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38-天下衙门:道尽古代衙门众生相-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桑逖舯辈课尽保ā度尽の菏椤の涞奂汀罚逖羰蔷┫兀庵窒匚居�4个，曹操是分管北部治安的。据《三国志》裴注引《曹瞒传》说，曹操“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疆，皆棒杀之”。甚至连权宦蹇硕的叔父亦不能幸免，只因犯了不许夜行的禁令，便被他活活打死。皇帝周围的人看着他讨厌，又抓不到把柄中伤他，于是故意说他好话，给提升一下，撵到顿丘去当县令。刘备是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而被委派到安喜当县尉的。《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著马柳，弃官亡命”。《三国演义》把这段情节移到张飞身上，未免辱没刘备本色。“解绶”的描写，说明当时的县尉就有印绶；“初入尉廨”，又说明县尉也有独自的衙署；至于杖杀权宦叔父的行迹，就更说明两汉时小小县尉的威风了。
隋唐时代，县尉的职掌依然承袭汉晋，还是主管一县治安。长安有四尉，大县有二尉，其它县则一县一尉。可是曹操的那等威风，这会儿全没了，品秩则每况愈下，京县尉是从八品下，下县尉是从九品下，比主簿更卑微，挤到了九品十八级的最低层。
前已有述，簿尉品秩虽微，然科第出身之士人初入仕途，仍须由此而进。有唐一代，几多名人，都有当县尉的经历。比如白居易登第后，曾有“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多少得意，可是他得去周至当县尉；此外像柳宗元当蓝田县尉，贾岛当长江县尉，温庭筠当随州县尉等，皆属此类。现在想想，那么多大文豪都一个个坐在小县城的“警察局长”位置上，成天忙着去执行捕盗抓匪的事，未免有些滑稽，可这在古代却是极正常的现象。宋朝的制度，也因袭唐朝，宗泽登第后便以馆陶县尉起家，专门带着人抓逃兵；还有那位权相蔡京，亦是从钱塘县尉做起，《夷坚志》上还记有他带人去阳村巡捕的故事。历史上发生过的宋江起义，在《水浒传》里被渲染得轰轰烈烈，但不少史料都说明曾有一个小小的县尉做过起义军的劲敌。
如葛胜仲《丹阳集》里有篇《承议郎王公墓志铭》，记曰：“公王氏，讳登，……男长曰师醇，次日师心，……其后师心为海州沭阳县尉，遇京东剧贼数干人浮海来寇，公适就养在邑，命引兵追击境上，馘渠酋数十人，降其余众，一道赖以安堵。”“京东剧贼”是什么人呢？又有汪应辰《文定集》中的《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可以参证：“公讳师心。……登
政和八年进士第，授迪功郎、海州沭阳县尉。时承平久，郡县无备，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转掠京东，径趋沭阳。公独引兵追击于境上，败之，贼遁去。”类似王师心这种以县尉职守“御盗”的事例，还可以从宋代史料中找出很多，如《宋会要》记政和五年时，“叙州南溪县尉张钧躬亲率领保正等，捕获放水强盗贼人软落亨等同伙一十五人”。《东都事略》记方腊起义时，缙云县尉詹良臣曾率弓兵前往镇压。
元朝时县尉官职依然存在，官廨称巡尉司，但同时又有了典史这种官称。从明朝起县尉被取消了，原先的职掌大致被剖成两个部分，大抵狱囚警逻等归典史主管，还有些巡防、弹压、捕盗等事务，酌情分归巡检。清朝沿袭了明制，也是每个州县设典史一员，但又于分管范围外，常常充任县衙门里的事务官角色，故而又被叫作吏目。吏目是吏胥的头儿，又是官员行列的尾巴。尤其令人注目的变化是，明清时代的典史品秩更低下，连九品十八级中最后一级也没巴结上，这叫“未入流”，不过“未入流”也还是官身，而且依循它前身是县尉的旧观念，通常也被看成是佐式圈子内的一员，可以升转，也可能有代理主簿、县丞甚至是知县职务的机会。吴伟业著《鹿樵纪闻》，述明末清兵下江南史实，谓江阴典史阎应元以防御海贼顾三麻有功，升做英德县主簿。还没来得及赴任，清军把江阴县围住了，这时候县衙门里负实际责任的，是刚刚接任的典史陈明遇。陈明遇再特意把阎应元请回衙门，
由绅民共推为代理县令，领导了悲壮的江阴守城战。和过去的县尉当由朝廷委派一样，典史仍由吏部除授，阎应元是北通州人，却被派到南方来当这个“未入流”。
在明清史上，阎应元是典史辈中较出名的一位，后来江阴人还为他修了阎典史祠。而清人李宝嘉所著《官场现形记》里，则塑造了几个文学的典史，对读者们了解典史是怎样搞钱肥私的，倒很有些认识价值。那位在全书开场不久便亮相的钱伯芳钱典史，据他妹夫王乡绅向王孝廉介绍，“虽然只做得一任，任上的钱倒着实弄得几文回来。你们一进城，看见那一片新房子，就是他的住宅。做官不论大小，总要像他这样，这官才不算白做。”王孝廉听说钱典史会通路子，便问“既然有路子，为什么不过班做知县，到底是正印”。岂知钱典史也有个理论——“州、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一层一层的剥削了去，到得本官就有限了；所以反不及做典史的，倒可以事事躬亲，实事求是。”’
会不会“做”典史的真诀，算是被他点到要害了。明清时老百姓有句口头禅，云：“要钱典史，不要钱御史。”意思是御史有弹劾维纪之责，面子上部要做得清廉一点，而典史则不同，全无体制尊贵的顾忌，即如钱伯芳自言的，“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贪婪已成了他们的共性。
第二章 话说芝麻绿豆官三、衙门五味子：酸甜苦辣咸（1）
早在本书第一章 里，作者就有声明在先——一个州县衙门里，学署必定是自立门户的。什么缘故呢？这里面首先有个体制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重视文化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文人入仕的正途，是必先入学，学署的职掌，是管理一方入学就读事务，学署里的官员一方面接受上一级的学官直接领导，另一方面，也接受同一级的地方主官指导和考核。这个体制，就把学署官员和一般的佐式区别．了开来。其次，还有一个品秩上的问题，以明清为例，每个州县里，文职的正七品官有两位，一位是县太爷，还有一位就是学署首席，县太爷固然以进士出身者为多，但也有非进士出身的，特别是清代，“杂牌”还特别多；可是作为学署首席的儒学教授，除了由次官升任者外，必定是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凭这两条，县太爷也不便把他们当作一般的佐式来相待呀，倒要时时尊称为“老师”。
儒学教授以下，州县学署内还有儒学训导、儒学教谕等官职，有八品秩的，也有九品秩的，他们在体制身份上也显得比同级官员特别一些，习惯上亦同教授相混，被通称作“学官”或“教官”。
有意思的是，学官们的“政治待遇”虽然高点，可“经济状况”却无法同别的佐式相比，因为他们掌管的这一摊子全是文化教育的事务，财政上拨给的经费有限，要想搞得热闹鲜亮点，还得靠募捐。除了学生外，也极少有受礼和受赂的机会，所以自古以来，学署都被叫作“冷衙门”或“清水衙门”。清人陆以嘹著《冷庐杂识》，介绍过不少州县学署的门联，如萧山县学署教官傅筏的自题联是：“百无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仁和县学署教官孙学垣的自题联是：“冷署当春暖／闲官对酒忙”，大致可以认定是写实。
或许是毕竟读书多一点的缘故吧，学署冷则冷矣，但学官自矜清高的居多。清朝初年，海宁县教谕林译尝以“俸薄俭常足，官卑廉自尊”自况，大概反映了此辈的一般思想状态和作风。事实上，因为做学官做出成绩而提升为行政官员的是有一些，比如众所周知的明代“清官”海瑞，就是先当南平县教渝，以后提升到淳安县知县的；可是反过来因为“做”不来行政官而调任学官的，似乎更多一些。喜欢看看元明散曲的读者，大约对冯惟敏（海浮）这个人不感到陌生，论散曲创作的成就，堪许作明代第一人。他原先是涞水县知县，可书呆子气太重，一心想当个“清官”，这就把上司同僚全给得罪了：官场上不能只顾自己清廉，你清廉了，就等于把别人捞肥的路子给断了。结果几年后考核官员时，冯惟敏辛苦一任，换来个“疏简不堪临民，文雅犹足训士”的考语，换句话讲，行政官是不能再给他干了，但他确有才学，总得发挥个一技之长吧，那就让他去“训士”，结果改任为镇江儒学教授。从表面上看，一样是七品官，镇江还比涞水的县等高一级，不能说是降调吧？可是老冯发牢骚（油葫芦（改官谢恩））俺也曾串制专城压势豪，性儿又乔，一心待锄奸剔蠹惜民膏。谁承望忘身许国非时调，奉公守法成虚套。没天儿惹了一场，平地里闪了一交。淡呵呵冷被时人笑，堪笑这割鸡者用牛刀。【那吒令】七八岁勉学，淡荠盐一瓢。二千里枉劳，路途债九遭。四十年苦熬，冷板凳两条。世不愁文运衰，生不怕穷星照，打精神再把书教。
儒家的人生观是入世哲学，追求功名更是参加科考的直接目的。如有机会，有几个科场出身的人心甘情愿去坐“冷署”的？既然不得已而去坐了，又要大唱“荣华富贵人之好，清贫冷淡吾之乐，子俺这孤灯耿耿照书斋，一任他诸公衮衮登廊庙”
（《海浮山堂词稿·改官谢恩》）的高调子，让人听着瞧着，就不免感到有一种醋酸味。所谓“酸”官，就是泛指这些学署中人。
徐珂汇编《清稗类钞》里，辑有这样一则故事
雍正年间，内阁里有个小办事员（称供事）蓝某，上班做事很巴结。雍正六年（1728）元宵节晚上，同事们都回家过节去了，只有他一个人留在机关里，对月独酌。正喝得带劲，突然有个冠服华丽者闯了进来，蓝某当他是内廷值班官员，前来巡查的，忙站起迎接，还请他一起喝酒。来人欣然就座，问他当什么官？蓝某说：“不是官，是小小的供事。”来人间了他的姓名后，又问具体做哪些事，有多少同事，都上哪去了？蓝某说，供事做些收发文牍之类，有同事40余人，现在都回家过节了。来人问：“那你为什么留在这儿？”蓝某谓“朝廷公事綦重，若人人自便，万一事起意外，咎将谁归？”来人又问：“做供事有好处吗？”蓝某道：“将来差满，有希望选一个小官做。”来人问：“小官有乐趣吗？”蓝某笑道：“假如运气好，选做广东河泊所的所官，那就是大乐趣了！”来人不解：“为什么称大乐趣呢？”蓝某道：“那个河泊所近在海边，舟楫来往，多有馈送呀。”来人听罢连连点头，又喝了几杯，才告别而去。
一夜无话，第二天大臣们去金銮殿上早朝，清世宗和大家谈完公事后，忽然问道：“广东有没有河泊所？”大臣们说：“有啊。”清世宗道：“可以内阁供事蓝某补授河泊所官。”大臣们磕头领旨，退朝后都惊诧莫名，还从来没听说皇上“钦点”河泊所官的，何况那么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供事姓名，又怎么会“上达天听”呢？于是拖一位小太监仔细打听：原来，昨天晚上那位去内阁查夜的人，就是清世宗
二会儿，皇上钦点蓝某人为广东河泊所所官的圣旨，被送到内阁。蓝某领旨后喜得打跌，同事们也都羡慕不已。
这又是一种“未入流”的小官，可是有甜头可尝，所以叫“甜官”。像这种均属州县长官统属指导的“甜官”共有多少名目？我们以明代的州县官署。编制为例——
河泊所官，专门管征收渔税；闸官、坝官，专门管水闸水坝的启、闭、蓄、浅。洪武十五年（1382）时，“定天下河泊所凡二百五十二”（《明史》卷75），一年可征税达粮5000石（折合计算）以上的河泊所，设官3人，1000石以上的设官2人，300石以上的设官1人。
税课局大使，专管商贾、侩屠、杂市类常税征收。
批验所大使、副使，专管茶叶和食盐专卖。
同河泊所官一样，这些小坝官、小税官、小专卖管理官等，都没有品秩。甜头肥水有多少，就看各人的良心和“本事”了。
与“甜官”恰成对照的是“苦官”，那就是驿官，换成白话来讲，就是掌管地方邮运和官办招待所事务的官员。以明朝为例，综合性的驿站至少每个州县都有一所，此外还普遍设置急递铺，若是地处交通干线通衢大道，还有专门的水驿、马驿、递运所等。如黄州府所辖一州七县中，共有急递铺101处，每处均有厅房3间，东西厢房各3间，邮亭1座，铺门1间，牌门1座，墙垣1围，桌椅什物俱全（弘治《黄州府志》）；水驿和马驿的设置以里程分段，以预备马匹和船只的数量区别规模；递运所是运送军需物资和贡物的专线，弘治十年（1497）时，全国有递运所324处。驿、递、所三个系统，相对来讲都是独立的，各司其事，但三个系统之基层主管即驿丞、铺司和递运所大使、副使，却都是官员中的起码货，并且全受州县长官统辖。
第二章 话说芝麻绿豆官三、衙门五味子：酸甜苦辣咸（2）
驿官类的职掌，按明朝制度规定，是“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稠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明史·职官志》）一听起来，就知道是侍侯人的苦差使，所以当时人就有“秩莫卑于驿官，事莫纷于邮务”的说法。（《中国古代邮驿史》刘广生主编）特别是那些王公贵族、达官显宦辈，不仅不把驿官当官，甚至也不把他当人。还是以明代为例，发生过多次住驿官员打死驿丞的事。如正统五年（1440），陕西右参政郝敬乘传过华清驿，驿丞张耕野刚巧不在驿馆，郝敬大发雷霆，派随从去他家里将其捆绑来，殴打至死。
当然，话说回来，所谓“苦”官，也是指大体状况而言，据《西园闻见录》载，明朝时委派驿丞，有上、中、下三缺之分，上缺是指有油水可捞的肥缺，约占全国驿站的十分之一二：中缺约占十分之三，指条件一般的；下缺则是的的确确的苦差，要占到十分之六。明代著名的理学大师王阳明，就当过贵州龙场驿的驿丞，因为他得罪了权宦刘谨，所以把他贬到这苦缺上来尝尝滋味。史书或古代小说上，往往把“降五级使用”当成笑话，试想一个七品芝麻官连降五级，不就是降到平民百姓中去了，还怎么“使用”呢？其实，这至多只能说是吏部在“议处”时给当事人开的玩笑，因为九品十八级以外，还拖着这么一串“未入流”的尾巴，让你当个驿丞，不正是连降五级后依然留在“官”员的范围内“使用”吗？正德时，浙江道监察御史周广上疏，切谏明武宗，先贬为怀远驿丞，再贬为竹寨驿丞，也是一种惩罚手段。
既然驿丞的差使如此卑微，何以照样有人愿干，而不赶快辞掉呢？这其中当然有原因可寻：一是任期满了有可能升迁；二是这差使固然低贱，但也有讨好的机会；第三，就是老百姓常说的，“纱帽底下无穷汉”。有意想生发的，哪怕是苦缺，也能赚它几票。清人何刚德所著《春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