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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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要坚持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巩固地团结起来。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尽量淡化提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整理讲话稿时，将在大会上讲的“修正主义者那么坏”一句，改为“苏联不是也有犯错误的人，也有坏人吗”，同时还删掉两处“修正主义”的字样，加上“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好党”一句。邓小平2月6日的讲话，也证明了当时毛泽东在反修问题上并不是十分激烈的。邓小平说：“少奇同志的报告和毛主席的讲话都讲到，在国际关系上，在处理反对修正主义这些问题上，都要十分慎重。而在国际方面能否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归根到底，首先决定于能否把我们国内的工作搞好。”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如果毛泽东在大会上强调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那么，当时的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还在向中央提出包括缓和中苏两党关系在内的一系列建议就很难理解。我想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三）1966年文本删掉了毛泽东原本比较实在中肯的话。讲话中“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后边，还有一段说“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这段令人感动、诚恳、激励第一线领导同志的话语，1966年的文本删掉了。
另外，一些研究者为了说明早在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就已将刘少奇看作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经常引用毛泽东1967年2月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讲的一段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其实，这段话并不是毛泽东同巴卢库谈话的原话，毛泽东同巴卢库谈话的原文是：“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事实是，毛泽东同巴卢库所谈的内容，无论他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记录里，还是当年经过整理下发的讲话稿中都是没有的。相反，他的讲话比较温和，对刘少奇也比较友好。他在讲话一开始就说：“讲工业，不是我，而是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农业，我多少懂一点。商业呢？少奇同志比较懂一点，其他的人，包括我在内，一窍不通。”后来，他又讲了这个意思。一篇讲话两次提到在工业、商业方面，他不如少奇同志。这是毛泽东在大会上脱口而出的话，后来在整理讲话稿时，把两段内容差不多的话，合并为一段。
但毛泽东同巴卢库谈话时为什么要那样讲呢？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1967年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颠狂阶段，毛泽东恨时迁昔，极有可能用1967年的感受来回顾过去的事情。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有些话，在毛泽东听来比较刺耳，对他产生不满是可以肯定的，若说毛泽东那个时候就已经把刘少奇看成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则还要做大量的继续查证才能下此结论。
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的“高度的集中”，是在影射刘少奇，是在强调毛泽东自己的“高度集中”，凡是不服从他的“集中”，就被视为修正主义。他们引用的这段话是：“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我认为，上述研究者的认识未免有点望文生义。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记录稿中，毛泽东讲的是“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而没有集中，……”。“高度的”三个字，是后来整理讲话稿时加上的，从加写的文字来看，不是毛泽东的笔迹。因此比较难以得出这就是毛泽东在影射刘少奇的推断。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三部分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1）
1月29日，毛泽东提出开出气会，1月30日，毛泽东做了坚持民主集中制、让人讲话的报告之后，大会正式转入第二阶段—“出气”阶段。
这一阶段，根据中央的布置，省、市、部委一方面要充分听取地县两级干部的意见，一方面要主动检讨过去几年存在的缺点错误，解决一个上下通气的问题。从毛泽东来说，他很重视“出气”这一阶段。在大会的第一阶段，有关各组讨论的情况汇报都是由杨尚昆听取的（刘少奇听了大会第一天的汇报）；而在“出气”阶段，毛泽东则亲自听取了汇报。2月1日晚上，是华北、东北、华东汇报，2日晚上，是中南、西南、西北汇报。那两天，人们汇报了哪些内容，毛泽东到底讲了些什么，今天，我们已无从知晓，档案里既没有留下文字材料，也未见当事人的点滴回忆。
由于“出气会”是毛泽东直接布置的，再加上毛泽东要亲自听取“出气”情况的汇报，各个省、部委都不敢怠慢，非常重视。他们一方面发动大家提意见，一方面抓紧准备检讨材料。
从已知的“出气”情况看，不少人把心中的怨气发泄出来了，有给省委提意见的，也有给地委提意见的，还有给各部委提意见的；有提工作中的意见，也有提运动中的意见，还有提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意见等等，有些意见则讲得相当尖锐。
比如湖南有人针对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运动，给省委提意见说：“没有抓住‘五风’这个关键问题，把文章做到纯洁组织的问题上去了，全省一下子就发现了32个三类县，可见省委心中无底。工作队一到县里，一下就把县委甩开了，既不开县委会，又不了解情况，却把干部划了一大堆五六类。对当地党委组织根本不信任，不去耐心帮助，怎么能谈得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呢？”
还有人说：“1960年整社出的问题比前几年还要大，主要是把干部的积极性打掉了。整风整社运动究竟哪些对哪些不对？要请省委加以说明。信阳经验究竟是不是成功的经验？要请创造人做个报告。三类队划分的标准是谁规定的，究竟全省有多少敌人掌握的大队，为什么出入这么大？整风整社，整下边干部，真是整伤了心。”由此可以看到县级干部的气的确很大。
吉林有人提意见：“1958年中组部在徐水开过一个会，提出：‘不信就看，不通就辩，不干就换’。对各地影响很大，造成了轻易撤换干部的后果。”
河北有人给省委提意见说：“这几年搞运动多，对干部压服多，开会经常讲撤职、开除，如干部不入食堂撤职，反不出坏人撤职。……从食堂里找坏人，从各级干部里挖死官僚，真叫下边害怕。”这些意见反映了上级领导脱离群众、领导作风专断，遇到问题总是用战争年代搞肃反的思路（动不动就抓坏人）搞建设的情况，其结果，弄得上下关系紧张，工作出现重大挫折也就不足为怪了。
还有人针对反倾向斗争提出意见说：“近几年来，在反倾向斗争中，实行了过火斗争，破坏了民主生活，人人自危，实际上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实际上没有民主生活，在斗争中，一搞就找集团。”
这些意见都十分尖锐，话说得也重。
在让大家出气的基础上，各个省、市、部委纷纷作自我批评。2月4日是大年三十，除夕；2月5日，大年初一，又是星期日，所以休息；2月6日，大年初二，继续开会；2月7日下午大会闭幕。一般来说，各省都是在春节前听取意见，节后进行检讨。也有在节前检讨的，如湖北。
河北的检讨—河北是由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长刘子厚在2月6日做的检讨。河北在1958年自称“创造了18万亩千斤、双千斤甚至5000斤以上的小麦‘卫星’田和大面积丰产典型”，同河南一起率先提出1959年实现小麦千斤省的宏伟目标；1959年更喊出“三年包天津、五年包北京”④的“响亮”口号，一时间把北京人激动的不得了，一想到在另一个地方，有人在为他们的生活美好而艰苦奋斗的时候，就生出无尽的感激和钦佩！其结果呢，河北连自己的口粮也解决不了。1960年冬，全省人均只吃4两粮食，日子过得很艰难！在检讨中，刘子厚分三段讲了河北的情况。他说：1958年大家都知道不用说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认为农村需要反右，把解散食堂也看成是右，实际是农村“左”的情况未彻底解决，反而掀起了反右浪潮。加之在这种情况下，搞了几个大办，搞过渡试点，结果伤害了一部分干部，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1960年的减产。再一段是1960年冬，就减产和生活上发生问题的原因，对天灾估计的高，对坏人挡道、基层组织不纯、五类分子掌权、民主革命不彻底，估计得过分；而对“五风”错误的严重危害性估计不足。
从河北的检讨来看，河北经历三次反复，第一次是1958年，第二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至1960年，第三次是1960年冬。前两次的反复把经济搞垮了，也伤害了一部分干部，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后一次在寻找出现困难的原因时，把一些县以下干部的心伤了。
山西的检讨—山西在1958年也是一个比较活跃的省份，不断放高产卫星。1958年7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农业科学家预计一亩小麦可产2万斤；1958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实现了玉米千斤省。这在当时影响较大。这次出气会上，山西有人提意见说，这几年山西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主要是“人灾”造成的，“天灾”对收成的影响不大。1958年是丰收年，1959、1960年一部分地区受灾，1961年天灾比哪一年都大，但收成比1960年还好。“人灾”主要是1959年以后，公共食堂散了又办，办了又散，反复了两次；社办经济大搞平调；征购中购了过头粮；瞎指挥，修了一些无用的水库。于是农村出现了三瘦（人瘦、牲口瘦、猪瘦）现象。1960年冬，形势恶性发展，闹了浮肿病，死了一些人。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是陶鲁笳，1962年他45岁，陶鲁笳36岁就出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是全国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年龄最小的之一，也是当年的省委第一书记至今还健在的惟一一位了。山西当年虽然也是头脑发热，犯了不少错误，但相对全国来讲，三年困难时期山西人口总量没有出现负增长，还算一个稍显平稳的省份。陶鲁笳在2月6日检讨说：“第一，过去四年，我们曾有两次头脑发热，一次是1958年9月－1959年2月；另一次是1959年9月－1960年6月。1958－1960年，全省平调总数共计8。1亿多，其中6亿多是1959年9月－1960年6月。” 陶鲁笳的检讨与大家所提意见比较一致，关键是庐山会议以后的错误。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三部分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2）
陶鲁笳还说：“第二，1958年冬我曾向毛主席汇报石楼县少种高产，全县平均亩产千斤的经验，其实是170斤。”在这个事情上，陶鲁笳也是被骗了。杜润生后来说：“像湖北省，一亩地能打一万斤，王任重都信以为真。我后来问王任重：你当时怎么相信？王任重说：我看见打场了。实际情况是地方上有人骗他。在他来参观的头一天晚上，把20亩的水稻搬到一个场上，说是一亩地产的。我当时在科学院工作，多数科学家不相信。”陶鲁笳把这样一件离奇的事情在出气会上检讨出来，应该说是比较坦诚的。
陶鲁笳检讨的第三点错误是：山西省委在反倾向斗争中有机械过火的错误：第一次1957年反右，第二次1958年，第三次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第四次1960年冬－1961年春的纠正“五风”运动（即整风整社运动）。陶表示，省委当时对于农村阶级复辟的情况和阶级复辟对党内的影响估计得过于严重了一些。
在反倾向斗争方面，陶鲁笳还加了1957年的反右，这在当时并不多见。看来陶鲁笳的检讨具有一定的深度。
湖北的检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检讨，比较有些特色。他在2月1日做自我批评说：湖北这几年的错误是自以为是，“五风”俱全，盲目乐观，“左”倾蛮干。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公社，1959年大办水利，大搞三治（治山、治水、治土），1960年夏季大搞开荒，都表现了“左”倾蛮干。我们在进行工作的时候急躁，纠正错误的时候也急躁。就错误与成绩而言，至少是三七开，也可能是四六开、对半，请大家公道。我的错误之一，没有调查研究，对上对下，常常轻率发言，表示意见，给工作造成不少损失。王任重还说，林总批评有人干扰主席思想向“左”拉，我就是其中一个。反映了一些不合实际的情况，岂不就是干扰了主席思想。
从王任重的检讨来看，他认为一些大办和“左”倾蛮干他有责任，但最值得指出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对上对下，常常轻率发言，反映一些不合实际的情况。这一点在“大跃进”初期，湖北的表现的确比较突出。
湖北在全国最先宣传水稻“亩产3万6000多斤”、“粮食多得无处放”、“吃饭不要钱”，在全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王任重后来对《人民日报》的同志说：“1958年我们天天登报，出了风头；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浮夸风我们在全国带了头”。王任重的话，讲得比较实在，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又把它讲出来，实在是难能可贵！
此外，湖北在1958年向中央报粮食产量是450亿斤，其实只有197亿斤。这大概就是王任重所说向中央反映不合实际情况的内容。因为向中央多报了数字，在1959年春，湖北形势恶化起来，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此时的省委有所醒悟，向中央做了检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恶化的形势没有得到遏制反而继续发展，湖北大量死人是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
1960年7、8月间，湖北重新认识错误，并号召层层揭盖子，到1960年11月，省委专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总结工作，请大家提意见。
总的看来，湖北曾经很“左”，但煞车较早，并不断做自我批评。不过，这次出气会上人们进一步提出：“省委担担子是担的空担子，检讨以后完事，我们担的是实担子，大会批评，小会斗争，撤职，开除。”王任重对此多少有些意外。他为此再做自我批评，他说：湖北犯错误最严重的时期是1959年秋季到1960年上半年，省委搞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错误地对不少同志进行了批判。湖北的这一斗争，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他针对“省委担担子是担的空担子”问题，表示要对处分错了的同志平反，其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省委来负。王任重特别提到“中央没有处分我们，我们也不应该处分你们”。王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