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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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谭震林，“大跃进”期间，确实表现得非常活跃。他在南方、在北方先后召开几省、市的分片农业大协作会议，召开小麦、水稻、棉花等主要农作物的专业会议，召开水利、农业机械等现场会议，大做促进工作；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宣传要“大跃进”。他还马不停蹄地到处视察，比较典型的一次，仅用10天时间就跑了30个县，一天3个县。想想当年的交通状况、乘车条件，就可以想像他是怎样不辞劳苦，又是怎样走马观花了。他一路看下来，各地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使他产生了不仅调高的指标可以达到，而且能够大大超过的错觉，“大跃进”的信心也因此更足了。他在中共安徽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说：“我来安徽，主要是看形势……我就看到了这个跃进的形势……汕头、醴陵和湖北的几个县是搞亩产1500斤的，你们来个全县平均2000斤盖过他。这不是自满，这是打擂台。”接着他又鼓劲说：“第一个‘卫星’放出去，第二个也就出来了。我看麦子亩产5000斤的‘卫星’可能出在你们安徽的阜阳。会不会出现亩产万斤，我看有可能。”②一种美好的想象，最终被现实击得粉碎。七千人大会上，杭州地区的同志愤愤地说：谭震林“乱批评人，乱压人。逼着我们在杭州搞亩产万斤田，搞一个亩产万斤的专区，完全脱离实际。”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曾经响彻全国的离奇口号，也是谭震林的文章中第一次引用的。③他还宣传和推广了“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对有些地方提出的“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等错误提法表示赞成。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他自己的“罪状”有两条：一是大炼钢铁，二是人民公社，他无发明权，有推广权，主要责任在他，赞成的也分点成。其中特别提到谭震林，他说：“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放的不准，心血来潮，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④
从这时起，谭震林才开始清醒一些，此后的他开始做自我批评，也逐渐地谨慎起来。他说：“中央书记处分工我管农业，我没有管好。虽然‘大跃进’了，可是过了五关，斩了六将，最后走了一个麦城。”“去年刮‘共产风’这是我要负责任的，过去做过的一律不算，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都是应该的。我毫不推脱这个责任”，“‘五风’主要来自上面，来自中央各部门，来自中央作具体工作的同志，我就是其中之一”。⑤他在七千人大会的检讨，从四个方面回顾了自己的错误，强调说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
然而大会在讨论时，人们针对谭震林仍然提了不少意见。大体说来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认为，谭震林能够进行自我批评，这是很好的，对大家有启发教育作用。但又强调，谭检查的不够。说这个检查晚了，在去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和8月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应当检查，另外检讨的也不深刻。一是错误属于什么性质，没有深挖。这种错误是属于离开了毛主席思想，离开了总路线的错误，是离开了正确的轨道，有“左”倾的毛病。二是对错误的危害没有检查，对错误所产生的后果没有痛心之感。三是对产生错误的思想根源挖得不深。主要是骄傲自满了，官做大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四是检查中没有说清楚自己应负什么责任。五是农业今后如何办，没有提出几条办法。
有些人还提出应把他定为路线性的错误。还有人尖锐地说，谭是我们党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官僚主义者。主席思想受干扰，主要是由于他的影响。他的错误，为什么不可以说是路线性的？很显然，人们对谭震林的检查一方面表示欢迎，一方面又表示不满意。
当时的谭震林一定压力很大。他作为分管农业工作的负责人，有些责任是不能推脱的，但要把他定为路线性的错误，显然是言重了。
谭震林的一生，毫无疑问是很传奇的一生。他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但也犯过错误。“大跃进”期间，因为他错炮连连而走了麦城；“文革”期间，也因为他炮轰陈伯达、江青，被称颂为英雄。这就是真实的谭震林！
对“大跃进”的错误，过去的时间越久，谭震林想的越多，越是内疚。21年后的1983年，在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他还在反思，而且念念不忘，他说道：“我们党在农村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特别是1958年所犯的错误，我是负有责任的。”⑥毛泽东走了，谭老板还活着，但他对“大跃进”的错误，并没有推诿。这也是谭震林的性格，是他的高尚之处！
和谭震林一样，曾希圣是七千人大会上另一个惹人注意的人物。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时，批评有的省委书记不让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知情人心里明白，这些摸不得的“老虎”中，就包括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很快，在大会“出气”阶段，便传来了曾希圣被免职（当时叫调离）的消息。
曾希圣，1904年生，和邓小平同龄；湖南人，和毛泽东同乡。1924年的黄埔生，曾参加北伐战争，可谓资格老矣！他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遭到全面“围剿”之际，信仰共产主义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当时年仅23岁。此后曾希圣先在河南、山东、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到中央苏区领导电台侦察工作。曾希圣脑子快，善于钻研，在当时红军条件极其简陋、人才又很缺乏的情况下，硬靠自己的钻劲破译了国民党军大量的军事情报。红军创造的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粉碎的国民党军一次次“围剿”；红军四渡赤水，巧避敌军锋芒跳出重围的一个个战争奇迹的背后，也有着曾希圣的一份功劳。只是多少年来，这些很少被人提及而已。曾希圣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赞扬他领导的二局（情报局）说：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周恩来则赞扬曾希圣是我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可见曾希圣在战争年代具有独特的一份贡献。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四部分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2）
战争年代人称曾希圣“曾胡子”；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好了，他渐渐“发福”，人称“曾胖子”。曾希圣个性很强，但从这些绰号来看，倒也看不出他很强的个性来。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说，战争年代也有人说他是“老虎脾气，菩萨心肠”①。这里暂不说菩萨心肠，老虎脾气看来是有的。在安徽，有人甚至称他为“曾霸王”。可见工作作风强硬，比较霸气。战争胜利了，和平年代，官做大了，脾气也大，对人民的疾苦恐怕就不那么敏感了。水静同一篇文章还说，她曾向曾希圣反映，她的家乡安徽无为县饿死人的问题，但他听不进去。这真是百姓的悲剧，也是曾希圣个人的悲剧了。
1940年起，曾希圣到华中工作，曾就任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大概因为他在华中的时间较长，对安徽的情况比较了解，自1951年起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10月，山东发生严重饥荒，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被中央免职，曾希圣再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又同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实属罕见，可见中央对他十分看重与信赖。他身边的朋友开玩笑说：“你现在不但是大忙人，也是大红人呀！”②
这样一位大红人，怎么会突然在七千人大会期间被免职？至今，没有详细的文字材料可证，也很少看见有人回忆这一段历史。从一些零星散见的文字资料来看，一般认为是因为他搞“责任田”的缘故。细细研读七千人大会的文件，仿佛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虽然有一些细节问题还搞不大清楚，但基本的面貌似可厘清。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七千人大会时，全国被定为重灾省的，有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省。安徽没有包括在内。在1月底中央准备结束会议的时候，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的几封来信，猛然搅动了看似平静的一池水面。几封信几乎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
就安徽来说，使人感到安徽省委汇报的死亡数字不真实，曾希圣在安徽是一个人说了算，大家都是看他的眼色和脸色说话做事。不少人对曾希圣有意见，但没有人敢讲。他们是抱了很大的希望，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把安徽的问题讲出来，看来现在没有法子讲了，因此很失望。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几封信是使毛泽东做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几大常委分别到各省听取讨论情况，被安排到安徽组参加会议的，是刘少奇。
1月30日晚上，刘少奇来到安徽同志的住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大组全体会议（大组，以省为单位；小组，以地委为单位）。用刘少奇自己的话说，他来到安徽组的目的，是想搞清楚安徽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怎么样？
曾希圣呢，他对毛泽东在大会上讲的“要摸老虎屁股”的话并没有在意，更没有意识到这些“老虎”所指，其中就有自己。当他得知刘少奇要来参加安徽组的会议，还请彭真捎话给刘，请刘给安徽的同志鼓鼓劲。
刘少奇来到安徽组，就对曾希圣说，你不是请彭真让我给大家鼓鼓劲吗？假如相当多的人肚子里还有气没有出完，越鼓，气就越多，不会有干劲的。要鼓干劲，首先是出气的问题，充分发扬民主的问题。刘少奇这样认识问题，应该说是正确的。
刘少奇针对安徽这几年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农业减产，工业现在也减产，明年还要减产，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又发出和他在大会讲话时一样的“天问”：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我在报告中讲了四条缺点错误，安徽有多少条？是多一条两条，还是减一条两条？错误的性质，我在报告中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安徽是不是这样？错误的责任，总的来说是中央负责，省、地、县是个什么责任？①刘少奇的这几问，直逼问题的核心，所有与会者震动极大，“气氛十分紧张”②！刘少奇认为，安徽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所以他号召大家围绕这几个问题进行讨论，换句话说，是揭盖子。
2月3日下午，刘少奇再一次来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大组会议。经过3天半的讨论，人们已经提了不少意见。同时，刘少奇也找了安徽的不少同志谈话，了解情况。这次会上，曾希圣和安徽省长黄岩先后做了检讨。曾希圣在检讨中说：一是对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认真研究，不求甚解，贯彻不力；二是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央封锁消息；三是对中央有些部门傲慢乱顶，对友邻地区关系没搞好；四是对同级和下级不民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所有这些，都使党受到了严重损失，使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使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造成了严重非正常死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他还说：1959年、1960年安徽农村工作错误是主要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刘少奇听后问大家：曾希圣同志、黄岩同志作了检查，你们满意不满意呵！众声回答：不满意。
可见安徽的同志对曾希圣真的很有些意见。当然，也不排除会场的气氛感染情绪，导致人们一边倒的情况发生！曾希圣很可能就遭遇到了会上的这样一种情绪。刘少奇呢，对曾希圣平时不让人讲话的情况也很不满。曾希圣越不让人讲话，刘少奇也就越鼓励大家说实话。用刘少奇自己的话说，他当时“生了一点气，发了一点火”。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30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
他还说：现在别的事情我不抓，专门抓要讲老实话。不管问题怎么严重，都可以不处分，批评一下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但是再说假话，非处分不可。因此，我要有点压力。现在有两种压力，一种是不要你们讲老实话的压力，一种是要你们说老实话的压力。共产党员应该说老实话的，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如实反映情况，我的报告中也讲过了，不如实反映情况，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讲到这里，刘少奇戛然而止，不高兴地说：今天散会。“整个会议的气氛越加紧张”。
2月7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安徽的同志仍留在北京继续开会。在大会结束的第三天晚上，2月9日，刘少奇三上北京友谊宾馆。这一次，他经过多方了解情况，看来已经胸有成竹，掌握安徽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了。
在会上，刘少奇发表了总结性的讲话。他说：看来，安徽的中心问题是省委的问题，省委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曾希圣的问题。接着，他对曾希圣的问题进行了解说。并宣布，曾希圣同志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接受他这个要求。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任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四部分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3）
那么，曾希圣到底是些什么问题呢？到底为什么被调离安徽呢？从刘少奇的讲话来看，中央似没有一个正式的文件，或者很正式的说法。因为刘少奇的讲话，看上去似乎讲得比较散，没有系统地列出曾希圣的错误一二三条，讲得比较笼统。这里，大致可以归纳出主要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曾希圣有毛病，而且很严重。具体说来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脾气很坏。刘少奇形象地讲：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曾希圣同志就是这个缺点，和三个臭皮匠不能合在一起，合在一起，也是别人做老鼠他做猫，这是非正常的党内关系，也是非组织关系。
还有，曾希圣的作风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切要依他的办，不管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从这一点讲，有独立王国性质。但有某种程度的不自觉。
刘少奇还说：作为一个党员来说，这些毛病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是可以容忍的，但是作为安徽这样一个大省，这样一个大的党，第一书记是个主要负责人，有这些缺点错误是不能允许的。问题就在这里。说曾希圣同志有一个派别他不好接受，那么，我就说，曾希圣同志是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安徽的党，改造安徽的社会。我们党，现在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面貌，毛主席的思想，来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改造我们的国家，来建设我们的党。我看问题性质是不是
