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们”。王任重的这席话，是“出气会”基本精神的体现，层层放担子。这样一来，上下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王任重在检讨犯错误的原因时，他说：客观原因是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主观原因是缺乏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此外有急躁情绪，总是嫌慢了，怕落后。　　　　
　　　　王任重的检讨比较全面，也有一定的深度，湖北的同志也相对满意一些。若干年后，他的同事回顾这一段历史说：“错了的事，他勇于担担子、改过，不诿过于人……到1960年全国还在困难之中时，湖北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任重同志对工作中的失误，认识得快，改得坚决。”他们还讲了这样一件事：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下够用一天的存粮，为了救急，把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了。中央办公厅得知这一消息，大发雷霆，对武汉市委要给予处分。这时的王任重出来代市委承担责任，事情得以化解。这又反映了王任重敢作敢为并勇于承担责任的另一面。　　　　
　　　　广东的检讨—广东省委检讨说，这几年我们实际上是丢掉了党的两个优良传统：一是党内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传统，出现了过火斗争；一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传统。　　　　
　　　　“大跃进”初期广东也是一个浮夸大省。1958年11月，他们向中央报喜，广东全年粮食平均亩产1650多斤。后来的广东比较稳一些，1960年他们对信阳经验没有推广，并做了严格约束，虽然也出现一些扩大化问题，但比较轻。这也是广东省委比较自豪的一个问题。广东省委关于丢掉两个优良传统的说法，也算找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　　　　
　　　　吉林的检讨—吉林是“大跃进”期间稍显平稳的省份，也是全国没有饿死人的少数几个省之一。仅举一例便可证明。比如：1958年10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吉林平均粮食作物亩产237斤；而在这之前，《人民日报》已相继报道安徽、河南、江苏、湖北成为千斤省，在这之后，10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实现了玉米千斤省；11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全年粮食平均亩产1650多斤。透过这些信息，可以看到吉林的可贵之处，在一片浮夸浪潮中，吉林能够保持低调是相当的不容易。不过，即使是吉林的低调，也存在很大水分。这个237斤，实际比上年增产达45％，是否浮夸，一看便知。但对比前面提到的各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产”吉林还算“实际”些。但吉林也仅仅是没有饿死人而已，经济建设还是遭遇了很大挫折。　　　　
　　　　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在检讨中说：四年来经过三个反复：从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初，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是省委1958年11月召开过一次思想混乱的会，会上提出农业一年翻身，粮食过关，搞高产田、卫星田，计划大量缩减耕地面积，宣传二、三年吃的方面实现按需分配，强调拔“白旗”等等，1958年郑州会议以后，1959年上半年情况显著好转。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又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错误。这是因为反右倾的斗争，搞到基层扩大化了；1960年4月的六级干部会议，一方面纠正“共产风”，一方面又布置过渡试点，这是自相矛盾的；还有十几个大办接踵而来；高指标没有降下来。加上天灾，这年的农业大量减产。　　　　
　　　　这里吴德没有明确指出所谓第三个反复是什么。分析起来，这第三个反复很可能就是指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运动，又伤害不少人。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三部分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3）

　　　　浙江的检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头脑发热，下边不少同志甚至还要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当毛泽东发出纠“左”的指示以后，有些地方竟顶着不办。四川是一个，浙江也是一个。2月6日，浙江省委在检讨时说：高指标、浮夸风，主席六条指示下达以后，仍自以为是，5月，又提出把早稻双千斤的锣鼓敲起来。浙江是这样，柯庆施在检讨中也说，“每当主席、中央纠正高指标的错误时，我们一方面同意，一方面总怕退得太多，思想上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又订出了比较高的增产计划”。柯庆施所谈，恐怕也是一些高级干部的思想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除了着急、怕落后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结果弄巧成拙，想快反而慢了。当然也不乏摸不准毛泽东和中央指示精神的问题。陶鲁笳后来回忆说：总的看，毛主席“在纠正高指标的错误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由此看来，毛泽东的矛盾心理，也是下边不能立即贯彻纠“左”指示的原因之一！　　　　
　　　　综合以上介绍，各省委书记的检讨，大体给人这样一些印象：　　　　
　　　　在中央已经检讨过去几年到底犯了哪些错误，有哪些经验教训，主动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各省的检讨相对比较细致一些，一般都划分了犯错误的阶段，而且主要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8年—1959年初，他们认为这一阶段主要是缺乏经验；　　　　
　　　　第二阶段是1959年下半年—1960年上半年，无论哪一个省都认为这一阶段的问题最大，是庐山会议反右倾反坏了，真正减产的是这一年；　　　　
　　　　第三阶段是1960年冬。1960年冬为什么也成了一个阶段呢？1960年10月，中央发现信阳等地出现大面积饥荒，非正常死亡很多人之后，当时作出的第一反应，除了工作上的失误，就是坏人捣乱。于是，这年冬季在全国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整风整社的结果，处分了不少县委书记以下（含县委书记）的干部，伤害了很多人，使人们怨气很大。王任重说，我们向前进的时候，有急躁情绪，在纠正错误的时候，也有急躁情绪，过分的批评人，处分人。王任重此话，就是讲的第三阶段。　　　　
　　　　在这次检讨中，有些省在估量错误和成绩的关系时，不仅没有坚持“一个和九个”的关系，甚至还突破了“三个和七个”的关系，认为可以是四六开，也可以是五五开。还有的省直接提出，“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灾”是主要的。他们认为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主要是缺乏调查研究，缺乏党内民主，这两条不纠正，以后还要犯错误。　　　　
　　　　我想，提出党内缺乏民主，尤其显得重要。比如搞调查研究，实际上并不缺乏，“大跃进”期间，上至毛泽东，下至县委书记，是下基层最多的年份之一。当时很多部的部长都到基层去了，以至周恩来下令每个部必须留一个部级干部看家，免得中央有急事找不到人。可见各级干部工作之“深入”。但下去是下去了，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有什么用呢？即使看到了也不敢讲真话。缺乏民主的氛围，调查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只能是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所以会上几乎每个省委书记都提到了缺乏民主，党内斗争过火的问题。这也是七千人大会的一个重大收获，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就表明当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或者说已经有了一些民主气氛。但是，如何纠正，如何才能实现党内民主，尤其是如何才能防止党内不民主的现象再次发生，综观整个七千人大会，都没有得到深入讨论或者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当然，这不是一次大会就能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未来一直需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时至今日我们仍在探索中。　　　　
　　　　1962年的春节，各个省委在作自我批评的同时，中共中央各直属机关和国务院的各个部委，也都在进行自我检讨。这些单位均分管着全国的各行各业，有着很大的权力。在检讨中，他们也是纷纷主动承担责任，表示工作没有做好。　　　　
　　　　粮食部说：1959年全国征购粮食1200亿斤，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原因。1959年全国全年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征购就拿走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粮食部为此感到非常痛心。粮食部还说：1960年本来全国已出现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现象已极为严重，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可见粮食部见事太迟了！全国出现大饥荒的原因，可以说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中粮食征购过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煤炭是工业的重要能源，要发展工业，没有煤炭等于无米之炊。中央因此一直非常重视煤炭的生产。煤炭部检讨说：对这几年煤炭生产方面的估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58年8月到1959年上半年，生产迅速增长，虽然也过了头，可以说成绩伟大，缺点不多。从1959年9月－1960年底，生产搞过了头，使生产能力遭受严重的破坏，产量下降。因而这段工作是“得不偿失”的。1961年做了很多调整工作很有成绩，但是也走了一些弯路。　　　　
　　　　和各省的检讨一样，国务院各部委在检讨中，也都提到了犹如分水岭和转折点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事实上它不仅对农村经济，对工业经济也起了非常严重的负面作用。　　　　
　　　　冶金部的错误就更大了。“大跃进”期间，冶金部可以说是全国最老大的“大红人”，以钢为纲，一切都要为钢让路。本来，在经济建设中必须注意综合平衡，但是，冶金部看到毛泽东和中央很重视钢铁的产量，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大力发展钢铁事业。因而就不断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钢铁指标。当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谈到用“1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的想法后，冶金部立刻写报告给中央和毛泽东说：“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我国钢铁工业“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对此毛泽东很是高兴，称冶金部的报告是“一首抒情诗”。1958年5月，冶金部又论证表示只要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可以赶上美国，这对毛泽东和中央一再抬高钢铁指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这次冶金部在会上检讨说：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高指标是冶金部带起来的，计委提的指标高，有些是我们直接提的，有些是我们造成的。所以计委、经委的毛病我们有份。中央要把责任担起来，我们更加于心不安。的确，冶金部在片面追求钢铁产量问题上难辞其咎，不过冶金部积极检讨的态度还是值得称赞的。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三部分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4）

　　　　外贸部检讨说：1959－1960年多出口粮食几十亿斤，而且在一个时期要求大家不吃猪肉，支持出口。这几年外贸部提出：“挤、超、顶”，“五先”，“出口第一”，“保一头”等口号，起了不好的作用。今天看来，确实如此。不过说句公道话，责任也并不全在外贸部，当时勒紧裤带向苏联还债也是原因之一。无论怎么讲，饥荒既起，仍不顾国内的经济状况，盲目出口，以致国内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错误也是有的。　　　　
　　　　水电部检讨说：1960年蓄水一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全国上马300多个，结果不仅浪费了国家的财力、物力，而且还挤占了农村大量的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也造成近年来防汛工作很紧张。　　　　
　　　　具体地说，“大跃进”运动在水利问题上，一方面取得重大成绩，修了很多很好的水库；一方面也上了很多得不偿失的项目，造成重大损失。河南、湖北等不少省市都有乱修水库造成大面积土地沙化，甚至死人的情况发生。这一方面留下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在中共中央各部门的检讨中，《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检讨非常值得在此一提。毛泽东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很多时候都让吴冷西列席中央常委会议。吴冷西的政治待遇，可以说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上。自然，吴冷西对中央的各项决策过程是十分清楚的。　　　　
　　　　吴冷西于1957年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他的前任邓拓因为不及时宣传中央的精神，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吴冷西大概是吸取邓拓的经验教训，变得非常注意抓苗头，赶潮流，致使其主管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期间起了非常明显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次会上，吴冷西在检讨时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可以说，在一个时候，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　　　　
　　　　这是一句比较实事求是的自我评价，也是他深刻反省的结果。所以还在毛泽东提出开“出气会”之前的前十天，吴冷西就在中直系统的文教组做了全面系统地检讨，将《人民日报》的错误概括为九个问题。　　　　
　　　　他在谈到建立人民公社问题时说：1958年夏的北戴河会议说：先试点，再推广。9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却说“也可边试点，边推广”。北戴河决议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9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却把“或者更长的时间”这几个字擅自删掉了。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民日报》是火上加油，以致错上加错。　　　　
　　　　关于高速度与按比例，吴冷西说：宣传了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高速度本身就是按比例。片面强调多快，忽视好省。　　　　
　　　　是啊，翻开当年的《人民日报》，“高速度万岁”，黑体大字赫然醒目。《人民日报》的浮夸言论，满纸都是！　　　　
　　　　吴冷西还说：宣传地方工业遍地开花，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对此，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及时说，实际是“一马当先，万马落后”。毛泽东插话说，是“一马当先，万马皆死”。毛、周的话，反映了他们对这一口号的深刻反思，教训是痛彻心骨的。　　　　
　　　　关于破除迷信，吴冷西说：主席讲了敢说、敢想、敢干，要以马列主义为基础，《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社论。④此后，它成为一句家喻户晓的著名口号，也为后来所有了解中国“大跃进”这段历史的人所熟知。当年的福建省委书记梁灵光几十年后回忆说：“《人民日报》登出一张小孩子坐在麦穗上的照片，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说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一天以后，“柯庆施不断地给我们打电话，说全国连发几颗‘卫星’都是在北方，南方的空气太沉闷了，你们要表态呀！叶飞很紧张，连忙把新闻记者找来，要他们‘赶快动手’。这样，福建也开始放‘卫星’”。很显然，《人民日报》在其中起了很负面的导向作用。　　　　
　　　　关于浮夸，吴冷西说：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强调压缩空气，说河南一年水利化即使能够实现，也不登报，硬是卡死。但是《人民日报》却在1958年6月7日，报道河南半年就实现了水利化，而且发表社论《河南人民做出了好榜样》，将全国的军。报纸还大量登载高指标、放卫星，批评不相信高指标的人是“右倾保守”，是“白旗”。　　　　
　　　　1959年6月5日，罗荣桓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个会议上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被插“白旗”的地方。真是一语中的。　　　　
　　　　关于瞎指挥，吴冷西说：不问具体条件，运用一种激将法：“这儿能办到，那儿为什么办不到？”这样推广了一些很错误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