才七两二钱，那些分派在巡检司、闸关等机构里的吏员，每月才支六斗仓米，档次再低一些的则连额定月粮也没有保障。宛干还算是京县，那其它普通州县呢？比比“三十俸银拿得”的佐式官来，吏的“工食银”估计只能占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吧。古诗《孔雀东南飞》里那位男主角焦仲卿，身份是“庐江府小吏”，给人印象是很老实本分的，所以他的老婆就得“天明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了，否则就怕连温饱生活亦不得维持。当然，绝大多数的吏员是不会像焦仲卿那样“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的，那里面花头精透着哪。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叫作——
第四章 “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二、“任你官清如水怎敌吏猾如油”（1）
为了使读者相信这句话确有依据，不妨先举一个最具有说服力的事例，主角就是人所周知的“大清官”包拯，够得上“官清如水”了吧？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就说过一桩他敌不过“吏猾如油”的史实：老包坐开封府南衙时，有“明察”之称。有个人犯法，按律当受脊杖，事先去贿赂值堂书吏。这个赃吏受钱后关照犯人，“审讯后老爷一定会命我写责状（注：用刑前的文书），这时候你就大喊冤枉，我自会为你辩解。”果然，包拯升堂审过案由后，便要这赃吏写责状，犯人如吏所嘱，分辩不已。那吏员大声骂道：“快吃了脊杖便滚出去，别多哕嗦尸包拯听见了，马上对这吏员卖弄权势产生厌恶之心，反过来将吏员责罚一通，那个犯人倒从轻发落了。在包拯看来，这就叫“以抑吏势”，在沈括看来，“不知已为（吏）所卖矣。”
“官清如水”敌不过“吏猾如油”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官制和吏制的不同。对此，宋人陆九渊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议论——
“官人者，异乡之人，官人年满者三考，成资者两考；吏人则长子孙于其间。官人视事，则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宫人为吏所欺，为吏所卖，亦其势然。吏人自食而办公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无良心、无公心，亦势使之然也。”（陆九渊《象山先生文集》卷4）
这段话说白了，就是吏员大多是当地豪富推选，世代盘踞地方衙门，早已里外勾结成一气，形成地头蛇之类的势力。吏禄低微，宋初甚至无禄，何以还有这么多人争着当吏呢？就是看中这些位置是发利市的渊薮。因此别指望吏员会凭良心秉公办事。而那些被朝廷派到州县里来当官员的老爷们，全是外乡人，上任之初连语言交流尚是障碍，哪谈得上熟悉民情，明察秋毫？好容易干到有点熟悉了，又得依官制调动，再派来的继任者，一切又从头开始循环。所以再精明的官员，也无法摆脱吏员的欺瞒和干扰，倘若这官员本来就是庸碌无能之辈，自然就更要成为吏员的俘虏而遭其随意摆布了。
《水浒传》、《金瓶梅》之类书中，常有押司、孔目等吏员欺蒙挟制州县官员的描写，或许有人以为这是小说，不足以为凭。须知一部中国州县衙门史实上，官员斗不过吏员的故事有得是。比如郑克著《折狱龟鉴》上举例说，宋朝时吉水县衙门里吏员每逢新官上任，必唆使许多当地人前来告状，冗杂繁复，非把新官搅得头昏脑胀不可，以后这官员对于此类事便生厌恶了，于是吏员们趁其懈怠，就把办案的事权揽到了手里。又如张培仁著《妙香室丛话》举例：清朝咸丰三年（1853），福建晋江县正堂出缺，巡抚调张培仁的朋友王子符去做代理知县，王子符苦苦哀求，不肯上任。闽抚大怒，要上弹章 参他，他也不怕。什么缘故呢？原来晋江县衙门里吏员之猾是远近闻名的。按照户部规定，晋江每年应征收地丁银三万两，可大多被吏员勾结土豪给侵吞了。那里的老百姓在纳地丁银时，已养成“只知有里书之收字，不复重县令之串票”的习惯。派去的知县、主簿之类若想清查一下，原始的鱼鳞图册、流水账簿等便会被吏员们设法藏匿甚至窜改，“即吊查册籍，亦如理乱丝”。照王子符的见解，真要“革除此弊，非复行大量之法不可。又恐里书与奸民或阴为阻挠，或阳为抗拒，非会同营兵及添派委员丁役“不足以示威集事”。可是历来去那儿上任的官员，都是赤手空拳，也无法筹措个两三万经费来摆这派兵增役显示官威的阵势，倘若其间闹出点事端来，又要被上司责以“办理不善”，“是以官是土者，无不忍气吞声，各存五日京兆之见”。（《妙香室丛话》卷10）反正去那地方当官是当不好的（收不足地丁银要受处分），迟早要参，与其后来被参，还不如干脆不去吧。
自然，像王子符这样考虑，还是出于当个清官的动机，有心捞钱当贪官的话，那就正好一块儿通同弊和。吕居仁著《官箴》，有段警告：“后生少年，乍到官守，多为猾吏所饵，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间不复敢举动。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盗不赀矣。以此被重谴，良可惜也。”这就是说，吏人以利诱官，官吏同流合污后，常常是吏员所得要比官员多得多，但事情发作的话，最倒楣的还是做官的。
话虽这么说，毕竟既当官而又不贪利者，能有几个？《名公书判清明集》里，收有一篇上司怒斥知县的警令，大呼：“全是吏人世界，知县所知何事？”这便是贪官或庸官坐衙的必然后果。试以收进这部书内的南宋干员蔡杭（时任江东提刑）的一系列判词为例，便可知州县衙门“全是吏人世界”之不虚。如《违法害民》云：“当职（蔡杭自称，后同——作者注）未巡历之前，已闻弋阳有孙、余二吏之横，民不堪之。及至安仁，则弋阳百姓争来哀诉。孙回首占县权，自号‘立地知县’，弟孙万八横行市井，人呼八王，其他可知。”如《铅山赃吏》云：“当职未入境，已闻铅山县有配吏程、徐、张、周四人，为百姓之害，及入境，则百姓交讼之。”又如《冒役》云：“当职入境阅词，诉配吏者以千计，则一路之为民害者可知也。”要之，老蔡在管下诸县转了一圈，收到的状纸全是老百姓控告猾吏的。猾吏威风到什么程度，仅以弋阳县孙回、余信二吏为例：其平素作为是，“捉人殴打，辄用纸裹木棒，名曰纸馄饨。收拾配吏、破落乡司，分布爪牙，竞为苛虐，私押人入狱，讯腿荆至一、二百”；其日常收入是，“既有无名钱，又有自寄钱，又有比呈展限钱，又有保正每月常例钱，敲锤骨髓，怨声彻天”。当蔡杭传讯证人调查他们罪行时，“乃敢率弓手正等二十余人，以迎神为名，擒捉词人”；当蔡杭查证确凿下令逮捕他们时，又“拒而不出，方且酣饮娼楼，扬扬自得”。这两个小吏日剥月削的民脂民膏共有多少，“据狱中供招，虽未及万分之一，然孙回计一万一千七百余贯，余信计一万八百余贯”。那么这个“未及万分之一”的数额又是什么概念呢？据史料记载，熙宁三年（1070），即北宋始行吏禄制度的头一年，整个中央政府所属各部门之吏禄支出，总数也只有三于八百三十四贯（《梦溪笔谈》卷12）。再回想一下前文某县尉自叹每月俸钱不过五贯五百九十钱的感慨，不难想见吕居仁何以要向当州县官的发出警告，也不难想见为什么吏员的社会地位如此卑微而仍有那么多人“且乐为之、争为之”了。
这等严重的罪行，在局外人看起来是泼天大祸了，但在“吏人世界”里不算啥事儿。蔡杭当时给拟的判决是“孙回决脊杖二十，刺配惠州牢城；余
信决脊杖十七，刺配南康军牢城”。孰知猾吏的气焰既然能嚣张到如此地步，自有其一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存在，包括县衙门里的那一班官老爷们，无不网落在内。所以这判决出来后，“众论及知县之言”，全是一派说情声音，况且理由也很堂皇，“皆谓本县纲解首尾，皆在孙回名下，欲得了办毕日行遣。”
第四章 “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二、“任你官清如水怎敌吏猾如油”（2）
没办法，财政收入是县政的中心，既然孙回一身而系全局，蔡杭也只有服帖，宣布“当职念本县月解窘急，重违其清”。于是罪犯又以能人的资格，继续从事他的“公务”，也用不着去服徒刑了。这也说明，只要别犯上“谋逆”这一款，中国古代官场上是很有一点“唯才是举”、“重用能人”的观念的。至于什么“澄清吏治”、促进廉政啦，对不起，只能当高调唱唱的。
最后，“官清如水”难敌“吏猾如油”的又一原因，还在于吏员通晓成例，熟悉档案。作者在本书第二章 里，曾援引过韩愈的名篇《蓝田县丞厅壁记》，这里面有一段很精彩的人物刻画：
“吏抱成案诣（县）丞，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县）丞曰：‘当署’。”
吏员抱案见县丞，当是毕恭毕敬的态度，因为两者地位悬殊，王冕觉得最耻辱的，也正是这“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的一幕。可是韩愈笔下“抱案”两字中又嵌了一个“成”字，说明吏员向县丞呈上的已经是办完的案卷，不过来完成一道签名画押的手续而已。说起来这又是中国官场的一大传统，办任何事情，都有一套繁琐的程式，基本法令之外，应该援引或可资类推的成例有如汗牛充栋。科举出身的人，经吏策论能讲得头头是道，诗云子曰可背得滚瓜烂熟，可是少有能摸着这些门道的；至于荫袭、保举、军功或捐纳等出身的人，那就更要差上一大截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某官员接办一件公事，这事情该依哪一条法令或哪一项规定去处理，在律令和会典等书籍中都找不到，万一出点纰漏或被上司找出了岔于，轻则驳回，重则训斥，那不就成了吃不了兜着走？这时就得设法找出以往出现过的成例套用，或者是相似的成例类推，以保万无一失。可是究竟该找什么成例，或者虽已知道，又究竟该从档案库里的哪一架哪一格上去调取，那就是另一门学问了。这就叫“吏道”，《水浒传》介绍宋江“吏道纯熟”，即是此意。于是当官的便得向做吏的讨教，抑或干脆教给做吏的去办。你若想避开他自己动手，大半是还没等上司申斥，他倒先给你来个驳回了。这样，韩愈笔下那个场景便顺理成章 地出现了：“卷其前，钳以左手”，左手像把老虎钳似的，紧紧夹住前面卷起的文件，那含义简直是“你也用不着看了”。右手呢，“摘纸尾”，关照你，“当署”，意思是“这是应该由你签字画押的”。最妙者是“平立”而“睨视”，态度还是那么谦卑，但“睨视”的眼神，却显示出一副小人得意的心态。韩愈是当过阳山县令的，当然知道州县衙门里的这一套，所以他不仅能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而且还能替代崔斯立感慨万分，“丞哉丞哉，余不负丞而丞负余尸“官之贪者不敢问吏，且相与为市；官之庸者不能制吏，皆受成其手”。（引自《名公书判清明集》卷2）像韩愈、崔斯立这些人，既不能说贪更也不能称庸吧？倒底也只能——
“（县）丞濡笔占位，署唯谨，目吏问：‘可不可？’吏曰：‘得。’则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
瞧，一切按照吏的指点，画押之后，还得问一声“可不可？”至于签署的究竟是什么文件·，连看也不想看，甚或是不敢看了。这不就是活龙活现的“吏人世界”？
或许读者还有一个疑问：吏员的这一套“吏道”是从哪儿获得的呢？答曰：一靠家传，即世代为吏，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甚至有些姓氏也是缘此而产生的；二靠从师，秦汉时“以吏为师”是社会教育的一项内容，科举制度创立后，依旧有不少专事吏道教育的吏师，还有一些在职吏员也利用业余时间收徒教习，居然还有像《习吏幼学指南》之类的通俗教材；三靠修炼，就是久炼成精，特别是那些老奸巨滑的老吏员，简直就是州县衙门里的“活萧王”、“真衙神”。宋人刘克庄有“咏十老”诗，其中《咏老吏》堪称维妙维肖，入木三分，不妨引为本节结语——
“少谙刀笔老尤工，旧贯新条问更通。
斗智固应雄鹜辈，论年亦合作狙公。
孙魁明有堪瞒处，包老严犹在套中。
只恐阎罗难抹适，铁鞭他日鬼臀红。”
绝了！这种老吏，阳间没人能治，所以只能沮咒他死后逃不过阎罗王这一关了。
第四章 “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三、富、贵、威、武、贫、贱
官有晶级，吏有等级；官有职称，吏有名目；官有分守，吏有分曹；官有编制，吏有员额……州县衙门内的吏人世界，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体。我们在认识了它的一般外貌后，还得再深入到它的内部，来一个面面观。
吏的等级不比官的品秩那样复杂，在哪一级官署里做吏，本身已经是个体现高低的标志，京城里的部吏总要比州县里的署吏神气多了吧。不过在同一级衙门内，也还是分个等次的。以州县论，
普见的是三等。一等货色是领班级，相当于白话所谓科长、股长之类。汉代时，这种领班吏员还有正职、副职区分。正职称掾，副职叫属；二等货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