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38-天下衙门:道尽古代衙门众生相-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皇上“龙颜大怒”，大家便一网里打尽了。但是话说回来，综观历史上州县衙门催征田赋的整体趋向，无论是通过里甲乡约，还是出动吏胥衙卒，或是通过富室揽户，终究以衙门、富豪、里保之三位一体的勾结为主要面。欧阳修痛骂“赋敛繁重，全由官吏为奸。朝廷得其一分，奸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苏辙则惊呼，“故夫今之农者，举非天子之农，而富人之农也广一个强调了衙门的黑暗，一个强调了揽户的贪酷，这也正好合成了贯穿于封建社会大部分时间但永无根治之日的矛盾现象。
然则这还不算完事，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又远远不止田赋一项！还有户口税，人头税，房产税，铺户税，契税……名目繁多，不尽缕述；赋税之外，还有“捐”，讲白了就是摊派，就是勒索，衙门里有工程要摊派，地方上过公差要摊派，礼房修建校舍要摊派，兵房编练武装要摊派，工房督修城垣要摊派，粮房库房起造仓囤要摊派，甚至来一任老爷去一任老爷也要摊派：《南亭笔记》谓严天池赴邵武当知县，去城隍庙行香时发誓赌咒，决不拿邵武人民一文钱。可是马上就有“茶果银”送上来了，说这是老规矩，凡有新官上任，合邑绅民“为官长称觥敬者”，您不可破了老例啊J又如海瑞在淳安当知县，任满后该去北京受考朝觐了，按当地规矩，老爷去京朝送礼的费用，也都得由全县百姓摊派，三年征收一次，结果海瑞比严天池厉害，硬是给破丁例。这么多税，这么多捐，合起来就叫“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除少数专门项目另由国家指定有关部门征收外，其余概由州县衙门负责征收，征收时的情景，也就和敛赋一样，一项一项写下来就没个
完，不妨就“窥一斑而知全豹”吧。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三、“蟋蟀曜曜叫，宣德皇帝要”（1）
明朝宣德五年（“30）春暮，宣宗朱瞻基写过一篇文章 让大臣们传看，以表示他对民间疾苦的了解和关怀。文章 说，昨天朕去谒陵，回来时经过昌平东郊，看见田里的农民正弯腰耕地，连直起身子看看天色的闲暇也没有。朕召了一个人来，问他干吗做得那么勤快？他说，我们种田人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有一弗勤，农弗成功。朕问，那么冬天总可以安逸一些吧？他说，“冬然后执力役於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朕听了后，叹息再三。
叹息归叹息，徭役还得照旧编发。封建社会里，除少数特权阶层及其家属外，所有国民都有按政府法令替国家无偿服役的义务，正如这位昌平农民所说的，“亦我之职”；而这种制度的执行和监管者，就是州县衙门，所谓“执力役於县官”的讲法，即本乎此。
户口的调查、登记和管理，是摊派和征发徭役的前提与根据，因此也就是州县衙门最基础性的工作之一。《史记·龟策列传》上说，春秋时有一只神龟在宋国的泉阳被一个叫豫且的渔户捕获，那神龟便托梦给宋王，求他解救。宋王派使者去泉阳，问县令，你这儿有多少渔户，有没有一个叫豫且的？“泉阳令乃使吏按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庐，名为豫且。”我们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时代，许多国家的县级政权已有境内户口的详细簿册，甚至还有标上户数与户主姓名的“地形图”了，所以摊开来——查便知道，豫且住在上流。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划一的郡县制度后，这种户口调查和登记工作的质量，必定又大大提高。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就有——则关于户口的《封诊式》：某人向官府自首，道是原住某里，于本年二月已不记日期的某天逃亡，没有其他过犯，现在来自首。宫府讯问后，姓名、身份都确实，查对一下户籍登记，是二月丙子日逃走的，情况掌握得比他本人还清楚。他说自己没过犯，但官府应认定他有过犯。为什么？户籍上能证明，他躲避了三月份修筑宫室的劳役共20天。人们又可以从这一案例中知道，户口登记和管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征徭。当然，还有户税、口税、军赋等各式各样的摊派，也都是它的效能发挥。
州县衙门是怎样进行户口调查、登记和管理工作的呢？历史上各朝政府的做法，互有不同，但一般总不外是两大类形式：一种是每年规定在一定时间内，比如三月，或者八月，由老百姓自行去县衙申报，接受审验。比如《后汉书·江革传》记，江革于建武（汉光武帝年号，25—56）末年与母亲回乡里，“每当岁时，县当案比”，案比，即案验而比之的意思，就是审验户口。江革因为母亲已老，经不起摇晃，便自己推部小车送母亲去接受案比而不用牛马拉车，“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可见那会儿户口核实制度是相当严格的，连老太太也得亲自上衙门接受审查。这些具体的事务，一般都由户房在县丞或主簿领导下进行，但知县也得过问，甚至负起主要责任。《宋吏·苏颂传》记，宋仁宗时，苏颂知建业，建业过去是南唐的地盘，战乱后户口簿册散失殆尽，许多衙门胥吏在征徭征赋时，趁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苏颂很认真，平素在治其他公事间，留心调查，掌握了不少实际情况。到了统一登记和案验户籍时，有人自报情形不实，苏颂便警告他说：“你家里还有某某人，还有某某产业，为什么不老实申报？”这一来，“民骇惧，皆不敢隐”。
另一种工作方式，也是在规定时间内，由州县衙门派员去各乡、里指导乡官、里书等乡里人员进行登记核验。比如明代及清初的户籍（即：“黄册”）编造法，都按此顺序，“凡造册，人户各登其丁口之数授之甲长，甲长授之坊、厢、里长，坊、厢、里长上之州县。”（《清朝通典》卷9《食货》9）康熙五十一年（1712）时，搞了个“摊丁入亩”政策，即徭役征发不再以户籍登记为根据，而是根据田产占有情况。这一来，对州县衙门来讲，户口登记和管理的实用性少了许多，干起来便马马虎虎子，每年办登记时，就照抄上一年的算数，“岁岁滋生之数，一律雷同”，弄得乾隆皇帝大发脾气，“似此简率相沿，成何事体？所有各省本年应进民册，均展至明年底。倘再疏舛，定当予以处分！”（《清史稿·食货志》）这就是宁肯再放宽期限推倒重来，但一定要实事求是的意思。应该说，中国是世界上户籍管理制度源起最早、建制最全又最能随时反映更新状况的国家，这些成就都离不开历代州县衙门的具体工作。但是我们从乾隆皇帝发脾气这件事实中又可强烈感受到，在户籍调查和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州县衙门是联系其征赋征徭的实用性来理解和执行的，一旦搞了“摊丁入亩”的政策，他们就玩忽职守了。
其实再深一层看问题，州县衙门在户籍管理这件事情上玩忽职守，又远不是从康熙以后才开始，也不仅是在调查、审核和登记时“简率相沿”这一项。而且这“玩忽”两字的重点，更不在怠忽上，而是在玩弄上。那手法可就多了。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的户籍，一向有户别、户等这些讲究。户别，就是户的分类，早在春秋时，齐国就有士、农、工、商的户口分类法，以后越搞越细，有宗室户、官员户、农户、商贾户、弟子户（即官立学校学生）、工匠户、军户、僧寺户、乐户、守陵户、驿户等等，什么户有当官享受特权的份，什么户有出钱报效国家的份，什么户承担什么样的徭役，都从这户籍分类上来。《木兰辞》里“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的根据，便是因为她们家里属于军户，该派世世代代当兵。试想，这分类权全掌握在州县衙门手里，花头精就透了。比如秦汉时，凡在弟子户籍的不仅享有免役特权，还有做官的途径，谁不想入这种户口？那就得巴结衙门，送礼塞钱。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专门有一条“法律杂抄”，大意是县令、县尉不准把隶卒一类立在弟子户名下，违者就要处分，可知这种情况当时已有发现。又比如西晋复灭后，北方大批人户南迁，东晋和南朝历届政权在编造户籍时，都面对户别混淆的严重状态，南梁时尚书令沈约说，“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通典》卷3）这“一万许钱”塞给谁呢？主要就是落入州县衙门的腰包，而买个士户的根本动机，则又如元代典制专家马端临所指出的，“夫徭役贱事，人之所惮，固宜其改窜冒伪，求自附流品，以为避役之计也。”讲到底，逃避徭役是最关键的。花这本钱，值！可是这问题的另一面，可就惨了，免役的官户、士户、弟子户、僧户、陵户等户名越多，州县经办人腰包越鼓胀，但国家派定的徭役则有增无减，该谁充当呢？那就是广大农户和其他各色杂户倒霉了。甚至军户少了，往农户去抓兵；乐户、不够，强征良家姑娘来应差；驿户不足，便强迫种田人做工人放下活计，去赶马拉车当挑夫。本书第一章 讲到“圣谕”到县时抓夫充当和尚的笑话，这也是一种役，就扎根在户籍有别的上'面。
户别之外，还有户等的讲究，就是按照各户人丁多少、财产多少来定高低等级，又作等级承担徭役和杂赋。历朝各代，有户分九等、五等、三等等各种不同的方式，但分等权例由州县执掌，则是一致的。这就更是无钱贿赂者的大灾难了。“富家大室临期率以赂免，而中产下户反被均敷之害”，这是通贯2000多年的老毛病。以两宋为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许多州县衙门都在定户等时贪赃枉法，任意升降，仅定州安喜一县，就将原属五等户中的3400户升作四等户，将原属四等户中的4700户升作三等户。南宋时叶衡任于潜县知县，发现这儿“户版积弊”相当严重，“富民多隐漏，贫弱困于倍输”，该属上等户的，因为塞过钱财，都变成下等户了；那些没劳力缺田产的下等户呢，因为没钱孝敬衙门官员或胥吏，倒承担了成倍的徭役。欧阳修有过一个《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道是在苛岚等偏僻县份中，甚至把十等下户内“卖水、卖柴及孤老妇人不能自存者并一例科配”，那是一种何等凄惨的情景啊！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三、“蟋蟀曜曜叫，宣德皇帝要”（2）
徭役究竟有多少名目，繁重到何等程度，不胜缕述。这里仅举明朝时几位州县官员的“叹苦经”。《明宣宗实录》卷41中，有清河知县李信圭的抱怨，“本县地广人稀，路当要冲，南、北两京、直隶等十布政使及诸番国运送官物，俱经本县发民挽舟，初无定数；部运之官挟势多索，逼迫无厌，壮丁尽行，役及老幼。”瞧，这个清河县的地理位置不好，正当交通要冲，全县壮丁全去替官运船队拉纤还嫌人数不够，连老人小孩都上阵了。《明英宗实录》卷45中，有山西代州繁峙县官员的诉说，“编民二千一百六十六户，逃亡者俱半。其见存者又用六十人供柴炭，百人监厂，二十五人修嬗场，百人采秋青草，三百人充荆越等巡检司弓兵。又时有军需供给，传递往来。以是民甚艰苦，不能聊生。”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引过一篇文章 ，那就更加具体了，“民当农时，方将举趾，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扛夫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而未止，而又为纤夫矣。肩方息而提随之，稍或失御，长鞭至焉。如此而民奔走之不暇，何暇耕乎？”和这种情况比照，本节开篇所引明宣宗所遇到的那位昌平农夫，还算是幸运的，他至少还有时间耕种自己的田。我们都知道徐霞客是明代的大地理学家，周游全国，实地踏勘，贡献卓著，又岂知这一部《徐霞客游记》的撰成，该当渗透多少农民们无偿服役的血汗和涕泪？作者当然不敢瞎编，只从老先生自己写的游记中便可看见。崇祯九年（1636）秋天他在广西游历时，凭地方衙门发给的一张“马牌”，走到哪儿，都由村民们用轿子把他和仆人抬着，一主一仆，连轿子带行李，要用10个夫役，有时村里面人手不够，就用“童子代舆”，“二妇人代舆”；管他代步，还得管他吃饭，“煮蛋献浆”，“以鲫为供”，“割鸡取池鱼为饷”，说起来眼泪汪汪，这些鸡呀鱼呀，就是农民们换现钱的“活银行”，都进了他老人家的肠胃。十一月廿五日那天，按公历换算是12月21日，既是星期天，又是冬至节，正该是陆廖村农民磨粉搓圆祭祖先的时刻，可听说来了个持有衙门“马牌”的先生，吓得“各家男子俱遁入山谷，老人妇卧暗处”，徐霞客就领着仆人挨家挨户搜查，搜出两位妇女，叫她们去找人搬行李，给做饭。过会儿来了位老头，关键还在于“惧余（徐霞客自称——注）鞭其子若孙”，那“其子”为何不逃呢，原来“其子跛立”，残疾人逃不了。吃过饭，躺上老人妇人为之铺好的床，“予叱令速觅夫，遂卧”。
诚然，徐霞客毕竟还是个封建等级意识颇为浓厚的学者．让老百姓为他提供无偿徭役而动辙不满时，也就是多骂几声“奸民”？一般地摆些威风罢了。可即使如此，尚闹得鸡犬不宁，人妇慌恐，碰上那些打着“正宗”旗号派役拉夫、科配勒差的官员吏胥们，那一等虎狼之威，乡下人又何其忍受呢？就是那个和昌平农民谈话的明宣宗，不仅要对其统治时期的徭役之苛繁沉重负首要责任，而且他的个人嗜好也会转生出不少让人求死不成求生。不成的“奇役”来。“蟋蟀**叫，宣德皇帝要”。他下道“圣旨”，让那些出产蟋蟀的州县进贡善斗的虫子，这些衙门便把抓蟋蟀也编入徭役的内容，蒲松龄的《促织》，就反映了这一史实。那位华阳知县“严限追比”，而“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其结果是“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最后成名儿子的精魂化为蟋蟀，被七品老爷送进宫里后勇冠三军，于是老爷在考课中就被评为“卓异”，一高兴，免了成名的徭役，还嘱咐学官，给他在县立学校里补个名额，可怜成名儿子则如“植物人”一般在床上躺了一年多。州县衙门编户典籍科派徭役过程中的种种黑幕和惨毒，也算是在这篇小说中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暴露了。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四、“国恩”未周遍吏习益荒唐（1）
嘉庆十四年（1809），清仁宗颙琰坐在紫禁城里书案前，“御制”了一首《悯忠诗三十韵》，全诗300字，夹注951字，内容是褒彰一个以知县任用的官员李毓昌。中国历史上，一位皇帝为一个七品芝麻官作这样的长歌细注，并且还刊勒石碑，是十分罕见的事。这件事因一场水灾而起，又暴露了古代州县衙门在办理荒政时的不少黑幕，因此作者先将此事作为“提起”，详细内容，留待后文再叙。
严格地讲，“荒政”也是州县衙门所司户口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田要人去种，役从户上来，封建国家所以能够维持，说到底，离不开种田干活的人户。所以州县衙门既要向所辖人户征赋收税，科配徭役，又得保住人户不流失不灭绝，这任务就叫户口保养，所谓“养鸡取蛋”吧。保养户口的措施，有抚幼、恤贫、养老等多种形式，本书第二章 中所谓“生、老、病、死”之类全是，这儿就简省笔墨了。户口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向来是考核州县官员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