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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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曾出现一个插曲。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季，周恩来、陈云等进行“反冒进”的时候，《纲要》受到了一些怀疑。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的时候就说，他们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使6亿人民泄了气。还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给周恩来、陈云等造成很大的压力。由此看出，毛泽东是很看重《纲要》的。从另一个侧面说，也有不少人对《纲要》有些想法，但被毛泽东压下了。
1958年初，在《纲要》（修正草案）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于1958年5月拿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予以基本通过，再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当年的实行情况作必要的修改。
又经过近两年的实践，1960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最终讨论通过了《纲要》（修正草案），开始以正式文件《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向全国公布。当时谭震林向大会作报告时，还说《纲要》留有了余地，提出要动员一切力量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
从制定到实施，无疑是反复征求了意见，并通过4年的试行才正式通过实施。从制定《纲要》的出发点来看，是好的。它从方方面面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进行了规划，想得很周到，规划的前景也令人向往。1956年1月，农业部长廖鲁言对《纲要》进行说明时强调：“农民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得到饱食暖衣之后，他们就要求修房子，盖新屋，改善居住条件；要求读书识字，提高文化；也要求治疾病，讲卫生，‘人财两旺’”。纲要“就是以发展农业合作化和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而制定的。这些内容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好的，是符合农民切身要求的。为使广大农民了解《纲要》，中央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对《纲要》进行了大力的宣传。《纲要》一直被认为“对于动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对于加速农业生产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伟大的作用”， “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①，是农民的指路明灯。当年有一首诗对此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树上喜鹊喳喳地叫，
老汉咧嘴忍不住的笑。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好比四十颗太阳当头照。
太阳也比不上它温暖，
处处地方它都照到。
放近耳朵听一听，
莫不是毛主席的说话声？
回头胸上贴一贴，
句句话它暖人心，
没闭住嘴巴笑出了声，
咱社员有了指路的大明灯。
对于这样一个反复征求意见，又经过4年试行才正式实施的《纲要》，刘少奇在这次会上竟说书面报告不提了，还说提出的时候调查的不充分。究竟为什么呢？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二部分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解释（3）
我想，基本原因主要还是刘少奇讲的，《纲要》提出的四、五、八很难实现。此外，从《纲要》诞生的那一刻起，因其指导思想是偏快，就同反“反冒进”、“大跃进”搅在了一起，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对“大跃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纲要》进行过反复修订，又拿到中央全会、全党的代表大会，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因其是在头脑发热的年代产生的，各项指标偏高，所发挥的指导作用是负面的，如果再将它作为发展农业的纲领性文件，很难收到较好效果。所以，刘少奇向大家宣布，《农业纲要》不提了。虽然刘少奇还有一句“也不取消”，但实际上，“不提”了，也就弱化了《纲要》作为农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的地位。对于这一决策，柯庆施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就曾质问，《农业发展纲要》还要不要？可见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不提《纲要》的。
我们翻开当年的《人民日报》，从1962年—1963年，基本没有再提《纲要》的话题，从1964年起，经济已经恢复，《人民日报》对《纲要》又开始有所报道，但已经不再强调是“伟大纲领”了，只说是某地在某方面实现了《纲要》等等。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是另一番情形了。
关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问题，刘少奇在会上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报告里头也没有讲。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现在基本核算单位搞到小队去了。又“一大二公”，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小，这个现象似矛盾。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现在还解释不清楚，但是等到将来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一大二公”。所以，这个口号也不取消，但是也不着重讲。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倡导起来的，“一大二公”的提法也是毛泽东讲的。在毛泽东看来，公有制是富裕的根源，个体经济是没有出路的。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便于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是农业合作社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逐步搞掉。
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既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全国很快就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高潮。1958年下半年全国的7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一下子合并为2万多个人民公社。虽然也发现一些问题，但毛泽东认为有问题是正常的，只要改了就好了。他针对国内外对公社的批评，曾“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然而，凭着美好理想构建出来的这种“一大二公”的模式，虽然大家想千方百计的坚持下去，但在中国农村很快就遭遇到严重挫折。其表现形式是：伴随着公社化的过程，是一切财产公有化，政府和公社可以无偿调用农民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在公社范围内实行部分供给制，也就是说，在中国农村普遍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平调风”、命令风，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带来的后果，不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兴旺发达的景象没有露出任何端倪，相反，各项农作物严重减产，引发了巨大的粮食危机。
危机的爆发，警示了毛泽东，他一面批评各地混淆了两个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不懂得价值规律和价值法则，不懂得按劳分配等等，一面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缩小公社的规模，将人民公社的数量由原来的2万多个增加到近6万个，将经济核算单位由大队变为小队。采取这些措施，实际是对“一大二公”进行了调整。1961年4月，毛泽东在整顿人民公社时，谈到“一大二公”问题说：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这同以前的构想有了很大区别！
刘少奇在解释书面报告涉及“一大二公”时，表示看不清楚，报告里面也没有提。事实上，从1961年起，在党的文件和报刊上就很少提“一大二公”了，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不提“一大二公”也并不太出人意料，但他在大会上还要就这个问题专门谈一谈，表明这个问题非常重大：一方面有人对“一大二公”提出质疑，一方面也有人还要坚持，说不定哪一天，一旦条件、气候合适，又刮起了“一大二公”的“共产风”、“平调风”。这都是很难说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在全党面前有个交代，以引起全党的重视。虽然刘少奇强调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要“一大二公”，但这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关键是在实践中碰了壁，现在只好不提了。
不提“15年赶超英国”，不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在1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的这三个“不提”，反映的是中央决策层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转变，以及在实现这些转变上所采取的策略态度。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还谈到毛泽东提倡的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不但报告里没有提，连二十一人起草委员会也没有讨论，以后要经过调查再说；他还谈到所谓“左”比右好的问题；谈到关于成绩和错误，报告没有提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等等。这些比较敏感重大的问题，后来刘少奇1月27日在七千人大会上作口头报告时，也都谈到了，有些谈的比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稍委婉一些，有些则比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要深刻，如两个“三七开”，刘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没有涉及，但在七千人大会上却展开了。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针对董必武提出的“任务和政策如何统一”的问题，谈了他有关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和党的政策的关系的看法。
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是粮食问题。中央的政策是要安排好人民的生活，中央给各地下发了“数额较大”的粮食征购任务，但农民不愿意拿出这么多。如果强调完成任务，就不能执行政策；如果强调政策，就不能完成国家的任务。所以政策和任务在这个事情上有矛盾。刘少奇苦头婆心、语重心长地讲了很长一段话，中心是说800亿斤的征购任务必须完成，政策也必须执行。他强调国家的粮食困难，要好好向农民说清楚，告诉农民，如果拿不出这么多的粮食，城里人没有饭吃，工业搞不好，国防搞不好，反过来也影响农业，农业也搞不好，要使他们顾全大局少吃一点，把粮食卖给国家。当然，国家虽然没有很多的外汇去购买粮食，但也要千方百计地去买一些，来解决粮食问题。总之，这需要高超的工作艺术，要争这个上游。刘少奇还说，过去只争“黑夜当白天”、“苦战几昼夜”，那个上游是容易争的，而争这个上游，却真要有点本事，真要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要走群众路线，要实事求是，要对党负责，又要对人民负责。这样地争上游，是应该受奖励的。他还苦涩地说，过去，农民是把粮食交给地主、富农，现在是交给了国家！
1961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沉痛地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毛泽东的话意在自责，刘少奇的话则更多表达了无奈。看得出来，中央一面为粮食困难忧心如焚，一面又拿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除了向农民征收，和发挥集体经济的力量之外，至于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如何真正把经济搞活，则很少它想。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曾希圣提倡的包产到户却受到了批评。可见，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农业生产发展的运行机制，还需要一个相当的认知过程。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二部分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解释（4）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还就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讲了不少内容。如果说刘少奇提出放弃“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放弃《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高指标，不再提倡“一大二公”，具有十分积极意义的话，那么下面的一些话，则反映了刘少奇，也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这一代新中国开创者都存在的局限性。那么刘少奇是怎样说的呢？
前面已反复介绍，七千人大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分散主义。所谓分散主义的主要问题，就是国家计划外的有很多生产和经济活动，中央指挥调配起来很困难，所以中央强调要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为了使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明了这个问题，刘少奇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告诉大家，什么叫全民所有制，强调要把地方的产品纳入国家计划。他说：中央认为，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地方存在和中央一条心、两条心、半条心的问题，强调要一条心，要做老实人，要把自己的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全民所有制，就是财产属于全民，属于整个社会，产品归国家支配……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例子：有的县，辛辛苦苦，七弄八弄，弄了一点钱，办了一个工厂，在国家调他的产品时，他说，这是我这个县的，我辛辛苦苦，七弄八弄，办了这样一个工厂，结果是你的，不是我的。恐怕这样的工厂，这样的事情相当多。你七弄八弄，弄出这样一个工厂，是属于全民的，还是属于你这个县的？你七弄八弄，办下一个工厂，有功劳，对全民所有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但是财产还是属于全民的。中央要大家统一搞，那叫你们有贡献。你辛辛苦苦搞了，就是你的，就是你这个县的，这样就错了，就犯了错误，对于全民所有制就有所歪曲，有所破坏。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刘少奇所述这种“共产”的方法，肯定会削弱地方同志的积极性，因为干和不干一个样。但当时大家就是这样一个认识水平。
刘少奇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听说福建有个连江县，那个地方出海带，他拿了一批海带，就跟十几个省建立了关系，有到四川的，有到山西的。一个县可以跟十几个省发生关系。这种情况，几千个县恐怕都有，公社也有，工厂也有。因此，满天飞的人员有几百万。这叫什么商业？中央管不到，你们省里边管到管不到，部里面管到管不到，都管不到。这恐怕是全民所有制的自由市场，现在不要他去搞又不行，让他去搞，他就乱搞，纳入不了计划，这是个问题。是不是把这个东西搞成合法的，纳入国家商业系统，并成立一个商业部都可以。为各工厂服务，解决物资问题。我们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内部，发生了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有点像南斯拉夫的苗头。南斯拉夫的企业，是可以自己搞供、产、销的，产品不是国家占有的，他可以在国内销，也可以在国外销，原材料他自己找，价格他自己定。我看，在目前这种困难的时候，某些类似南斯拉夫的这些现象，在开始发生时，我们就去注意，恐怕很有必要。如我们现在不整顿这类事情，再发展下去，那就可能出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因为有它的经济基础。
像连江县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己把经济搞活，本来是一件值得大力提倡的事情，顺着这样的思路下去，或许可以从根本上走出经济困难的泥潭，走出一条符合中国情况的经济发展之路。但这是我们在获得了今天这样的视野之后，才看到的。对这一段历史，对这一段历史中的人，却不能如此苛求。所以连江县的做法，受到批评，甚至被冠以修正主义苗头的帽子，也是可以理解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以反分散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巨大经济困难，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央把供、产、销的所有权力统统收上来，以“收”对“放”，以“统一”反“分散”。这一收一放，一字之差，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思路，一种如何发展经济的根本大计。“收”紧了，经济死了，又“放”；“放”多了，经济又乱了，再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