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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518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4章

小说: 518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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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之四:犯错误的原因?错误的责任?    
    一涉及犯错误的原因、错误的责任等,每个人的心头都不会感到轻松。整个“七千人大会”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是人们议论的焦点。敏感,却又无法回避。起草委员会讨论起来,更是感慨万千!    
    首先,哪一段是犯错误的关键时期?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二部分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5)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的说法不太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关键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另一种认为关键在1960年。    
    李井泉说,毛病比较大,是在庐山会议以后,反映了一种不正常情绪,给农村带来严重创伤。感到最苦的就是1959年冬到1960年春。    
    陶铸说,郑州会议反“左”的指示,我们开始有抵触,后来真正贯彻了。可是庐山会议一来,一下就吹了。如果郑州会议的指示一直贯彻下去,情况会完全不一样。郑州会议反“左”的精神贯彻不彻底,庐山会议后,全面反右,不反“左”,事情就坏了,广东、湖南情况稍好一点。形势变化,我们掌握不住。陶铸又补充说,反倾向斗争,主要是庐山会议以后。    
    彭真说,1960年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大出口,基本建设也是1960年搞得最多。1960年的毛病出在没有调查研究,首先是我们书记处。小平带头,没有调查研究。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1959年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样多的城市人口。农业上又有浮夸。1960年提出“八字方针”是句空话。先进部队走得很远,后续部队跟不上,没有措施,指标不下来,调整不了。真正调整,是去年北戴河会议(有人说:是去年的庐山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三年灾害不可低估,关键是1960年。    
    刘少奇插话说,关键是1959年庐山会议。    
    实际上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基本一致,分歧不大。陶铸、刘少奇等强调主要缘于庐山会议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彭真等强调1960年的问题,也是正确的,因为1960年的错误是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结果。如果没有庐山会议,1960年的情况会好得多。    
    关于犯错误的原因,不少人谈到了是没有经验。陶铸说,水利问题,主席在武昌会议说,这样搞法,中国人要死一半,最少也死十分之一,5000万。可是我们还是大搞。搞水利是可以不死人的,结果还是死人了。所以不搞了。哪里想到搞多快好省会死人呢?没有那个经验。不是不拥护主席指示。把主席、中央同志的思想变为全党的思想要有个过程。    
    陶铸说的确是实情。当时全党搞建设,确实没有经验。但从另一方面考虑问题,如果不那么盲目上马,多做些科学论证,慎重一些,这种现象还是可以避免的。问题是,当时大家的脑子都热!    
    有的发言,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王任重说,在速度问题上,过分乐观,还搞平均主义,以为供给制没有问题,现在明确了,50年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也不懂得按比例搞综合平衡,犯错误就在这里。    
    刘少奇也涉及到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问题。事实上,中央决策层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偏差,正是建国以来不断发生“左”倾错误的最基本的原因。刘少奇说,国民党叛变后,李立三说打倒国民党只要两三年,结果整了十年没有整倒,才知道长期性。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问题,真进了北京,还有点不大信。看来时间准备长些就快,准备短了反而慢了。    
    刘澜涛在会上,强调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党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人们不敢讲真话了,这几年忠臣受到迫害,对立物是“风马牛”,即看风使舵、拍马吹牛。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很多错误都是因为这种情况造成的。    
    看来,刘澜涛试图从政治上寻找犯错误的原因。他的讲话同大会上不少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只强调缺少经验很难服人,关键是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斗争过火,缺乏民主气氛。    
    但起草委员会的讨论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展开。    
    至于产生困难的原因,陶铸说,困难来自三方面,错误、灾害、修正主义。彭真插话说,三年灾害不可低估。刘少奇说,有个人主义,有反革命,加重了困难。邓小平说,有些人就是想办坏事的。陶铸则说,坏人不能过分强调。    
    在这个话题上,起草委员会也没有展开讨论。问题涉及到了,但没有深入下去。以当时的情况,也很难深入下去!    
            
    在讨论错误的责任这个问题时,起草委员会上掀起了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是由彭真掀起的。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彭真的这段慷慨陈词,成了七千人大会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他是惟一一位在大会上指名提出毛泽东犯了超越阶段,办公共食堂的错误(当然,毛泽东不仅仅是这些错误,但即使是这一些错误,当时也无人敢具体指出),并且应该进行检讨的人。彭真的这个讲话,成了日后中共历史上的一段经典发言,不断被人们所称赞。    
    彭真讲完之后,邓小平婉转地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即毛主席也是有错误的,也是可以批评的。实际上,他是支持了彭真的意见。当然,邓小平也谨慎地谈到,主席的指导思想是对的。相比之下,还是彭真更勇敢、大胆一些。    
    刘少奇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错误的责任,他说,有些地方不承认天灾,或者只承认三分,七分是人祸,像河南、甘肃。 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二部分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6)

    刘少奇的这番讲话也是意味深长的,无疑,他同意彭真的讲话。    
    其实彭真的这个话,的确不少人心里都有,只是不像彭真这么坦率而已。前面谈到,陶铸说“形势变化,我们掌握不住”。那么这个形势是由谁来变化的?是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使庐山会议变化了形势,因而出现了1960年的严重困难。很自然,其中的不少责任也就应该由毛泽东来负。    
    周恩来大概在担心着什么。他很快发言,从另外一个角度表示: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说,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如粮食上交130到150亿斤,就很难。1959年认识钢材,1960年认识煤炭,1961年认识木材,我们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    
    周恩来显然有一种担忧,仿佛彭真有点顶不住了,他担心别人也会这样,因此告诫在座的同志,都要积极地承担责任,换句话说让大家把责任都承担起来,不要去追究毛泽东的责任。在他看来,现在实行中央集权本来就遇到了问题,你再去讲毛泽东的错,会带来什么后果?也许周恩来的担心自有他的道理。但现在看来,周恩来这样讲,未必利大于弊。    
    周恩来讲话不久,陈伯达开始向彭真发难。他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彭真的意思完全被扭曲了。彭真前一天坦率直言掀起的高潮,就此发生了微妙的逆转。其实彭真的讲话并不过分,但陈伯达居然说彭真要检查毛泽东的工作,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要毛主席负责。这个话真是只有陈伯达才能讲得出口!     
    彭真听了陈伯达的话,感觉问题严重了,不得不赶紧解释。他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彭真的意思是,上从毛泽东下到地方,都应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自我批评,这不但无损党和毛泽东的威信,相反会大大提高,①大会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看来,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太天真了。    
    刘少奇说,主席历来提倡多谋善断。有些话是在酝酿中对我们说的,但是有些人把话传得太宽。说到这里,刘少奇说:散会,明天讨论第二稿。    
    是谁把话传得太宽?刘少奇没有具体说,讨论便戛然而止。这是1月18日-19日的事情。    
    讨论之五:“三面红旗”究竟怎么讲?    
    七千人大会在讨论中对“三面红旗”提出了不少疑问和批评。仅西北地区就提出八个问题,需要中央做出解释和回答。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书面报告稿,虽然对“三面红旗”进行了评价,但显然并没有解决当时人们心中的疑问。这些问题怎么看,如何解释?这是起草委员会不能回避的。    
    事实上,中央领导层如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周恩来等对“三面红旗”是有所考虑的,从以下的意见可以看出,他们对“三面红旗”持有某种程度上的保留态度,可是在报告中,既不能违背毛泽东的意图,又要把“三面红旗”谈清楚,让全党干部口服心服,多少让他们感到有些为难。     
    比如:“三面红旗”究竟怎么讲?刘少奇说:“比较难说的‘三面红旗’问题”。    
    陈云虽然在大会上没有讲话,但是在起草委员会上却相当活跃,谈了不少自己的观点,他说:有些问题,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容许他怀疑几年。    
    1月25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报告时,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强调允许怀疑。在后来公开发表的刘少奇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谈到“三面红旗”时,他是这样说的:“‘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这段经典性的一段话,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很明显,刘少奇对 “三面红旗”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    
    关于人民公社,周恩来的想法是,报告中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多说几句。    
    邓小平说,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爱护他,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付对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他爱护他,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    
    刘少奇说,人民公社还是有点一大二公,将来会看出来,现在难讲。    
    柯庆施说,十条成绩,人民公社讲少了,至少抗灾有作用。三个口号取消了也不行。讲缺点、错误和三面红旗的关系,如何说?前面解释不够。三个方面:一个经验,一个思想,一个工作,同样条件,工作好的,情况就好一点。看来,柯庆施是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二部分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7)

    刘澜涛说,有些同志讲“三面红旗”,像念经的一样,宣传上形式主义很厉害。刘澜涛显然同柯庆施的意见不一样。    
    关于“大跃进”这面红旗,在大会上人们提出了种种疑问,有人说总路线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也有人说,这几年农业减产,是否能说是跃进?在邓小平看来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可是不提“大跃进”,“三面红旗”就少了一面。刘少奇说,“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还是要提跃进。那么怎么向七千人解释清楚呢?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给“大跃进”做了以下的解释,其实这也是毛泽东曾经表示过的意见,只是比较详细具体了。     
    一是从长时期来看,可以说是跃进。速度是波浪式的。二是同资本主义国家比,同苏联比,就一个时期说,还是跃进。三是跃进不能总是以钢作标准,要全面的看,无数小的跃进,可以组成大的跃进。今后几年产量下来了,品种、质量上去,也是跃进。也就是说品种齐全了,质量提高了,也是跃进。今后几年内,我们要在品种、质量、技术方面来个跃进。邓小平对此总结说,十年任务中可以写:“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修改后的报告稿,其完整的表述则是:    
    “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近现代工业大国的水平。”    
    总的来看,起草委员会是在坚持维护“三面红旗”,但从中也流露出一些对“三面红旗”的不同认识。    
    除了上述5个问题,起草委员会在讨论修改报告稿时,还涉及了其他一些问题,如彭真提出,把成绩讲足,把错误讲透,错误有多严重讲多严重,这样才能轻装前进等等。会议的讨论是民主的,发言是热烈的。综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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