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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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他在大会上公开宣布不能再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到处那样套。这之前还没有人这样公开宣布过。所以，薄一波评价，这也是一种“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是“难能可贵的”。还有，刘少奇在强调就全国来说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同时，他又说各地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判断，有些地方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可以想象，按照这一思路判断的结果，必然会使不少地方在总结工作时，一些有识之士或者敢于实事求是的同志作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判断。他们尽可以把本地划在“有些地方”之列。从这些情况来看，刘少奇的讲话是极其大胆，又比较实事求是的。这无疑起到了解放人们思想的作用。所以会上不少人反映，少奇同志说出了他们想说又不太敢说的心里话。
当然，在重大挫折面前，人们的认识并不会就此止步，还会不断地追问下一个问题（需要回答的问题之四）：目前出现的经济困难，既然有“人祸”，那么“人祸”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个“人祸”的“人”，又是谁呢？刘少奇说：
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
至于这个“人祸”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刘少奇说：
这在书面报告中也有了说明。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发生这些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于是，他们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进行瞎指挥。
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
刘少奇的这个表述应该说是中肯的，犯错误的原因，除了经验不够，主要在于盲目地追求高指标，刮“共产风”，再加上党内开展过火的斗争，使人不敢讲话，也不能讲真话等等；犯错误的人，主要是中央。也就是说，他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一点也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
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五：在指出一系列具体性的错误之后，其指导思想是不是也错了呢？近年来，人们对“三面红旗”的质疑从来就没有间断过，随着困难形势的出现，质疑的人越来越多，即使在这次大会上，质疑的声音也是各省都有。无疑，这个问题也是不能回避的，必须给以回答。邓小平说：我们什么时候总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
刘少奇在大会上说：
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
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积累，……将来要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也就在这里。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二部分最是大节见真知—刘少奇在大会的讲话（4）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看得出来，刘少奇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在尽力维护“三面红旗”。但比较他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的发言，则可以判断他的内心是比较矛盾的。他在二十一人的会议上曾坦露心扉，认为“三面红旗”比较难说。③应该说，这是一句真心话。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全部讲话来看，他当时的认识基本是这样的：总路线，还好说一些，所以是“完全正确的”；大跃进，带来的是跃退，所以强调“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人民公社，从理论上来讲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从实践来看，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严重减产，当然，经过调整有所好转，所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搞得太急”。不难看出，刘少奇在现实中看到了问题，有些是碍于毛泽东的坚持，一定程度上，也有理论上难以解决的困惑，所以当毛泽东坚持“三面红旗”的时候，他便有了上述矛盾态度。
现在不少人强调刘少奇在大会上批评了“三面红旗”，事实上他没有批评。他所强调的“有些问题还看不那么清楚”，从上下文来看，看不清楚的问题主要是指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而不是指“三面红旗”。但不排除他对“三面红旗”是有些个人看法的。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同书面报告相比，除了上述情况，还对有一些相当尖锐和比较重要的问题也做了一些回答，比如，这么严重的错误是什么性质的呢？刘少奇根据中央精神回答：“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再比如，会上有人提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信上讲的，不正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吗？刘少奇回答：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对这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刘少奇不但没有为彭德怀平反，还给他留下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刘少奇为什么这样讲？恐怕也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彭德怀对“三面红旗”的意见实际上也就无所谓反党了。
这里还有些内容值得一提，刘少奇在解释分散主义问题时，他针对地方意见很大，认为过去几年的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对分散主义不能到处反的情况，提出哪里有就哪里反，有多少就反多少的原则。实际上，他代表中央接受了地方的意见，这样一来，也就消除了地方同志的顾虑。
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还批评了“左”比右好的说法。他说：“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在清理口号问题上，他建议要把几年来中央和各个地方在群众中提过的一些口号，认真地清理一次， 对此，毛泽东插话说：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
刘少奇举例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说这一口号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刘少奇这篇充满激情、生动有力的讲话，于下午5时结束。毛泽东未加任何评论，他讲了讲以后几天的安排，然后说：“好，同志们，今天就结束，散会。”
刘少奇的话讲完了，会也散了，但很多同志的心还在激动着，反响非常强烈，认为讲得好。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高兴地对人说，刘少奇的报告“把问题讲透了”。
在党的重大失误面前，刘少奇能够顶着很大压力发表一篇勇于面对现实、贯穿实事求是精神的讲话，的确难能可贵。几十年过去了，每当人们谈到刘少奇的历史功绩时，都要提到他的这次讲话。这一刻，也就成了刘少奇人生精彩的瞬间！
刘少奇的人格魅力由此显现。遗憾的是，他此后人生的坎坷也由此埋下了伏笔！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二部分林彪临时决定抛开事先准备的讲话稿（1）
1月29日上午，是七千人大会开幕十九天以来的第二次全体大会，由林彪讲话。
林彪是中共中央六个副主席之一、中央政治局七大常委之一（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十大元帅当中，其名次仅次于朱德、彭德怀，排在第三位。林彪还兼任国防部长，负责军队工作。可见林彪在中共党内地位之高，在军内也享有极高的威望。大会上，在座的不少官员都曾是他的属下，今天亲聆老首长讲话，大家自有一种企盼的心情。
然而，人们未必曾想到，今日的林彪已非昔日驰骋疆场的英明统帅，他已蜕变为不讲原则而攻于心计之人。他现在所关心的不是如何尽快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找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使国家繁荣富强，而是想办法要抓住和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从后来搜交出来的林彪、叶群的“笔记”上看，上述判断并不是我们强加于人，而是有所根据的。这一时期的林彪，对如何迎合毛泽东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他的笔记里，凡提到毛泽东时，都用“一号”、“姨毫”、“老东”等字样代替。林彪对自己，也用“一零一”、“老巴”之类的代称。在叶群记录的林彪谈话中曾这样记载：“黑格尔说：何谓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就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者。一零一说：何谓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
如果读者觉得这一则笔记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在另一则笔记中，就可以看到林彪的真面目了，他说：“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林彪也学习理论，也很注意总结历史经验，但他钻研的，是“登龙术”（作者注：林彪自己的话），是如何成为“当代伟大人物”，并且大有收获：即处处要顺着毛泽东讲话，同时说话做事还要处处维护和代表毛泽东的“利益”。至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则通通不在考虑之列。
林彪悟到了“真经”。现在，机会来了，林彪的表现果然不凡。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当林彪被告知，毛泽东让中央常委都在会上讲一讲时，他就吩咐中央军委办公厅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为他起草讲话稿。
从林彪在大会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积极参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起草工作。书面报告第一稿出来后，曾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其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都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未见林彪有什么说法。此外中央重新成立的二十一人起草报告委员会，从人员的构成来看，应该有林彪参加，但始终未见林彪的踪影，更谈不上他发表什么意见了。
表面看来，林彪超然于事外，但看他的讲话，却并非如此。人虽然没有参加起草报告委员会会议，但每天都在密切关注着大会的动向，每天通过会议简报及其部下的汇报来了解会议动态，侦察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讲话。林彪坐在主席台上，倾听着刘少奇那坦诚尖锐的讲话，外表上虽不露声色，内心里正在揣摩自己的应该怎么讲。这些天，大会围绕“三面红旗”，围绕党犯错误的原因，围绕对过去工作的评价，与会者提了很多意见，刘少奇的讲话虽然只字未提毛泽东的错误，但显然对“三面红旗”也没有给予理直气壮的、充分的肯定，他讲的两个“三七开”，更暗含着追究党的责任、毛泽东的责任的意思。林彪知道，“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会上批评的不少错误的决策都是毛泽东提出或支持的，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定很不好过。这个时候，倘若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一定会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或许还会被视为知已。有了这样的考虑，林彪胸有成竹，就知道自己应该讲些什么内容了。于是林彪做出个决定，把写作班子为他准备好的现成的讲话稿也丢在一边，根据他最新的观察、体会，自己“拉条子”，写提纲，在大会上即兴发表讲话。他原来准备的讲话稿是些什么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在大会上的即兴讲话可以看出，林彪要讲的话，确实是无人能够事先为他起草的，因为那完全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讲话。
林彪在大会上，一共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党的问题，一个是军事问题。按常规，他并不负责党的工作，这一部分内容应该由邓小平来讲，林彪只需主讲他负责的军事工作就可以了，但他恰恰在党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讲了不少很有“创新”的内容，一些提法之“新”，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让人为之震惊不已。
首先他对会上议论较多的热点“三面红旗”问题，十分坚决地、充分地予以肯定。他说：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林彪在这里有意回避了是毛泽东的创造…引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