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背叛的方式是坚决地无视与否定背叛的存在 。像陈青那样，逃走了说，她只爱我一个。
我想今天，我终于是能够了解那个人所要说的了，什么叫做不留下痕迹。我会沉默，不再追问。
其实除了决绝的方式，人世间更多的是妥协和沉默。只是大多数的人在学会妥协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昆德拉说，绝对在成年人的眼里会显得相当可笑。而成年人如果能看清并主宰这妥协，那就是超然度外。
就像那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他通常爱喝一点酒。他和不同的情人之间约定了不同的信号。从门铃声中就能判断出是谁造访。他游离于他人的故事之外，通过这样一种跳跃的方式。
是啊，如果说背叛是必然。背叛之前的选择却不一定是必然。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忧伤和虚无之间做出选择呢？是谁规定我要作出选择呢？
译者自述译者自述（3）
三、玩笑
本来以为，到了四十来岁的男人，《生活在别处》就可以结尾了的。但是没有。
小说写到最后，如果不用决绝的方式，就只能用玩笑来化解。
玩笑是昆德拉偏爱的方式。他痛恨古典悲剧。是的，如果说生活中充满了偶然，偶然最可能造就的，却是玩笑。甚至在《玩笑》中，昆德拉问：如果历史本身就是个玩笑呢？
如果历史本身就是个玩笑，我们无处逃避。
《生活在别处》也是以玩笑结尾。主人公雅罗米尔死得相当愚蠢。昆德拉用词很简单，但不经意会很到位。“Tout banalement”；这是他借四十来岁的男人的 口对雅罗米尔的死作出的评价。
这一段写得极其微妙。那个因为一时谎言被雅罗米尔送进监狱的红发姑娘在四十来岁的男人那里听说了雅罗米尔的死讯，一瞬间她做好了原谅情人的准备，她以为雅罗米尔是自杀，她以为他会用自杀这种绝对的方式成就自己的崇高。但是四十来岁的男人他是置身度外的笑了，他说，不，他是病死的，tout banalement。
崇高的梦想被平庸的现实击得粉碎，这就是昆德拉的玩笑。
这种玩笑的手法，有时会令人想起加缪。不同的是，加缪的玩笑比昆德拉要崇高，西西弗斯把石头推上山顶，然后再滚下来，那样的过程，那样一种訇然巨响，不是每个心灵都可以承受的。昆德拉的玩笑却是真正的一声轻笑。
因此，从来不曾把昆德拉的小说当成政治小说来读。他指向的，不是某种政治或意识形态，不是某个国家。不，没有那么简单。这声轻笑直接瓦解的，是我们对于生存的信仰。
好在对于昆德拉的小说，我们是有选择的。除了忧伤和虚无之外，我们还可以选择肤浅仅仅当成一个玩笑来读。或者，为了卸下心灵的重负，仅仅当成政治 小说来读。权当一个政治避难的人，为了在异国他乡生存下来，靠出卖自己的经历为生，tout banalement。不要管这个白发老头鹰一般的目光望着你，说，那不是您 的地方，亲爱的。是啊，至少在某些时刻，我们可以天真地认为，轻是缓解重的一种方法。
《生活在别处》原本题为《抒情时代》。相对于任何一个人的抒情时代而言，生活永远是在别的地方。我们有那么多东西需要抒发：青春、爱情、崇高、梦想，甚至革命。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拥有的青春、爱情、崇高、梦想和革命都和我们想像中的不一样？为什么在生命的每一个转折处，我们都会从心底里尖叫起来，不，不是这样的？！
好像一生都在奔跑，兰波，雪莱，玛雅可夫斯基，还有表面上不是诗人的你和我。可是这样的奔跑竟然无一例外地结束在玩笑里！
《生活在别处》翻完的那两天，到外面去走了走。一个有点清冷的午后，外面有一点时隐时现的阳光，在一个刚认识不久的的朋友家里，竟然读到了久违的李商隐，一首《无题》，诗的末尾是这样的一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在灰尘的阳光舞蹈中，我站了一会儿，也许真的是这样，青春，爱情，崇高，梦想，革命，你和我的抒情时代，有太多的东西说不清楚，也不需要说清楚了。如果一切都能够如果？在昆德拉的一声轻笑间消解，那就随它去吧。
只是，只是还有点隐隐作痛。
专家书评撒旦的视角（1）
专家评论 （弗朗索瓦·里卡尔：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法国文学教授，近十五年来一直研究米兰·昆德拉著作，并多有作品问世。近著《阿涅丝最后的下午》，是系统研究昆德拉小说的专著。） 撒旦的视角 弗朗索瓦·里卡尔 尽管形式单纯，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却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最为苛刻的作品之一。在这里，我用“苛刻”这个词，是用它最为激进的意义，我想说的是，读他的作品，对于我们的精神来说是一种万劫不复的挑战。全身心地投入这本书，默认它，它就会把我们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远比我们开始所能想象得要远，一直拖到某种意识的极限，拖到那个《玩笑》中的主人公所发现的“摧毁的世界”。阅读在此时真正成了一种摧毁。 正因为如此，评论界在谈论昆德拉的小说时，并不知道用“颠覆”这样的词是否合适。但是他们很少说起这颠覆是多么完全，多么彻底，多么没有回转的余地。他们之所以很少说起，原因很简单，只有两点。第一点在于昆德拉的作品和其它定义清晰的“颠覆小说”例如阿尔多（Artaud），巴塔耶（Bataille），杜维尔（Duvert） 的作品不同，在表面上它 并没有那么强烈地显示出“颠覆”的要求，它没有提供关于颠覆的理论和伦理，也从来没有高声叫喊过。颠覆，它的颠覆是简单的，柔和的，隐伏的，也许我们可以说，但是却是彻底的，毫无余地的。 从表面形式来看，相对地说，昆德拉的长短篇小说并不惊世骇俗：通常，叙述形式相对而言是比较传统的，背景也很清晰，人物身份明了，时间和情节与真实生活非常“相似”，尤其是文笔相当简单，从其分析性与严肃性来说很有十八世纪的风格，总之离近十五二十年来我们已经日趋习惯的“文本爆炸”（再说这往往是单纯的文本性的爆炸）相当远。因此，从理论上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把《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和《笑忘录》里的短篇小说单纯地当成故事来读，结构精致，生动，有趣，富有意义，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但是这样“表面”的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根本没有感觉到此种阅读的“表面性”，除非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完全忘了阅读时一定会产生的一种刺耳的，虚幻的，欺骗性的感觉。但是读者根本无法逃避这份感觉，这份不知所措。很快，它那份单纯就维持不下去了，必须开始另一种阅读，真正的阅读，也就是说带着怀疑与犹豫的阅读。“眼皮底下”的，很快不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故事的幻影；人物不再是人物，而是人物的影子；水城不再是水城，而是纸月亮照耀下的混凝纸做的某种背景；在这背景下，穿着演出服的人物来来去去，而这些人物很快就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出戏里演出；最后甚至是我，读者，我也不再是那个正在阅读的人，而是一个似乎是在阅读的人，因为这份怀疑甚至已经渗透了我的身份，彻底破坏了我的存在。面具没有掉下来，它们只是让人察觉到了它们作为面具的存在；这可能更加糟糕，就像《玩笑》里雅洛斯拉夫所意识到的那样，他看到的并不是国王的脸，而是在偷偷躲避他目光的面具。 但是这种“布雷”式的颠覆比任何洪亮的揭发都要有效得多。昆德拉摧毁世界的方式不是轰轰烈烈的那种，他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拆解，不发出任何声响，就像秘密警察那样。到了最后，没有坍塌，地面上没有一丁点废墟，没有爆炸声，事物从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它们只是被掏空了，装模作样地在那里，它们已经非常脆弱，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不真实感。但是这份难以察觉，这份轻，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增强了颠覆的效果的话，匆促的读者却也会因此而忽略颠覆的存在，尽管再匆促的读者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悄悄地震撼。 但是比无辜的表面更加能够说明昆德拉的颠覆精神的，更加能够使之显得如此苛刻的，——这也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经常对此有所误解——是他的激进主义，他所依赖的 ，他呈现给读者的这份否定，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难以忍受的。因此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对小说进行操纵，然而最终，操纵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拒绝真正地遵循小说的逻辑，直至拒绝作品的召唤。 比如说对小说的政治操纵就是如此。西方国家最近问心无愧地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作家列入异端派，他们的表征众所周知：政治迫害，无法出版，流放，但有一点尤其重要，那就是这个作家应当支持与他所在的国家相对立的政治体制。的确这其中的大部分特征都与昆德拉吻合。因此，我们也将他放入异端派的阵营，也就是说他属于那一类特殊的作家，揭露社会主义制度的恐怖和帮助人民一起反抗捷克斯洛伐克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遭受的侵略。当然这是真的。但是只是从某个层面来说是真的，正是因为如此，昆德拉的小说不幸地被当成简单的历史―意识形态―政治小说来读，这就是我所谓的操纵。我会对此进行解释。
专家书评撒旦的视角（2）
正如大家通常所做的那样，我们完全有道理这样看待。不仅仅是在《玩笑》里，而且在《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中，甚至在《笑忘书》的某些故事里，我们都可以读到一幅完整而生动的画面——因为这幅画面是通过我所谓的私人史诗的方式来表达的 ，它显得尤其生动——，展现了捷克三十年代以及随之而来的布拉格之春时代政治背景的 画面。路德维克的“溃败”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整整一代人，整整一个民族的幻灭，他们曾经相信过1948年的“布拉格事变”，之后他们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得以一笑，然后又再一次地沉默。从这个角度来说，昆德拉小说的确可以算是对斯大林主义最尖酸的揭露之一，小说无情地拆解了种种体制，将这个巨大的骗局昭示天下。
但是为什么就此停止了呢？必须继续，必须走得更远，这样我们才能看得更加清楚，如果说昆德拉的确用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捷克的历史和政治，当然，这是因为他曾经亲眼看到过这一切，他甚至被卷进去过，成为其中的受害者，成为反对派，但这更是因为从某个时刻开始（或者说从某个思想点开始），他激进地转变了，脱离了绝对的方式，有点像《玩笑》里的主人公路德维克一样，只有不再彻底地相信这种绝对的方式才能真正开始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通常把昆德拉当成一个政治作家（这是异端派的共同命运），把他的小说当成支持杜布切克政权的游行来看，当成反社会主义，反捷克共产党的游行，但是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这本书所拒绝的，是所有的政治（不仅仅是右派或左派的政治体制），是政治现实本身。这里的“政治颠覆”是彻底的，它不仅仅针对这种或那种政治现实，而是政治概念本身，是偶像（就像瓦雷里说的那样，昆德拉在不止一个角度与他十分相像）政治。昆德拉之所以这样看待历史和政治，实际上，是因为他并没有用严肃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和政治，而是退后一步来看，这一步的后退与科学“客观性”或者“历史客观性”毫无关系，也与反对派战士那种分析性（这些都是单纯的战术性后退）无涉，因为这是绝对的后退，无条件的后退，是无信仰的后退——与他人不同——，对于这样的后退，我们无法回头。“如果历史在开玩笑呢？”路德维克自问道。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任何一个政治家（哪怕是反对派的政治家）都不会提出来（因为这个问题会消弭他们存在的必要性），这个问题自身就已经包含了答案。正是通过这个启发昆德拉，并且给了他清晰思路的问题，昆德拉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与雅洛斯拉夫·阿塞克（这是个不为我们所知的伟人）在四十年前所写的作品相当——或者说延续。就像昆德 拉的小说展现了当代社会一样，雅洛斯拉夫的作品展现了奥匈时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真实面貌，用一种激进的方式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这是只有文学才能做到的，只有文学可以在政治和历史前发出这样的笑声，可以毫不留情地把它们剥光，也就是说将它们削减到无，这不是一种逃避，而是深入，从根本上停止它们的运转，揭露它们的恐怖，而且，除了它们身上所披的不合常理的振振有辞的外衣外，它们别无辩解，因此它们在这揭露中就显得更加无耻。换句话说，如果说昆德拉的小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完全忠于当代历史的素描，那正是因为他的小说将历史，所有意义上的历史仅仅当作单纯的历史来看待：是一个潜意识的故事，一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可同时又是不值一提的悲喜剧，一个只可能被文学泄气的气球。
如果不走到这一步，仅仅将昆德拉的小说当成政治置疑来看，实话说，这就是对它们进行操纵。正如—我们还是换个领域来说，但是仍然没有真正离开我们所讨论的话题—如果仅仅把《生活在别处》当成对拙劣诗歌的讽刺，这就可以说我们是操纵了这部小 说。这种停在半途的方式，不坚持到底的做法，也许是因为——我一直都在说这个问题——如果到底会有某种过于苛刻的东西，几乎无法忍受。因为这里所要批评的（所要“颠 覆”的）不是“拙劣”的诗歌，而是——我们必须说——所有的诗歌，所有抒情的形式。
但是读者到达这样的结论必须经历千辛万苦，也就是说必须战胜许多特别顽固的抵抗，那是来自读者内心的，阻碍他坚持到底的抵抗。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好，小说会让我们真正地发笑。雅罗米尔在我看来实在可笑，先是一个被娇惯坏了的孩子，然后是一个长满青春痘的少年，这就是诗人的讽刺漫画，没有别的，我只注意到诗歌在他身上造成的唯一的变形，唯一的错乱。我嘲笑这个自认为是天才的拙劣的诗人，我平静地笑着，因为我可以对自己说雅罗米尔不是我，我不是他，他没有找到“真正”的诗歌，我的自信心安然无恙。但是很快，如果我继续读下去（真正地阅读），我的嘲笑便开始转成了苦笑，雅罗米尔与我真是非常相像，像得可怕，尤其是在对兰波，莱蒙托夫，洛特雷阿蒙，玛雅可夫斯基和里尔克的真诚的崇拜上，对于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我也倾注了自己所有的爱意，因此，此时我已经无法像当初一样嘲笑雅罗米尔了，再也不能那样平静地嘲笑他了。刚才还站在舞台上，站在我面前的小丑，来到了听众席，就在我旁边，进入了我的体内，以至于我不再能与雅罗米尔保持距离，而如果我还想（还能）继续嘲笑，我就是在嘲笑我自己。雅罗米尔的超凡入圣于是转向了我自己的，转向我自己的抒情主义，转向了我用来满足自己的诗欲，简而言之，也就是说，转向了我自己的单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