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38-天下衙门:道尽古代衙门众生相-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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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书导言里，读者已经知道了，县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地方行政区划机构，除了春秋时一度出现过县比郡大的例外，它一直是最基层的建制，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看上去竟是那样微不足道，所以把“芝麻官”这个别号赠给主持县政的官员，倒也是顺理成章 的。但是，也许会让人感到意外，“县官”之称，最早是天子的代号。《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上说周亚夫的儿子克扣庸夫工钱，“庸知其盗卖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累及周亚夫也被关押廷尉，绝食五天，呕血而死。“县官”的器用就是如此尊贵吗？看看司马贞的索隐，真相便可大白，
“县官谓天子也。所以谓国家为县官者，《夏官》王畿内县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而在正式的官职名称上，县衙的首席叫法，倒是向来避开这个“官”字的，西周时称县正，战国及秦汉时称县令和县长，王莽代汉时，又改县令曰宰，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五代，再回归县令之称，北宋时又改称知县，而明、清因袭不变，夹在其间的元朝则呼作达鲁花赤。由此可知，县官这一通俗的称谓，至少是司马迁以后才逐渐普及开的。说到“七晶”，也有个拐弯抹角的来历：秦朝时，当官的都以所佩印绶的质地和颜色来表示官阶高低，县令一般是铜印墨绶；到了西汉，俸禄也成为区别官吏职别大小的标准，县令的俸禄是六百石至一千石，县长是三百石至五百石；魏晋时开始实行“九品官人法”，此后几乎每个朝代都将官吏分为九品，每一晶又有正、从两级，合起来便是九品十八级。隋代时京县县令为正五品，诸县令为从六品；唐朝时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个等次，上县令是从六品，下县令才从七品；到了宋代，知县的最高品级是正七品；明清时，除京县外，所有知县均定为正七品。显而易见，由秦迄清，县太爷的流品是呈逐渐下降趋势的，俟明清时代定格之后，便有了“七品芝麻官”的通称。
别看县官的品位越往后越降格，可是做皇帝的却对其人选和作用越来越重视。比如汉朝时，尽管有郎官出宰百里之语，有资历的尚书郎方能出任县令，但事实上真肯兴致勃勃去干者，多以夤缘而得，为得是捞钱肥私容易些，并非士人所乐为。
《三国志·蜀书·庞统传》上说刘备领荆州时，派庞统去耒阳当代理县令，庞统到任后根本不管事，结果被就地免职。后来还是鲁肃写信给刘备替他说情，谓“庞士元非百里才也”，得给他更显要的差使干，“始当展其骥足耳”，于是一下子提拔到和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其实分析一下这段掌故的前前后后，就是号称“凤雏”的庞统看不起县官职务，而刘备亦承认做好一个县官，也不过是“百里之才”。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情况开始起变化，如晋制规定，“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南朝宋齐梁陈几代间，出过不少名县令。北魏的孝文帝搞汉化改革，亦很重视县级政权的组建，特别规定，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理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理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与此同时，对县令的俸禄也作了调整，如北平府长史裴聿和中书侍郎崔亮，论官职都比县令要高，可物质待遇反而不如，所以孝文帝特别让他们分别兼任野王县令和温县令，以示优待，在当时引起了许多同僚的羡慕。（转引自《渊鉴类涵》卷116）倘若陶渊明活到那会儿，就不会发“五斗米”之类的牢骚了。不过过于优厚的待遇，又导致了另一种倾向出现：不少别有用心者开始想方设法钻营县令的位置，及至北魏末年时，“宰县者多厮役，士流皆耻为之；入北齐，其风更甚”。（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5）于是再来一次制度上的更张，强调出任县令者必须是士族出身。最出名的是天统年间（公元565—569）那一回，朝廷将事先秘密选定的许多士族子弟统统召到神武门前，特令亲王高睿亲自“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当场分派去各地担任县令。（《北齐书·元文遥传》卷38）
从隋唐开始，和官员任命密切相关的科举制度开始在中国确立，州县一级的官职如县丞、县尉、主簿等，往往成为科第中人进身仕宦的起步之阶，其中县令这个职务，还得由吏部经过专门考试从选人中注授；制度还规定没有担任过州县职务的人，一律不得出任台省官员，从而完全实现了“宰相必起於州郡”的用人主张。验之实际，唐宋时大多数宰相都有过在州县当官任事的经历。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可是连“小鲜”也没“烹”过的人，又怎样放心让他“治大国”呢？所以得让他从“七品芝麻官”这一档次上慢慢磨练起来。
明朝建立后，太祖朱元璋更加注重对州县首席的挑选任命，区别于过去的做法是不再拘泥于非科举出身的资格不可，而是把主要功夫下在严格的考核上。《明史·职官志》上说，“洪武元年（1368），征天下贤才为府、州、县职，敕命厚赐，以励其廉耻，又敕谕之至于再。”全国共有1170余个知县，几乎都在赴任前接受过朱元璋的亲自接见和告诫。上任以后，凡清廉正直的，朝廷还要派专人前往慰劳，增加俸禄或额外给一笔奖金。任期满后考核优异者，就可以调到京里当六部主事一类的官职，也算是熬出了升迁资格。清朝沿用明朝的办法，雍正皇帝有一篇专门告诫州县官的训话：“国家最重视吏治，你们都是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是吏治的起始。一个行省的吏治，也就同一所房子的建造一样。总督、巡抚是栋梁，司官道员是围墙，州牧县令哩，就是基础。《书》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所以说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县。假如州县官的品行不端，就是基础没立好，于是房子也不会牢固。先皇（即康熙）临御六十一年，洞察州县官的重要，所以才特别创行引见制度，当面咨询考察，至详至慎啊！”（转引自单士魁《清代档案丛谈》）读者可特别注意这篇训话里的“亲民之官”的提法，在皇帝看来，封建国家的一切政事庶务，诸如理财、劝农、赋税、兴学、讼狱、保甲、祀神、驿递、水利、仓库等等，无一不从州县开始做起，虽说好多职掌也都分派了专人，但总领而稽核的，述是州县首席，从而成为代表皇上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象征。所谓“亲民之官”，正是这个涵义。深刻体会了这层涵义，也就不难理解历朝各代对州县主官的选任何以会越来越重视的历史走向了。至于自古以来，“亲民之官”中果真廉洁称职者总归是极少数人的，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除了“亲民之官”以外，县令或知县的其它称谓还有大令、邑令、邑宰、大尹、宰官、堂翁、明府、琴堂、墨绶等等，这里面有些是不同朝代的不同官称，有些是取义于古人成句或典章 制度，但一般多通行在官场上或书面语言中。而在老百姓的口头上，则另有“县太爷”、“老父台”、“父母官”等各种叫法，其间“父母官”的含义，也是从“亲民之官”转化而来，不过又添加进去了当父母的在处理子女事务时要慈爱公道的意思。
第二章 话说芝麻绿豆官二、二尹、三衙、四老典（1）
喜爱韩愈文章 的读者，应该欣赏过《蓝田县丞厅壁记》这一篇，总共才300来字，选家颂为“韩愈散文艺术中的一颗明珠”。这篇短文，是元和十年（815）韩愈出任考功郎中知制诰时，应其在蓝田县丞任上的好友崔斯立所请而写了寄去的。壁记是古代的一种文体，据《封氏闻见记》载：“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州县衙
门里的官儿，虽然小到绿豆芝麻那么一点点，但也各有各的廨署官厅，墙上也少不了一篇乃至几篇壁记，诸如李白的《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白居易的《许昌县令新厅壁记》、杜牧的《同州澄城县功仓户尉厅壁记》，以及柳宗元的《武功县丞厅壁记》等，都和韩愈的这篇一样，堪称州县衙门文化中的传世名作，也是后人研究封建社会基层官吏的宝贵资料。我们对县太爷以下的佐式官的了解，也不妨由此入手——“丞之职，所以式令，於一邑，无所不当问。”这是韩愈的《蓝田县丞厅壁记》之开篇第一句。寥寥十余字，点明了县丞在衙门里的地位和职掌：仅仅比县令次一等，凡一县之政，都应当过问，是县令的重要佐官，因而又有“式令”之称。还因为元朝时县官也叫“大尹”，所以后来人们又称县丞为“二尹”。
二尹这把交椅，远在春秋时就有了，到秦汉时成为普遍制度。凡县令（长）之下，“皆有丞”（《汉书·百官公卿表》），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如京县和特级县的衙署里，还要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县丞，如东汉时洛阳令下置三丞，唐朝时长安、万年、河南、洛阳、太原、晋阳六县各置两县丞。二尹多了，当然不能个个都是“二掌柜”的角色，于是便有分工，比如明朝时宛平有粮马县丞和军匠县丞各一员，这就算具体职掌了。其实，即便是在只设一个县丞的普通县份里，果真和县令一样浮在上头无所不管的现象也不多见，一般都具体再分掌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公务，如东汉时多以县丞统管文书、诸曹并典知仓库，明朝时多以县丞分掌粮马、巡捕。假如县令一职因发生告病、丁忧、解任、调任、殉职等种种情况而暂时空缺的话，县丞便有代理县令综理一切的责任，至于平时能否真正做一个无所不问的二尹，实在是要看各人的能耐了。明朝孝宗初年，滦州知州潘龄曾专门上疏说，州县官署正官和佐官一起共事，因彼此心志不同，常发生矛盾，正官稍加规正，马上会惹起争端，佐官“或倚其粗猛，公肆欺凌，或恃其年老，不顾廉耻”。希望能加以更换，区别善恶。揣摩潘龄言之由来，大概是和他的佐式们闹了意见。但都察院对这份上疏的处理意见是：以后凡发生“佐式官有贪暴殃民、倚强恃老、欺压正官者，许正官具奏斥退；正官有脏滥不法者，许佐式官申禀举行，各坐正犯罪名。若彼此皆贪因忿致争者，方以同僚不和论断”。（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6）
佐式何以胆敢同正官相抗？朝廷又何以公然授其“申禀举行”的权利呢？说到底，他们大小也是一个县级官员，其来历和正官一样，也都是由朝廷委派的。《后汉书·安帝纪》上说，元初六年（119）春天，皇帝诏三府在椽属中选拔15人，光禄勋与中郎将在孝廉郎中选拔50人，一起派到地方上去出任县令、县长、县丞、县尉，是为两汉时地方官署中正佐官员皆由君主任命、“本钱”相当之明证。隋唐时搞了科举制度后，县丞、县尉、主簿等官员，就多从进士里选拔了。宋金时对县丞的选任更严格一些，如宋朝规定，县丞必须是取得科举中殿，试及第出身并担任过幕府官员的，才能充任。南宋大文学家杨万里的仕宦起家，就是这么一个经历：先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然后去赣州当了一段时间的幕府官，管理户口，接着才调到永州干零陵县县丞。他离去零陵时，已是绍兴三十二年（1162）了。一个新科进士登第已有8年，也只不过在州县衙门中当个二尹，这让不太熟悉古代官制而总以为进士是多么了不起的角色之读者看来，确实是难以想象啊。金朝时，干脆把科举等次和佐式选派直接挂钩，凡进士下甲及第的，授予县丞，凡特赐同进士出身的，先授下县主簿；二授中县主簿，三任方得为县丞。明清时的县丞，主要从监生中选拔。不过还是由朝廷直接任命，如明末抗清志．士金声所撰《告邑人送何二尹文》中，即有所谓“奉
天子命而来尹此”一语。
李伯元著《南亭笔记》中，有一则二尹开衙耍威风的实录：名士周剋游嘉善，借住当地人柯氏家里，柯家饶有园林之胜，周剋游园望月，偶成佳句，恬吟密咏，彻夜无眠。偏巧柯园和县丞官署贴邻，李县丞嫌这个酸名士半夜吟诗扰了他的清梦，派人把周剋抓了来，噼噼啪啪连赏几十板子，然后逐出。若问这个二尹的品级，隋唐时上县县丞亦不过从八品，下县的县丞才从九品，明清时，总算一律调整为正八品了，假如“七品芝麻官”这个词儿坐实的话，他连“芝麻”还够不上哩。
回头再；看韩愈的那篇《壁记》：“（丞）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职”』顷着这个“其下”，老百姓往往又在习惯上把县主簿叫作“三衙”。
寻溯原始，主簿本是汉以后的通用官名，以管理文书为职掌。不过仔细推敲起来，京朝官寺中的主簿和州县衙门中的主簿，实在是大不相同的：前者相当于秘书长，后者则是正规的事务官，负责户籍、赋税等具体工作。如前所述，主簿和县尉一样，都是隋唐及宋金时科举出身者初入宦途的起点。北宋时韩侣和李若谷曾并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据《邵氏见闻录》载，两人未登第时都穷得很，一起去开封参加科考，统共才一席一毡，还分割使用。假如出门拜客，还要硬装门面，轮流当主人和听差。后来李若谷中了进士，选授许州长社县主簿，上任时赶着匹驴子让老婆坐，韩*替他挑个箱子。将近长社县还有30里模样时，李对韩说，恐怕县吏要来迎接了，箱子里只有600个小钱，到那时开箱多难为情啊。于是打开箱子，两人各取一半，大哭一场挥泪告别。以后，韩*也中了进士，两家世为婚姻不绝。
但是你又不能光瞧见600个小钱穷上任的这一面，这把州县主簿的小交椅既然放在掌管一方赋税簿籍上面，无本生利的机会便是一年到头不会中断。就拿韩*和李若谷所处的宋代来讲，当时政府依土地资产的多少区定民籍为5等，又根据5等版簿来科派赋役。这种5等版簿的修造工作，照例由州县主簿领导。有钱的人家为求降低户等减免赋役，便塞钱送礼给主簿行贿，没钱行贿的小百姓呢，他会伙同吏胥，把你家里的农具、鸡鸭等全估成资产，让你无端地升一个户等。再如征收赋税时，勾销名簿的工作也该由主簿负责，表明税额已经交清。于是这枝笔又可用来和银钱作交换，结果是当勾的不勾，不当勾的倒勾去了，“贫民—厂户，致有已纳而更输；豪猾之家，苞苴把持，或至于幸免”。（《玫瑰集》卷26《论主簿差出之弊》）
主簿的品秩，又要比县丞低一等，到明清时，一般县份的主簿，都是正九品。不过这比起唐代来还体面些，唐朝时京县主簿是从八品，下县主簿只有从九品上。
第二章 话说芝麻绿豆官二、二尹、三衙、四老典（2）
唐宋时代，人们又每将主簿与县尉并称，通呼作“簿尉”，但顺序上还是排出了前后：一个县尉门中，主簿是老三，县尉是老四。明朝开始，县尉这个职称没有了，另以典史敷充其职，老百姓在习惯上叫作“四老典”或“四爷”。此外，县令称“正堂”的话，县丞便叫“左堂”，县尉或典吏便叫“右堂”，不过这又是绅士们的叫法了。
从头讲起的话，县尉是秦汉时就已确立下来的官职。紧随东汉其后，魏、蜀、吴三国的缔造者，都是县署丞尉出身。《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记，孙坚先是受朝廷除授任盐渎县丞，几年后调任盱贻县丞，又转任下邳县丞。曹操的起家是“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