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76-寻找成吉思汗-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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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几公里，汽车的寿命就更短了。要开车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只能依循地上的车辙痕迹，这是前人横越大草原留下来的路标，有时走上隘口，有时越过小溪，说不得准。在蒙古，是没有桥的。有时车辙太深，驾驶员就胡乱转向，再轧一条新的路线。坐在车上的人往往被颠得七荤八素，车子也被震出内伤，更把壮丽的自然环境破坏得体无完肤。一条条的车辙就像一道道疤痕，伸向四面八方，蒙古大地被碾得支离破碎。


第一部分核心成员

　　　　阿乌博德物色到一位翻译——博希吉特医生。一路上我碰上不少蒙古人，可是他跟他们完全不同。他是心脏专家，却不愿意在这个极度缺乏医师的国家行医；他是思想家，不畏惧威权统治，一心一意想成为卓越的政治家。但是，蒙古第一次举行自由选举的时候，他却洒脱地拿着鱼竿去钓鱼。他像其他受过教育的蒙古人一样，俄文极为流利——俄文是学校必修科目，但想要深造，得下苦功去研读才行——英文说得也很溜，还自修法文、德文。他曾经在布达佩斯接受过医学训练，因此说得一口好匈牙利语；在斯德哥尔摩也当过驻院医师，还能来上两句瑞典话。他喜欢马，却很讨厌骑马，现在更得了严重的花粉热。望不到尽头的蒙古大草原，夏天是世上花粉指数最高的区域之一。倔强的“大夫”绝不放弃。他的名字在蒙文里的意思是“基础”，在后来的行程中，他一路陪着我们，是我们少不了的好帮手。他心地仁慈、坚毅果决、喜欢动物、博学多闻。走到哪里，都看到他拿着他那根折叠钓竿片刻不离身。他的厨艺惊人，有限的食物，到了他的手上，总觉得可以有些变化、好吃得多。　　　　
　　　　另外两个人是我们这次试骑队的核心成员。保罗·哈里斯是我找来的，负责摄影。他是英国人，三十来岁，在伦敦做职业摄影师，曾在我老家爱尔兰拍照，因而结识。我写信问他，有没有朋友愿意到蒙古参加远征队，这个专拍户外写真、性喜浪迹天涯的小伙子，马上自愿请缨。我相信他是个好相处的人，事后证明我的感觉没错。他爬过南美洲与尼泊尔的高山，主动积极，适应力强。他是个摄影狂，常常一大早起来爬到高处，寻找最佳位置，捕捉最适合拍照的光线。　　　　
　　　　第二摄影师巴雅尔负责的工作是拍摄胶卷影片，以便制作此行的纪录片。他是蒙古电视电影厂（Mongolian　TV　Film　Studio）的员工。这单位的名称气魄不小，其实只是乌兰巴托无线电视塔阴影下的一栋破建筑而已。历经沧桑的蒙古电视电影厂曾经风光过，专门制作东欧集团喜欢的新闻片或纪录片。不过，席卷世界的电视设备也没饶过这里，搞电影的不再吃香，电影厂没落了，就只剩下几个老摄影师和收音师，拿着破旧的设备苦苦支撑，所有的预算与光彩都被新兴的电视抢光了。即使前途一片黯淡，巴雅尔依旧苦恋电影这个行业。他是牧民的儿子，年轻时被送到莫斯科电影学校（Moscow　Film　School）上过短期的电影拍摄课程，从此一脚踏进这行，一干就是二十年。他的个头很小，干干净净，生气勃勃，天性幽默，甚至还有点调皮。保罗和我知道他已经做祖父时，都大吃一惊。真没想到有孙子的人，还可以这么为老不尊。　　　　
　　　　在会合地点等我们的巴雅尔背着一部满是伤痕的巨大摄影机，看来起码有三十年历史，一转动就会发出叽叽喳喳的响声。搭配老古董的是一具看来很牢固的木制脚架，这两副设备就像是难兄难弟，阅历过沧桑人世。看观景窗的时候，他总是习惯把他的运动皮帽往后一转。他穿的马裤外加长筒皮靴，看起来像极了20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拍摄人员。他的摄影设备让人看了有些心惊胆跳——装胶卷的袋子里面满是沙尘毛发，拍好的胶卷胡乱拿张破旧的黑纸包起来，不像专业的摄影师是放在锡罐里——不过，他那活泼的个性，倒是让我们得了不少好处：他在乡野间长大，被他调教的马匹，匹匹服服贴贴；他又是个扎营好手，跟其他试骑人员相比，绝不逊色。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把那具笨重的摄影机挂在身上，疙疙瘩瘩，有棱有角，金属边还挺刺人的，背后外加了个帆布袋，却没见他皱过眉头。照理来说，摄影机不该这么安置，可是，在蒙古找不到附有垫子的摄影机专用箱。他胯下的马每往前一步，胸前的累赘就会狠狠地撞他胸口一下，连旁人看了都替他痛，但你每次触及他的眼神，巴雅尔总会刻意对你眨眨眼，嘴巴咧出一条向上的微笑。巴雅尔在蒙文中是“快乐”的意思，对他来说，真是个再适合不过的名字。　　　　
　　　　葛瑞尔事前已经做好了准备，向当地的农民公社、农场，租借了马匹，雇好了向导。蒙古乡村区被分成相当于省的“爱马克”（aymags），以及相当于县的“苏木”（somon）。之所以有必要切割成为较小的县，主要是迁就蒙古人民生活，“苏木”通常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农民公社或集体单位，它有一个行政机制，大家管它叫“苏木中心”，此外，一般还有十来栋房舍和一条灰尘扑面的飞机跑道。“苏木委员会”至今还是信守古典中央集权理论，无所不管，甚至包括指导牧民的起居、家庭生活，分配公社名下的牲口以及补给养料给牧民放牧，收取畜牧的成果，再把利润上缴到中央政府。改革开放以后，牧民可以饲养部分私人牲口，至于多少，就要看政策的松紧与当地的地形，多的地方，私人的牛与马匹可以占到百分之十五。


第一部分全羊大餐

　　　　5月17号，也就是第二天早晨，五六个牧民骑马进入营地，每个人身后还拉着三四匹备马，这里面有个人的也有向集体租的马匹。骑士一个人一个样，马匹看来也是东拼西凑的，到底是骑士还是牲口比较驳杂，左瞧右瞧，很难判断。　　　　
　　　　这批马瘦骨嶙峋，个头很小，毛发杂乱，也没钉马蹄铁；跟瘦小的身躯相比，头实在是太大了，毛色斑斓，肌肉筋骨的线条看起来异常古怪。这批马都失势了，蒙古人饮用马奶，更要母马传宗接代，通常只保留几匹种马。种马的毛都留得长长的，拖到地上，好像一跑就会踩到似的。这几匹清晨出现的骟马是标准的蒙古马，其貌不扬，步伐沉重，身上的味道很臭，却强韧得很。在一般人眼里，这种马算不上身出名门，可也只有这种马能熬过蒙古的酷寒，在西伯利亚的暴风雪中，还能站得住脚。在慑人的低温中，就连植物都为之枯萎，但是，蒙古马照样生气勃勃。斯科特上尉（Robert　Falcon　Scott）带进极圈，把雪橇拖到南极点的也是这种马（虽然他的冒险不幸失败）。成吉思汗强行行军时，一日推进八十英里，靠的也是这种其貌不扬的动物。现在，我跟保罗终于有机会亲身体验一下了。　　　　
　　　　牧民的长相也是一脸的坚毅不屈，着日常装束，黑色的长筒毡靴、脏兮兮的蒙古工作袍，有的戴着尖顶毛帽，有的戴男用呢帽遮风避雨，看起来格外像是南美洲的加乌乔人（gauchos）。他们静静地骑到营地边缘，把马系在角落的树上，免得它们看到陌生人会感到不安，然后才踱过来，接受敬烟、敬茶。他们有点提防地看着我和保罗，然后很客气地把注意力转到他们的蒙古同胞，聊起这次试骑的计划。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理由之一是，我们无法从蒙古人的脸上，观察到他们的心意。跟蒙古人比起来，表情也不怎么明显的中国人，还算是比较会眉目传情的。理由之二是，蒙古语与其他语言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一般说来，阿尔泰（Altaic）语系与土耳其语有些关联，但古土耳其语和现代土耳其语的差异甚大，就算我因为十字军之旅在土耳其待了几个月，还是无法从急速、粗豪的蒙古语交谈中窥知半点线索。只听得论战双方越吵越凶，声音越拔越高，越来越像两只猫在吵架，谁都不服输，一直叫到其中一个吐了才肯住口。　　　　
　　　　“大夫”站起身来，走到远处，计划松散显然让他有些心烦。透过他的翻译，我们终于明白：牧民带来的牲口不足，我们还得再等一天，让他们再带几匹马过来，同时“邻近”的村落——说是邻近，其实骑马得好几个小时——会赶几头羊过来犒赏我们，大家晚上来一顿全羊餐。夜幕降临，我们却见不到羊的踪影。气温已经降到冰点。湖边有几栋小木屋，想来是为渔夫或是假日野营的人准备的，我和保罗躲到其中一间避寒，把鸟粪、老鼠屎之类的垃圾扫到一边，摊开睡袋，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只被吓坏了的、瘦巴巴的羊，从卡车的后面被拖了出来，就着卡车头灯的照明被一刀杀了。料理花了两小时，凌晨3点，我被“大夫”叫醒，他把一碗热腾腾的肉汤搁在我的鼻子下面。“我特别端这个给你，喝下去，身子就暖了。”他的声音很温柔。我无法拒绝他的好意，真把那碗浓浓稠稠的汤喝了下去。这碗汤腻得很，油很重，好像还有几片滑溜溜的羊心、羊肺，顺着喉咙溜了下去。


第一部分受到尊崇的款待

　　　　第二天中午，地方党部书记带着十来个干部出现，众人一身洁净、干练的黑色套装，好像根本不属于这个地方似的。书记是个年轻人，顶多三十出头，跟所有蒙古人一样，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介绍这个地方跟成吉思汗的关联。他甚至还别了一个成吉思汗肖像的徽章，三年前，没有哪个共产党员敢有这么大的胆子。这半天的活动是传统共产党的仪式：书记颁赠纪念章，每人一枚，全部有份，虽然我们根本没有做什么值得领奖章的事。葛瑞尔早就铸好一枚大徽章，其中一面描绘剽悍的蒙古骑士，马首向西昂扬。另外一面是路牌（paiza），是蒙古大汗赐给使臣与大臣的标记，模样像一块板子，质料从木头到铜、金都有，主要是看领受人的等级和信差的重要性，领了路牌以后，在大汗治下的领域都享有特权——随从护卫、免费向导住宿，一路上通行无阻。　　　　
　　　　葛瑞尔雕铸的勋章吊在一条象征幸运的天蓝色丝带上，礼尚往来，也是人手一枚。率先致词的是阿乌博德，他着实称赞了两个牧民一番，他说，这两个热心人士听到我们长征法国的计划激赏至极，希望赠送些牲口，以壮行色，也省得我们租来还去。于是，大家围成一个圆圈，阿乌博德庄严地踱了进来，穿著深紫色的蒙古袍和沉重的毡靴，摊开的双臂上挂着一条蓝色的丝巾，两手端着一个镶银的木碗，里面装着几乎要溢出的马奶。丝巾，也就是中国人熟知的“哈达”，是传统蒙古习俗中最尊贵的礼仪，施者与受者都有莫大的尊宠。阿乌博德把丝巾送给第一个牧民，那牧民显得有些退缩害羞，然后两人走到他送给我们的马匹旁边。照传统的蒙古仪式，赠马的马镫上要洒几滴马奶，才能连好运一块带走，一路平安。半野生的蒙古马，见到陌生人手边飘着一条波浪般的蓝丝巾，手里端着一个银晃晃的碗，自然觉得害怕，个个都抬起前脚想逃。这些牧民虽然是养马高手，但我怀疑他们捐赠的并非良驹，那两匹要陪我们踏上征途的马，看来马齿已长，不怎么牢靠。但我只默默地看着，我终于明白了蒙古古谚说的教训：千万不要在别人送给你的马头前面，打量它的嘴巴。　　　　
　　　　第二天过去了，我们还是待在营地，保罗和我已经习惯了蒙古人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做事态度，每个人都很有礼貌、很和气，牧民特别殷勤，想尽办法让我们在遥远的肯特省过得舒服。他们知道，城里来的蒙古朋友只要置身在成吉思汗的遗产中，就已经够陶醉了；而我们两个外国人大老远跑到肯特这样的穷乡僻壤来，还肯用蒙古传统的方式跟他们一道旅行，对他们来说，真是莫大的光彩。　　　　
　　　　他们把羊身上最好吃的部分，先敬给我和保罗，还一直教我们怎么帮马上脚绊。套上脚绊的马会很安分，只能慢慢地走，秘诀是：在马匹旁边伏低身体，当它的前蹄举得够高、两个蹄子贴近、身子几乎都站直的时候，飞快地把皮绳一端抛出去，在两只前蹄上绕两圈，先绊住它，留个四英寸的空隙，再打个一抽就开的活结。这批牧民像水手一样，打得一手漂亮的活结，而且各有独门绝招整治马匹。几个人轮流过来教我们，每个人都坚持自己打的结最好，结果，我们学得越多，就越胡涂，手越来越笨，那几个牧民笑得合不拢嘴。大家告诉我们，在大草原上，就算我们驯服了马，也找不到适当的灌木或是大树，把缰绳系在上面，马要跑要跳，也没有藩篱挡得住。根据这样的理论，我想：一匹飙起来的蒙古马，可能可以跑上伦敦到罗马的距离，中间不会碰到任何障碍物。　　　　
　　　　保罗长大之后，就没有再骑过马了，因此虽然我先前警告过他，但是当他见到蒙古的马鞍，还是吃了一惊。西方人实在很难适应这种蒙古马鞍：头尾向上翘起，窄而高，而且还是木头做的，跟在中国皇帝陵寝中发现的马鞍，几乎一模一样。牧民提起他们手制的马鞍就得意洋洋，觉得那是艺术的结晶。马鞍上面有精心的彩绘，还用红丝绒盖着——他们最喜欢的颜色是鲜亮的橘红色——而且用大量的白银镶边、铸成各式各样的小装饰。装饰多半只有两英寸宽、一英寸高，摆放的位置恰好是大腿贴到马鞍上的地方，任谁骑上这种马鞍，都会被磨得哇哇叫，大概只有蒙古牧民受得了，他们一辈子都在马背上讨生活，早就百毒不侵了。那几个菜鸟或城市艺术家还没资格骑这种马鞍，他们用的是政府配发的标准马鞍，木板上有两圈铁，铺着一层薄薄的毛皮，比起传统马鞍来，也舒服不到哪去。　　　　
　　　　我就精明多了，我带来的马鞍是跟随我仿真十字军东征路线时的老朋友。一拿出来，引发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我还配了一个双头的三角架，让马鞍可以立在地上。蒙古人从没见过这种马鞍，只要我一没注意，他们就会拿我的马鞍放到比较温驯的马上试试看。欧式马鞍的肚带、腹带及马镫皮，都与蒙古的传统马鞍不一样，所以他们绑马鞍都是随兴所至，爱怎么绑就怎么绑。头五分钟，他们把镫索当成腹带，第二条镫索又被他们当成副腹带，很吃力地用蒙古的方法勉强绑在马的胃上。等我示范正确的绑法之后，大伙儿喜滋滋地跑到营地的另外一边，轮流试绑，笑得很开心。　　　　
　　　　最后，趁着天还有些微光，所有人——牧民、党工、远征队申请者、艺术家——站成一排，让保罗帮大家拍合照，像一支想留下此刻的足球队。只是立在大伙儿中间的不是足球，而是葛瑞尔雕铸的第一面铜板。未来，这块铜板会竖立在成吉思汗的龙兴之地。这个粗野无文的孩子，就是在那里，朝着“海洋大汗”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即今天的北京，当时为金国首都，称为中都。　　　　
　　　　archimandrite指的是东正教大修道院的院长，而Palladius则是小亚细亚著名的基督教修道士与历史学家，这个人的原名是克法洛夫（Kafarov），帕拉丢斯是他自己取的名字，所以作者形容他的名字响亮。　　　　
　　　　根据《蒙古秘史》记载，这个人就是威震欧洲的大将速不台。　　　　
　　　　The　History　and　the　Life　of　Chinggis　Kkan　；Uraunge　Onon译，E。　J。　Brill；1990——原注。　　　　
　　　　20世纪初，曾经两度进入南极探险，1912年，在南极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