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38-天下衙门:道尽古代衙门众生相-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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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几个做公的走将拢来……”瞧，他们就是“做公的”，也叫“公人”。至于老百姓背后的叫法嘛，那就不太入耳了，谓：差狗子。做公的也罢，差狗子也罢，反正也算是衙门里的成员之一了。元朝时有人分十等之说，所谓一僧二道，三官四吏，五皂六隶，七倡八优，九儒十丐，官吏之下便是这皂隶，比演员、儒生还体面些。当然这皂与隶之间还有区别，所谓“公人”，主要指皂而言，隶者，就是在衙门里当轿夫、马夫、伙夫、更夫、闸夫之类的了。当衙前胥役是由农民轮番当差时，自然是吃自家伙食替“公”家尽义务，改成募人充任固定差使后，衙门里就得给一份开销了。我们从沈榜的《宛署杂记》中得知，明朝时宛平县衙门里的这班皂隶，每年可领取“工食银”三两六钱，恰好是书办的二分之一。有了“工食银”支出，自然得讲个定额，否则会增加衙门办公经费的成本。还是以明代宛平县为例，据说是定额49人，门子、库子、仓斗级等不计算在内。其实在实际生活中，定额总是被大大突破的，所谓“大县干人小县百”，那是一点也不虚妄的。《水浒传》里说晁盖一伙劫了生辰纲后，济州衙门老爷严命“缉捕使臣”衙涛捉拿劫犯，据何涛兄弟何清言，“哥哥，你管下许多眼明手快的公人，也有三二百个。”这么多“公人”又该吃哪一家的饭呢？不外是“君子动口，小人动手”了，这就难怪南宋学者叶适会咬牙切齿地说，当时的社会，“号为公人世界”！（《冰心先生文集》卷3）所谓老爷“与吏胥共天下”，说什么也不能把这个“胥”字漏掉。
“吏人世界”的代表性构成是“六房”，“公人世界”的代表性结构是“三班”。六房的代号是富贵威武贫贱，三班的形象就是狼、狗、狐。
“狼”即皂班，专供学狼嗥摆威风的。老爷坐堂时，他们分站两边吼堂；老爷出巡时，他们走在前面吼道，平素还有许多打杂差使。他们赚钱的法门，主要有两条，一是借执行刑罚，二是趁采买物件。州县衙门的大堂上，动用刑具是家常便饭，追赋逼税要动刑，审讯讼案要动刑，处分非礼、违制或不良，也要动刑。这道手续例由皂班经办，卖人情收讹诈全从这上头出来。《水浒传》里，武松被判“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觑他，止有五七下着肉”，这就是他们的业务专长，但平素发挥这种专长时，都得收钱；反过来的做法，南宋时名宦吴势卿有过一篇《禁约吏卒毒虐平人》，暴露出的黑幕是：“近阅诸郡狱案，有因追证取乞不满而杀人者，有因押下争讨支俵而杀人者，有讨断杖兜驰钱而杀人者，又有因追捕妄捉平人吊打致死者。”（《名公书判清明集》）这全是勒索不成所致，是以当事人才进衙门听审，家属先已上下打点忙开了，皂班的这一笔杖头钱是稳取的。元代时有人写过一出杂剧叫《神奴儿》，里头有个叫何正的皂班在赶路接回任官员时，不慎撞到李二员外，李二员外骂他
是个“驴前马后的人”，这是取笑他的“吼道”差事，何正反过来警告他道：“你常踏着吉地而行。你若犯在我那衙门中，该谁当值，马粪里污的杖子，一下起你一层皮。李二，咱两个休轴头儿厮抹着尸可巧，这李二员外后来果真被人告了，犯在衙门里，过堂时被何正下死劲拼命打，连坐堂问案的老爷都疑惑起来，问他，“何正做甚么，将那李德义这般打也？”何正回答：“大人断事，小的每是只候人。官不威，牙爪威尸真是妙极了。至于采买物件时的外快，也不消细说，既要诈店铺的，还得揩帐房油。
再说一件关于皂班的史实。据宋人孙光宪所著《j匕梦琐言》记，唐代宰相毕诚出身寒微，他的舅舅就是太湖县衙门里的皂班，靠赚杖头钱致富。毕诚显达后，想替舅舅谋一个官职，舅舅还执意不肯，说是我干这个行当，每年光“事例钱”便有六十缗可拿，“苟无败阙，终身优渥”，不知你想替我谋什么官职？言下之意是，还有比行杖更好的进帐吗？六十缗即六干文，抵得上当时一个县令加上一个县尉的俸料了。况且这仅仅是“事例钱”，“例”外的受贿还不算在内。怪不得老娘舅连官也不愿做哩。
“狗”是快班，靠手脚快捷嗅觉灵敏混事，专供持票传案、拘捕人犯、刺探侦缉和传送公事等。也叫“快手”、“捕快”等，前文引述《水浒传》中的何涛，就是捕快的领班人。唐朝时的快班，还有个“不良人”俗称，如张*著《朝野佥载》中，记有一则故事，谓中书舍人郭正一有个高丽婢名玉素，貌美受宠，替主人掌管财物。后来玉素投毒谋害主人，泄露后卷带金银器物逃跑。“录奏，敕令长安（县）、万年（县）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不良主帅魏昶有策略……不良往金城坊空宅，并搜之。至一宅，封锁正密，打锁破开之，婢及高丽并在其中。”有关破案的过程，作者作丁省略，但读者看了后自然明白这里头反复出现的“不良’’并不能望文生义作“不良分子”解，倒是“捉不良”的，而魏昶则同何涛一样，是他们的领班。也不知什么缘故，大家把“捉不良人”的“捉”字省掉了，简称“不良人”或“不良”，意思肯定弄反了，但对于这班捕快的平素为人来讲，形容得恰到好处。西汉时人们又管缉捕盗贼的隶卒叫“求盗”，也和“不良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章 “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五、狐群狗党《衙虎谣》（2）
快班辈究竟怎么个“不良”，沈榜是当知县老爷的，该知道很多，也该相瞒不少，但《宛署杂记》中仍有“遂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的考语，大体是“每民间有事，应与拘送，则有‘鞋脚钱’；或已就拘执，两愿和息，则有‘酒饭钱’；奉檄踪迹奸宄，未得而株连之，则有‘宽限钱’；已得而墨覆之，则有‘买放钱’；城内每月每家有‘灯油钱’；买卖房契有‘画字钱’；各巷搭盖披檐（指“违章 建筑”——作者注）有‘隐报分例’；相验有被犯法物；每初佥及年终，置酒邀会，每家银三五分，则曰‘打网’、曰‘秋风’；……巧立名色，莫可枚举。”以“宽限钱”为例，又叫·“贼开花”，清人姚元之撰《竹叶亭杂记》里，对此有描述：
州县中差役之扰乡民，其术百端……有“贼开花”等名目。言民间遇有窃案，呈报之后，差役将被窃邻近之家资财殷实而无顶带者，扳出指为窝户，拘押索钱。每报一案，牵连数家，名日“贼开花”。乡曲无知，惧干法网，出钱七八干至十数千不等。胥役欲壑既盈，始释之，谓之“洗贼名”。一家被贼，即数家受累，如此数次，殷实者亦空矣。有鲁典史者，刻一联榜於堂，联云：“若要子孙能结果／除非贼案不开花。”
李清编《折狱新语》里，也收有不少快班辈的劣迹。如卷五《斩奸事》记慈溪县捕快柳阿安、叶僧受淫棍章 马贿买，反诬良民为贼，“遂捉拿吊打，而有搜虏衣物廿一件、银五两之事”；如卷五《奸杀事》记奉化县捕快蒋少龙、张章 ，趁拘人名义，强奸当事人妻子；又如卷四《枉诈事》中，有衙役张凤、王美泰硬指平民王继武为贼，“继武以六钱付，犹怏怏未厌，又益以二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即便发作了，至多是“杖治”，而执行者又是他们的皂班同行，倒底有几下“着肉”的，不言而喻。“不良”丧尽天良的极端行为，是养寇自重或干脆自己也当盗贼，县令县尉等老爷追比急迫时，就胡乱抓平时有仇隙的人抵罪，甚而有比之还骇人听闻的。徐珂编《清稗类钞》上；就记有一事：清朝咸丰时，“河南多盗，州县故广置胥役以捕盗，有多至数千人者，实则大盗即窟穴其中，时遣其徒党出劫，捕之急，即贿买贫民为顶凶以销案”。有个镇平县捕快胡体安，阳为胥役，阴为盗魁，有一回唆徒党去邻近某县掠劫巨室，被害人知道了是胡体安当主谋后，上控到守道衙，当时正值涂宗瀛在河南当地方官，马上指派有司去镇平拘人。这个胡体安竟买通来抓人的邻县捕快，把自己掠来的一个小伙夫王树汶充胡体安名字带走归案。
“（王）树汶初不承，役以非刑酷之，且谓即定案必不死，始诺。”读者或许要问老爷干什么吃的？这也有记载，“县令马翥闻（胡）体安就获，狂喜，不暇审真伪，遽禀大府，草草定案。”涂宗瀛在清代官员中，也算是以能干著称了，偏偏就在他的管下出这等事情，足见“公人世界”的能量，上下左右的吏人和胥役用铜钱串接起来，何惧区区涂宗瀛？所以姚元之又喟叹：“地方大吏安得尽天下蠹役一一而知之？亲民者又安得尽一县蠹役一一而除之？”
“狐”是壮班，区别于知寨、守备等统辖的地方驻军，是专用来警卫州县衙门的武装部队，亦常承办押解犯人、护送粮饷、巡行地方等差使。清朝著名诗人袁枚（随园老人）当沭阳知县时，某日校阅壮班武艺，“发矢，矢旁决，热火器，器闭。诸丁伏地请罪。”这便是这班人的“军事素质”，可是平时在老百姓面前则个个耀武扬威，所谓狐假虎威，故名之狐。《水浒传》里郓城县都头朱仝、雷横及其统率的四十个士兵、弓手等，全属壮班概念。朱仝系本地富户，雷横则杀牛放赌，恰能补充说明衙役三班的性质。快班和壮班与皂班统归知县调度，但区别又在于前两者和粮马县丞、捕盗县尉之类的专职州县佐式的关系更密切一点。例如小说中朱仝、雷横奉知县时文彬命令去搜捕晁盖时，便是由县尉牵头带去的。孰知两个领班都受过晁盖好处，卖人情放走了通缉犯，县尉道：“走了正贼，怎生奈何？”朱仝答道：“非是小人不赶，其实月黑了，没做道理处。这些士兵，全无几个有用的人，不敢向前。”作者以为这些描绘很生动，一来表明进士出身的县尉以文职统带武役，实际上很难有施展；二来可见这些士兵们全靠卖人情过日子，晁盖给过他们钱，后来宋太公也给过他们钱，那就很难指望会抓到晁盖、宋江的；三哩，假如没钱给他们，就有颜色给瞧了。小说上的介绍是，“县尉只得捉了几家邻舍去，解将郓城县里来。”这同后面描写快班故意放跑宋江的情节，简直如出一辙——“众做公的，只碍宋江面皮，不肯动手；拿唐牛儿时，须不担阁。把他横拖倒拽，直推进郓城县里来。”试想，在这些“公人”心目里，“公”字值几个小钱？
说到押解人犯，自然又是壮班的油水之一，出差辛苦，就用索贿相抵。董超、薛霸、张干、李万之类的文学形象，读者们已很熟悉。若问受嘱贪贿害死人犯的事究竟有没有？完全可能，一般犯人不说，宋徽宗时，曾有“隐相”之名的大官梁师成，就是在被贬谪去彰化的途中，被押解的胥役们用绳子勒死的，回开封后谎称暴卒于途，居然没事。还有比这更离奇的：清朝时，常发生“胥役囚徒互相狼狈，以亡命横行为利薮”，就是在押解途中搞抢劫活动。那是什么心态，作者亦捉摸不定，抑或在衙役看来，应该用这种脏款来抵偿他们的辛苦，而在囚犯看来，反正有案在身，何不放胆再干几回，亦可改善待遇吧？乾隆十四年（1749），正在家居丧的太仆寺卿陈星斋坐船赴淮，准备替一位道员坐馆，“舟泊丹阳，遇秋审解犯数船，自镇江往苏。两船偶触，解役突率众囚徒入船，各持器械，杂手中铁链，指挥劫夺，罄所有以去。太仆方与客对弈，猝被一囚连殴三链，头颅脊背受创极重，流血昏晕。”不过这次他们没料到苦主是一个暂时退居的大官，结果陈星斋苏醒后，立即告到丹阳县，连乾隆皇帝也知道了这件事，“立置重典，嗣是此风稍戢矣”。（《清稗类钞·胥役门》）但是我看张集馨著《道咸宦海见闻录》时，又有不少类似记载，足见这风气是与中国封建州县衙门相伴迄终的。
三班以外，属于衙役辈的还有狱卒、仵作、刽子手、仓斗级、扦子手等，再宽泛一些，如里甲、保正之类，也可算在里面。有些嘴脸，在本书的第六章 里还会提到，这里就省点篇幅了。最后摘引一段清人张维屏所撰《衙虎谣》，略见这一伙的整体风貌
“衙差何似似猛虎，乡民鱼肉供樽俎。《周官》已设胥与徒，至今此辈安能无？大县千人小县百，驾驭难言威与德。莫矜察察以为明，鬼蜮横纵不可测。吁嗟乎！官虽廉，虎饱食，官而贪，虎生翼！”
第五章 公门中的“自家人”公门中的“自家人”
明朝崇祯年间，浙江宁波闹出一件衙门丑闻：奉化县衙门的管门大爷胡美卿，奸占本县平民朱邦祁的老婆徐氏。朱邦祁慑于胡的淫威，特地赶到邻邑鄞县去告状，鄞县的县太爷知道此案难断，便往上级衙门宁波府申报。果然，上头还没开审，奉化知县李某人就派人去府里找推官李清说情了。偏偏李清不给他面子，在判语中直斥吖，子无奈太横！岂倚公门为吓虎，而傍朱衣为媚狐者？”最后“合断朱邦祁领回（徐氏），仍杖胡美卿以儆。”（《折狱新语》卷5）自然，没定他一个奸占民妻的罪名而判徒流，仍算是客气的。
为什么小小一个门子，竟然能叫朱邦祁投鼠忌器，专门跑到鄞县去告“隔山状”？又为什么这么一桩很容易了断的案子，居然会使一个知县不敢承办，一个知县出头求情？
原来这位胡美卿并非普通皂隶一辈，而是李知县的“自家人”。看过本书第四章 后，不少读者大都会不胜骇异；倘若天下州县衙门全被猾吏悍役盘踞住了，真无从想象朝廷除授的官老爷们，还有何能耐施展？就算是同流合污“共天下”吧，只怕双手难抵众拳，也没这本钱去“共”哩。别急，“山人自有妙计”，当官的爷们，也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套对付胥役的办法，到了明清时，最盛行的现象就是于“吏人世界”、“公人世界”之外，再造就起一个衙门里的“家人世界”。不过，这套针对性特别强烈的“自家人”体制，究竟是更有利于封建统治抑或老爷本人呢？还得一层一层掰开后，由读者自行判断。
第五章 公门中的“自家人”一、“闷讲长随行藏”（1）
“自家人”的最基层叫“长随”。他们和官老爷的关系，既不同于胥吏和长官，更不同于属员和上司，而是一种主仆性质。但是这一类“仆”，也不同于寻常厮役奴仆、家丁书僮一流，最要紧的区别便在于：“须知官场中事，何者当先，何者当后，何事有益于民，何事有碍于官。凡升调署补，或省委初任，或科甲捐班，各有来历。至上宪饬行，明文办案，缓急限期，州县治下，额征钱粮，仓谷地丁，实
存未解若干，如何报销，接收交代，条款分清。民情土俗，出物土产，宪纲舆图，水陆路程，驿递差徭，种种各事，探悉胸中。”要之，便是事理兼通，人情练达，官场上的事务，衙门中的规矩，全搁在肚子里。要懂这么多干吗？这就都成了老爷的耳目与手脚了，老爷把他们带进衙门里，“分兵把守”，尽最大努力别让那些杂职和吏胥们把主人给瞒了欺了。吃私人的食，办“公门”的事，这事情是否有些矛盾？说穿了也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