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38-天下衙门:道尽古代衙门众生相-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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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守出祷雨，万民皆喜悦，昨夜推窗看：见月！”老爷查出作者后，将其捉进衙门，痛责18板，又怀疑他仅仅是“发行人”，背后还有真作者。那人咬定是自己所作，老爷让他当场再吟一首验证，否则罪置重刑，此人应声道：“作诗十七字，被责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郎瑛于追述过此事后感喟说“此世之所少”，那是指老百姓有勇气公然嘲笑封建官府而言，但州县衙门惯弄此类虚头来代替劝课农桑实务的现象，则确实是“世之所多”哩。
再有一个“好传统”，就是报喜不报忧。报喜的门道很多：一曰挖空心思报“祥瑞”。一株谷物上多长了些穗，就叫“嘉禾”；天上下了几滴略有甜味的雨，就叫“甘露”；田埂上钻出几棵过去少见的草本，就叫“灵芝”，全当宝贝似地装进盒子，派专人送到上级衙门去，恳求转呈朝廷，这也算是体现劝农有绩的标志；二日恣意夸张报“政绩”。筑一条陂吹成一道坝，栽几排树吹成一片林，挖一个塘吹成一片湖，反正瞒上不瞒下，法螺尽管吹；三日凭空捏造创双收。这一条特别反映在劝垦荒地上：垦殖面积增加了是衙门的名气，而这一增加又要引带田赋的增加，田赋增加又要引带衙门众老爷的陋规收入增加，这又是实惠。有此名利双收的利益驱动，不少州县都捏造垦荒数目。以清朝世宗时福建省崇安县为例：雍正十年（1732），该县捏报垦荒139顷；雍正十一年（1733），又捏报垦荒150顷，前后一共加征银2203两，米260石，全部采用“飞洒”（即无田浮赋——注）办法落实。这就是老爷升官发财，百姓晦气破家。趁着乾隆皇帝登基之初，有些励精图治的气象，便有敢讲点真话的官员将这等浮夸虚造歪风给抖了出来，乾隆即命地方督抚将现有报垦田地“详确查明，如多虚捏，据实题请开除”，（引见《清乾隆朝实录》卷5），结果发现好多省份都存在和福建崇安同样的现象。
不报忧最简单了，就是一个瞒字呗，也是瞒上不瞒下，只求迎合上司，不怕得罪百姓，乃至可以造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比如宋人叶梦得著《避暑录话》载，北宋神宗时，钱勰在如皋当知县，当年大旱，又闹蝗灾，而邻县泰兴的县太爷竟向上司汇报说“本县无蝗”。而后泰兴蝗灾因衙门不组织治理的缘故，闹得比周围各县更厉害，上司知道后移文责问，孰知这位老爷答复说泰兴本来是没蝗虫的，是如皋的蝗虫飞了过来，尚请上司“仍檄如皋，请严捕蝗，无使侵邻境”。·钱勰得檄后又好气又好笑，在檄书纸尾上写了四句话：“蝗虫本是天灾，即非县令不才。既自敝邑飞去，却请贵县押来。”
此外，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本是中国士人的通病，进官场后尚不认真学稼学圃，也难指望他们能做好劝农工作。明人谢肇浙《五杂俎》和浮白斋主人所著《雅谑》里，都记有一则同样的故事，估计是史实流传，谓德清县主簿马某，曾于某夜三更时，亲自去敲知县的房门，知县只当非火即盗，惊惶而出。主簿说：“我在想个问题，四月份里，农民们又要忙种田，又要忙养蚕，太辛苦了。衙门里可以出一张告示，让百姓四月种田，十月养蚕，如何？”知县又好气又好笑，问他“十月里哪来桑叶喂蚕呢？”
这就叫外行当领导了。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二、急敛暴政求考课（1）
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世祖福临突然驾崩，继承皇位者是尚为童稚的康熙。按照中国的老例，新皇帝登基，总得有一些“恩典”给大家，比如对一般罪犯是“大赦”；对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加一场“恩科”；至于已经步入仕宦者，好处自然又多一些：革职回家的可望“起复”，受过处分的可望“开复”，正逢考满者，可盼多升两级，等等。孰知“顾命大臣”们替小皇帝拟了一道圣谕传示吏部和户部，再传达给全国官员，略谓“钱粮系军国急需，经管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 奏，见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积逋，贻累后官；或系官役侵挪，借口民欠……今后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尔等即会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内拖欠钱粮不完，或应革职，或应降级处分，确议具奏”。
这道圣旨，对于天下州县衙门来说，真可谓当头一棒，尤其是正堂、佐式之类，几乎魂灵儿走掉一半。小皇帝板起面孔来了，限期完解钱粮，过了期限，非但升不了官，加不了级，还要革职议罪哪！未几，《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数份处分例》也由各部、寺会同议定颁布下来了，于是全国州县衙门，满是敲扑之声，凄惨之呼。老百姓受荼毒的情形不难想象，就江苏江西两省官吏士绅被分别造册“交部察议”者，也有13517人之多，凡现任官员一律降两级调用，在籍官员一律黜革，其余已有县试、乡试或会试中式者，一律夺去秀才、举人和进士的功名。昆山县进士叶方霭，被县里查出漏交一文钱，连个“探花”功名也保不住，致使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译，其他如歙县方光琛、华亭县董含等，都是在考取进士后因欠粮被黜，一怒之下西走云南，去当吴三桂的幕僚，成为后来“三藩之乱”的重要谋士。众所皆知的“哭庙大狱”，也发生在这时：江南名士金圣叹等率领一大批士人，打着悼念顺治皇上的幌子，向苏州府组办的追悼会场进军，散发传单，痛诉吴县衙门“滥用非刑，预征课税”，结果金圣叹等18个为首分子被砍了脑袋，其余被株连而军流禁铜者不算；
这一回，是百姓之厄，士人之厄，同样也是州县官员之厄，甚至两江中差役也逮起了240人。什么缘故呢？盖因征收钱粮，全是州县衙门的责任。
钱粮就是田赋。自从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出现后，国家就实行向田主按土地面积征收地税的制度，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的“初税亩”，大抵可视作田赋的源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田赋划一，概由县级政权按年度直接向土地所有者征收，此后一直沿袭下来。封建国家，包括皇室开支及政府、军队、监狱、官吏等整部机器得以运转的燃料动力，就是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这是除了一小部分特权阶层及其家属以外全国人民的法定和无偿的义务，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立国的封建大国内，田赋尤为赋税构成中的支撑项目。历朝各代，田赋的征收比例或定额、形式或方法，互有不同，比如汉朝时先是“十五税一”，后改为“三十税一”，以后的朝代则多行“什一之税”；又比如，封建社会前期的田赋多以粮食、绵麻等实物体现，中后期则钱、粮均有，粮称本色，钱称折色；至如“租调制”、“户调制”、“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法”等历朝征赋所使用的不同办法等，说起来又得做一篇大文章 ，这里不加赘述。读者们只须记住一条：所有这些封建国家机器的“燃料动力”，全得由州县衙门负责给收拢来交上去，宋人真德秀所谓“簿书乃财赋之根底，财赋之出于簿书，犹禾稼之出于田亩也。故县令于簿书，当如举子之治本经”（《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算是把土地——簿书——财赋的相互关系以及州县官员在这种机制运行过程中的责任全讲明白了。前一节讲到“王政之本在乎农桑”，说透了“王政”的本钱主要就从“农桑”中出来，君主官吏·判断劝农成绩的好坏，总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狭义的视角，就是看田赋征收成绩如何？其逻辑是农业增收了则田赋自然增收，反之就是劝农不力。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君主和官吏，都是从这种狭义视角观察问题的，因此便有了前文中所引康熙圣谕之“按期完解，乃为称职”的要求。再透彻一点讲，州县衙门中大小官员、吏员、差役以及师爷、长随等“自家人”的全部“出息”，其最称“稳定”的部分，大多从赋税上获得，这就更是他们经常全力以赴于此务的动力了。
征收田赋的过程，充满血腥与黑幕。每当春秋两次开征之时，知县、佐式率同户、仓、粮房吏员及三班差役，几乎全体出动。按照制度，农民们应当于见过县衙告示后，分往各指定收赋地点主动交纳，这一刻便是吏员、长随、仓斗级等大逞淫威上下其手的时机，任意克扣份量、指名额外需索、肆情责打辱骂或设法刁难讹诈等，种种手段，不一而足。老实巴脚的种田人视纳赋如同过鬼门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农民有自耕田若干亩，按簿册上要求，应该交秋粮两石，届时一家大小你推我挑，把粮食送到了指定地点。先得排队，这会儿便有“做公的”跑来寻畔，吆喝斥责，调戏妇女，无所不为，好容易轮到你交赋了，吏员抓起一把粮食，说是太潮湿，压秤砣，马上便给你‘个折扣，到了过磅时，仓斗级和秤手们，又在量衡器用上玩手脚，这又是一个折扣。这一来你就完了，眼睁睁看着粮食倒进官囤，簿册上却留下了拖欠若干的记录。拖欠又该咋办呢？按告示规定的期限来指定地点补欠，过了期限后，书吏啦、差役啦，一起下乡来催科，倘嫌人手不够，连县尉（宋元以后是典史）、巡检亦得带人纷纷出动，那一番骚扰折腾，更厉害了，可真是“鸡飞狗跳，鬼哭狼嚎”。唐宋时不少进士出身的人去州县衙门里当县尉，都自感难过这等敲剥小民的一关。这是读过几卷书的人的想法，至于那班吏胥，却没这等顾忌，下一趟乡，吃香喝辣，连偷带抢，尽是外快。倘若下乡催科后犹不足补欠，那就要抓到衙门里“追比”了，打板子，站枷号，本书第一章 里曾引过一首贴在八字墙上
试想，果真有能力按簿册规定又按官吏额外需索解完钱粮者，谁甘心过此“纸枷飞作白蝴蝶，布棍染成红杜鹃”的悲惨生涯呢？但是衙门要“称职”的话，就顾不了这些。
古诗有所谓“急敛暴征求考课”之语，就是这种心态的概括，要求考课上等，要想升官发财，非得这么干不可，否则哪来“心善进庙门，心黑进衙
门”这句话？北宋哲宗时，苏东坡赴任扬州，路过濠、寿、楚、泗等州，曾进入村落，访问百姓，无不痛诉急敛暴政，“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广苏东坡向皇上进言道：“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续通鉴长编》卷473）可是轮到他头上，不敛不催也过不了考课这一关，倘能自己不贪而又尽可能管住吏胥使之少贪，就算是“清官”了。《山堂肆考》上说寇准当成安知县时，“每期会赋役，惟令县乡里姓名揭县门，而百姓争赴之，无稽违者。”这就是夸张其辞了。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二、急敛暴政求考课（2）
不过，历史上州县官员在征收田赋时，像寇准那样仅在八字墙上张贴告示和名单的，确也不少，为他们获得“好官”声誉的主要做法，便是不派或少派吏胥催欠，换句话讲就是征赋归征赋，但不放虎狼出来。那么他们这些“好官”、“清官”们又是怎样过此考课关呢？
这就是另一种征赋方式，叫“揽户”制度，扼要点讲，乡下人怕直接同官吏打交道，衙门也嫌挨家挨户催欠太烦，于是官民之间多出一个“揽户”来，或者是里甲保正，或者是乡绅生员，大抵以中小地主阶级成员为多。他们分别向官府承揽了包纳多少户多少亩田赋的责任，农民们把田赋交给他们，
再由他们统一向衙门完解。对于农民来讲，这里头有好多饮鸩止渴的地方：衙门胥役的凌辱可以逃过了，青黄不接时的拖欠可以由揽户垫上了，起码站枷吃杖的羞耻可以免掉不少。但是反过来了，他们可就因此成了揽户的债户，无疑是在接受官府敛征的同时，又套上了一根承受揽户剥削的绳索，并加深了对揽户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于揽户来讲，因为他们是所谓“有体面”的阶层，一般不用害怕吏胥之类的刁难，至多是将正赋与浮数之间的差额拿出来和衙门打平伙或三七开四六开罢了，但是返转身去，通过垫纳、代缴、放贷等种种方式，可以从农民身上得到更多的油水。学过一点历史和经济学的人，常常接触“土地兼并”这个名词，揽户这种方式，便是兼并农民土地的一条重要渠道。“范进中举”为什么会喜得发疯？就因为哪怕他在科场中就此僵滞，无由转入仕宦，也有了充当揽户的身份，还愁发不了财？最后，对于衙门来讲，揽户完赋这种方式，可谓是喜忧参半。首先从成员上区分，大抵是官员喜吏胥忧。揽户们把田赋包下来了，官员无急敛之名，得考课之实，省心得多，至于他们个人的好处，自然也是由揽户们承包下来的，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可是吏胥们就不同了，因为揽户制除了保证官员利益外，只能再兼顾粮房、户房、仓库等衙门中直接有关部门之吏胥们的利益，的催科诗，所谓“长邑低区多瘠田，经催粮长役纷然。纸枷飞作白蝴蝶，布棍染成红杜鹃。日落生员敲凳上，夜归皂隶闹门前。人生有产须当卖，一粒何曾到口边。”这就是催欠实景的写照。南宋时刘克庄做江东提刑时，有过一篇《催苗重叠断杖》，指斥某县主簿赵老爷催科用刑太苛，“只如三月二十七日断杖，四月初八日复决，岂非湿疮上再决乎？似此催科，伤朝廷之仁厚，损主簿之阴骘，当职以提点刑狱名官，不得不谆谆告诫，今后不宜如此。”刘克庄在宋史上，是个正派人形象，他把这篇东西收进《后村先生大全集》里，显然也颇自赏，但人们可以从中感悟些什么呢？其一，州县主簿是催科时的干将，因为他是财赋主管；其二，催科用刑是王法允许的，只不过在刘克庄看来，还没等人家的疮疤长好便又用刑，未免太过分了一些而已；其三呢，不过得一个“谆谆告诫，今后不宜为此”，倘若上司不是刘克庄呢？有时或许连这一份“出息”也要计较争执，而对于其他部门的吏胥来讲，少了参与催欠的差使，也就是少于一个额外需索的饭碗，能不发愁？况且封建社会中，正派的读书人也是有的，比如杨乃武所以会得罪衙门吏胥和当地豪富，就是因他自恃举人体面，义务替农民当代纳田赋者，他不要农民好处，农民说他好话了，可衙门吏胥和想通过当揽户获利者叮就叫苦了。所以“小白菜”葛毕氏的丈夫一死，大家都想到把通奸下毒的罪名栽到他身上。其次，官员吏胥的忧喜参半又可以因具体条件换一个位置，比如本书第四章 第四节中讲到庐江库吏的故事，那就是吏胥倘及早和揽户勾结起的话，还有不少超额生发哩。反过来，不少充当揽户者，又恃有皇亲国戚、官宦亲贵或朝中有人、乡里有势等种种优势，揽是揽了，交则困难，肥了他家，亏了官库，七品芝麻官—类若无厉害手段，倒也奈何不了他，于是就有了本节开篇所述拖欠年久的情节了。那万把个缙绅生员，都是什么原因给扯进来的呢？答：揽户，平时也倚仗衙门鱼肉百姓，这会儿皇上“龙颜大怒”，大家便一网里打尽了。但是话说回来，综观历史上州县衙门催征田赋的整体趋向，无论是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